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安的荔枝》：右相为何专设一个奇葩的"荔枝使"？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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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荔枝》中提到的“右相”是杨国忠，那么杨国忠为何要专门设一个奇葩的“荔枝使”？看似为了满足杨贵妃吃荔枝，其实这未尝不是杨国忠敛财的手段，因为真实历史中，杨国忠在担任“右相”前后，他就已经担任了一系列奇葩的“使”！

《资治通鉴》天宝四载(745)条下说：

杨钊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诸杨数征此言于上，又以属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从祖兄，跟玄宗的“私”关系自然非比寻常，这正是使职诞生的温床。他“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玄宗赞美他为“好度支郎”，显示他精于簿帐等事，亦是他后来判度支的“伏笔”。他任王鉷的判官之后，便从天宝四载起，出任一系列财政或非财政使职。但这些使职是什么，诸书的记载却颇混乱。

1、杨国忠的敛财本事

最可靠最可信的记载，应当是他在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受命为右相（即中书令）时，皇帝制书《杨国忠右相制》中所记他的整套结衔：

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判度支事，权知太府卿，兼蜀郡长史、持节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官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上柱国、弘农县开国伯杨国忠。

这长串官衔，洋洋大观，长达93字，大可用来佐证唐代使职官衔之复杂难解，需要“解码”。

细读之下，可知这里除了列出他的散官（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台职事官（御史大夫，实际上充作“判度支事”的本官）、暂代的某一职事官(权知太府卿)、地方刺史类长官（蜀郡长史，即“成都大都督府长史”，以便兼领剑南节度副使等使职)、勋官（上柱国）和爵号（弘农县开国伯）之外，最可留意的就是他的众多使职，又可分成两大类：一是节度使、采访使等非财税使职。

另一是财税使职，共有八个之多：

(1)判度支事；(2)两京太府、司农出纳使（这实际上是两个使，这里故且合算为一使)：(3)监仓使：(4)祠祭使：(5)木炭使；(6)官市使：(7)长春宫使：(8)九成宫使。

这八个使职，看似林林总总，乱无章法，其实大有关连。

《旧唐书·杨国忠传》有一段写天宝八载(749)，玄宗招呼百官参观宫中左藏库时的一幕，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杨国忠这时在做些什么，以及他所总揽的财权，又是如何巨大：

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左藏库位于大明宫城，是唐朝的国库，收藏钱帛，“货币山积”（指百姓交税时所交纳的丝绢之类纺织品，唐代可以当成货币来使用)，以支付百司月俸钱等，由太府寺从这个库中支出。上引这个叙述最不寻常的一点是，在正规编制上，左藏库原本由职事官太府卿主管，但这位太府卿这时却被“架空”了，不在现场，由杨国忠在主导整个参观行程，因为他从大约天宝七载(748)起，就带有两京太府寺和司农寺的出纳使。

这两个使职，不但让他得以主管宫中这个左藏库（以及收藏各方贡献宝货的右藏库），同时他还可以掌管司农寺属下国家各个粮仓的出纳。这就是为什么，上段记载有一个关键词，说他“专钱谷之任”，不但管“钱”帛，也管“谷”物，不折不扣是玄宗的大账房，“出入禁中，日加亲幸”，远非传统的职事官太府卿和司农卿可比。

2、“右相”的新使职

换句话说，职事官太府卿和司农卿，这时双双都遭到了使职化，被杨国忠这个皇帝钦任的特使架空了。不但如此，玄宗当时“喜其货币山积”，还“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索性把太府卿这个职事官，也让他去“权”知，等于在出纳使之上，再添一官，锦上添花。

事实上，太府卿的使职化，还不是从杨国忠开始的。早在开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杨慎矜，就充太府出纳使。天宝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张瑄，也充太府出纳使。后来，在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也充任过司农、太府出纳使。两个职事官的使职化，已颇频有一段时日了。跟唐代其他使职一样，这两个使职应当都可自辟判官。

至少，我们知道，杨国忠任太府出纳使时，是有判官的，见于《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八月癸已条下，“杨国忠奏有凤皇见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是年冬十月，还为此特别“改通训门曰凤集门，魏仲犀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皇优得调”。

至于度支司和太府寺的关系，最好的解说，见于陆贽的《论裴延龄奸蠹书》：

总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纳货财，太府攸职。凡是太府出纳，皆禀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凭按以勘覆，互相关键，用绝奸欺。其出纳之数，则每旬申闻；其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

在这脉络下看杨国忠，他既是判度支，又是太府出纳使，身兼两个管财的特使，不但可以自行规画经费开支，自行发出“度支文符”，还可以自行出纳，简直就如虎添翼，似无其他官员监管。

但这也正是使职特使的特权，只要皇帝信任他即可。他出任司农出纳使，应当也是如此方便，因为司农寺的出纳，按照律令，也须凭度支的文符。

至于杨国忠的其他几个使职（监仓使、祠祭使、木炭使、宫市使、长春宫使、九成宫使)，则跟他的司农出纳使息息相关，属于业务相关而兼领的性质。司农寺原本监管各地粮仓，准备宫中祠祭用品和木炭，采买宫中物品(宫市)，以及管理同州的长春宫、陕西麟游的夏季行宫九成宫。

这些业务现在都被杨国忠的木炭使、宫市使等等使职拿去了。

杨国忠出任右相后，他似乎不再任监仓使、祠祭使、木炭使等等“琐碎”的使职，但却又新增了一些更重要的使职，并且保有一些原有的旧使职。

天宝十一载(752)的《杨国忠右相制》清楚记载：

可守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学士，修国史，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出纳，勾当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

