从 1871 到 1941，一个丹麦家族的中国往事

璞尔生家族

文 |（丹）李来福

璞尔生自1871年抵达中国后，再也没有回过丹麦。

在他去世一年后，玛蒂尔德·璞尔生带着她的两个未婚女儿，分别是26岁和21岁，回到了丹麦并打算在那里定居。

玛蒂尔德把她的居住地作为永久的邮寄地址给了她未婚的姐姐——一位已经退休的教师。

与至亲的重聚本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但是玛蒂尔德很快就意识到她的女儿们再也无法适应在丹麦的生活，尤其是艾莉，离开中国后她日夜想念她已婚的姐姐和她姐姐的孩子。

璞尔生的两个女儿学了一门打字课程，她们认为可能会有用。

1909年5月，她们全家从德国不来梅上船，先是回到并待在北戴河，在那里她们有房子可以随时居住，直到在天津找到新家。

此后，她们住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8号，直至1915年玛蒂尔德·璞尔生去世。

让成年女儿回到丹麦的计划表明，孩子们可以比较熟练地说丹麦语，也许她们童年时在家里就使用丹麦语。他们也学会了汉语。

大女儿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写到她从小就非常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这对外国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她对中国人也怀有极大的同情心。

1902年7月末，巴斯先生雇用的李书保（Li Shubao音译）申诉说，他在天津火车站受到尼尔斯·璞尔生（Niels Poulsen）的骚扰，他伤害了李书保的两匹马。

他们之间的谈话使用的是汉语。此案以尼尔斯·璞尔生向巴斯先生道歉而了结。

丹麦领事要求尼尔斯·璞尔生向李书保先生支付5元的赔偿金，尼尔斯照做了，但李书保拒绝接受赔偿，并把钱还给了尼尔斯。

尼尔斯·璞尔生当时（也许是后来练成）可能是一名熟练的骑手。1907年春季赛马的评论说他“精湛的骑术一如既往，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驯马师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至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有点随心所欲，对待钱财也是如此。

1907年夏天，父亲璞尔生罹患重病，并住院治疗。“由于他的精神状况，已经无法处理商业事务或管理公司事务”，他的儿子尼尔斯·璞尔生便被领事指定担任公司的管理者，并经上海领事批准，但在财务方面要接受领事的严格监督。

从1900年7月到1902年8月，天津由外国军队代表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TPG）控制。

都统衙门有自己的警察组织（当时称“巡捕”），华人巡捕由斯图尔特（H. R. Stewart）指挥，瓦茨（Arnhold B. Watts）作为助手。尼尔斯·璞尔生1900年开始担任巡捕。

当1901年7月瓦茨被调到河上巡捕队后，他接任了都统衙门华人巡捕房的副巡捕长，而且可能一直担任到1902年8月都统衙门撤销时为止。

其后，他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工作，偶尔会在华北地区出差：

1904—1906年，为开滦矿务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Ltd）工作；

1907—1909年，为德国鲁道夫·伯特伦洋行（Rudolph Bertram）工作；

1909年，为莱考夫洋行（Leykauff & Co）工作，至迟从1912年开始，担任该公司山东济南分公司的经理。

1915年，莱考夫因破产被清算，并企图让尼尔斯·璞尔生偿还贷款，但遭到拒绝。

当时，尼尔斯·璞尔生在北京的仁记洋行（Forbes & Co）工作，在1915年3月13日，也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他写信给丹麦公使表示：

他无法偿还贷款，“母亲璞尔生夫人已经做出了安排，在她死后我不会得到任何财产”。

后来，他在济南为费伦·丹尼尔洋行（Fearon, Daniel Co. Inc.）工作。

1921年，他被授予中国“五等嘉禾勋章”。

尼尔斯·璞尔生于1913年3月1日在济南结婚，母亲和妹妹出席了他的婚礼。

他的配偶是英国人，出生在山东青州，父亲是一名浸信会传教士。

尼尔斯·璞尔生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出生于1914年、1916年和1921年）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天津领事馆注册登记并住在济南。

他们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离开中国，他们的儿子在英国工作或学习时加入了英国国籍，年纪在16到19岁。

璞尔生有三个女儿嫁给了在天津的英国人。出生于1882年的米娜·克诺克尔（Minna Knocker）于1901年结婚，婚后在新加坡生活。

1908年，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曾去看望她。其他两个姐妹则一直生活在天津。

出生于1884年的安娜（Anna）于1903年与亚瑟·霍华德·瓦茨（Arthur Howard Watts）结婚。

瓦茨是当地一名领水员和酒店老板的儿子，并在开滦矿务局航运部工作。

出生于1881年的阿尔维尔达（Alvilda，也叫黛西\\[Daisy\\]），于1913年在英国总领事馆与家庭律师孟堪师（K.W. Mounsey）结婚，新娘由丹麦驻北京公使交给了新郎。

孟堪师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离开中国，但瓦茨一家留了下来。

1941年12月，埃里克·瓦茨（Erik Watts）从天津逃到了战时首都重庆，但他的父母留在了天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拘禁。

艾莉·璞尔生一直没有结婚。

她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做速记员，可能是由于她丹麦公民的身份，她才得以安全地在天津度过战争年代。

1906年5月，璞尔生的大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嫁给了德国商人罗伯特·莱考夫（Robert Leykauff），后者在1907年接管了拔维晏洋行（E. Bavier）的进口部，并担任该公司的出口代表人。

他们有一个儿子，出生于1907年。

很可能是因为战争，莱考夫的生意遭受了挫折，他们不得不搬到一处更简陋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三个仆人，辞退了其他仆人。

由于是德国人，当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宣战时，他们成了敌侨，有可能被拘禁或驱逐出境。

然而，中国当局选择对他们实行登记和监视，所以他们可以留在天津，直到1919年2月才与其他在中国的德国人和奥匈国人一起被驱逐出境。

一些中国人对于将这些人驱逐出境表示不满，并提出要把他们藏匿起来，但莱考夫一家还是乘火车南下，准备从上海登上英国轮船前往欧洲。

可是，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接受了一位丹麦官方代表的建议：

由于她的父母是丹麦人，可以安排她和儿子一起留在中国。

她先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后来和妹妹住在天津，但最后她还是想和丈夫在一起。

1920年3月下旬，她和儿子开始了一段痛苦的旅程，免费乘坐德国政府包租的轮船回到欧洲，这艘轮船是用来运送在日本囚禁的战俘回欧洲的。

她到达德国后不久就病了，1920年10月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时，璞尔生家的人积极活动。

1921年初，在天津的妹夫（指孟堪师）向上海的圣三一教堂索要了一份弗朗西丝·莱考夫的出生证明。

4月，在伦敦度假的妹妹来看望了弗朗西丝·莱考夫，并说服罗伯特·莱考夫让她出院。

她出院后在德国度过了一个夏天，但仍在接受医疗护理。

7月底，她去了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她的儿子也从精神失常中康复并去看望了她。

1921年11月，她回到了丹麦，登记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人独居，但仍然是已婚状态，仍然是德国公民。

据我所知，这个家族在丹麦最后的遗物是彼得森（I.C. Petersen，1873—1944）和范妮·赫德维格·彼得森（Fanny Hedvig Petersen，1875—1952）在哥本哈根第5/85区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ksberg）古老公墓的墓碑。

墓碑上，他们名字的侧面是朋友的名字，有三个人的名字在右边，弗朗西丝的名字单独在左边：

弗朗西丝·莱考夫（1878—1934）。1934年1月30日，她的骨灰被装在骨灰瓮中埋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