他这些使职当中，最重要的财政使职有五个：判度支、两京出纳（应当是“两京太府、司农出纳使”的省称)，勾当租庸使和铸钱使。他升任右相，又遥领剑南节度副大使，但他最重要的使命，仍然是判度支等“专钱谷之任”，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他陪同玄宗一行人，匆匆逃命到剑南成都。但逃到马嵬驿时，他就被乱军所杀。

在亡命途中，发生了一个动人的小插曲。玄宗一行人马，从禁苑西面的延秋门逃出（杜甫有诗《哀王孙》为证：“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应作“延秋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千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谓曰：“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此乎？”

杨国忠请玄宗“由左藏库而去”，似乎有深意。这个由他以判度支特使身份。

经营数年、钱帛织品如山积的大财库左藏，现在要由他命手下“千余人”去持火炬焚毁了，以免落入安史叛军手中。国忠显然想让玄宗在临走前，亲眼看看这惊人的场面。但玄宗动了善念，命令“撤火炬而后行”，因为叛军来了，得不到钱帛，恐怕会厚敛百姓，不如给他们，“无重困吾赤子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左藏居然要动用“千余人”持火炬来焚毁，则其库房之多（有东库、西库、朝堂库等，不只一库房），范围之大，财货之山积，可以想见。

事实上，玄宗自己的私房钱库“大盈库”，也就位于这左藏地区（史书上常称之为“左藏大盈库”)。《资治通鉴》写玄宗车驾离去后，天明时，“山谷细民”争入宫中，“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最后也烧了这个私房大盈库：

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

这个被烧毁的大盈库，里面应当贮藏着玄宗朝宇文融和韦坚等聚敛之臣，所括收来的财货宝物。

3、度支使的扩权

从杨国忠所带的这些使职和这个左藏故事看来，他判度支时“专钱谷之任”，所为何事，也就历历清晰起来了。肃宗时的第五琦，继杨国忠之后，也在乾元元年(758)起判度支，并同时充任两京太府、司农出纳使和其他多种使职，职掌跟杨国忠类似，成了肃宗的大账房，“集财政收入和支出大权于一身”。但第五琦似是唐史上最后一位太府、司农出纳使，以后未见有人继任，看来此使已废，被判度支取代，不须再任命。

事实上，太府司农出纳使所掌职务，在第五琦之后，改由判度支主管。

判度支（度支使）的职权越来越大了，“渐权百司之职”，使原有的职司度支司(以及太府司农，甚至金部和仓部司)，都遭到更进一步的使职化。建中元年(780)，杨炎想要“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但金仓“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无法回到旧制，最后还是要继续任命判度支的使职，来专掌钱谷的出纳。

贞元初，陆长源在《上宰相书》中，也证实“金仓不司钱谷”。

这方面另一条很好的史料，见于杜佑贞元初的奏疏：

贞元初，度支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置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据此，肃宗以后的度支使，已非旧时度支司的司级主管度支郎中可比。旧时职事官度支郎中所管的“度支国用”等单纯业务，到了财税特使度支使手中，已扩大为全面管国家的钱谷出纳，管两税，管唐西半地区池盐和井盐的专卖，管左藏，管大盈库，管司农太府出纳，管营缮，管火炭，甚至管染练等等，业务真多。

由此，可以解答为什么杨国忠当年判度支时，竟还带有火炭使等几个看似“奇特”的使职。现在，杜佑为了避免这个特使“广置吏员，繁而难理”，贞元初便上奏，请求把度支使所管的营缮归还将作监，木炭归还司农寺，染练归还少府监，但仍保留度支使主管钱谷出纳的重任，包括收入和支出。

度支使在唐后期一百多年的演变中，正如杜佑所说，经历过一个从职务简单到职务繁杂的过程，业务涉及两税、盐专卖、军费、各道节度使出兵时的“出界粮”等等。

为了配合它职务的繁杂，度支使下有一系列的下属僚佐，且都由度支使全权自辟，不须经过吏部的铨选，如度支副使、判案郎官、巡官和推官、粮料使等等。同时，度支还模仿盐铁转运使，设立了一系列地方下属机构，如度支院、度支监院和场院、度支巡院、榷盐使院、榷税使院等等。

这么庞大的使职附属组织和人员，宛然是长安朝廷外的另一个“小朝廷”，跟盐铁转运使的“小朝廷”类似，没有其他使职可以比美。比如，节度使虽号称一方之霸，权势也只局限于某一地方，跟度支、盐铁两使，分掌全国东西两半财赋的大格局，逊色多了，远远不能相比。这也构成“右相”专权的根基。

唐度支司的使职化，并非始于安史乱后，而是早在天宝年间，杨国忠判度支起，就遭到使职化。他以使职身份，不但总揽太府、司农的出纳，还管到宫中火炭等杂事。

杨国忠以后的判度支或度支使，则更进一步把这个使职的职权扩大，到了一个更繁杂的地步，职务涉及两税、盐专卖、军费、节度使出兵时的“出界粮”等等，跟当初的职事官制度支司及其司级长官（度支郎中和员外郎)，只不过负责度支国用等简单几项事务，天差地别这个使职化的结果是，唐后期度支司的司级长官，虽然一直未正式废除，但已沦为闲官，不再处理当初的度支国用等事，或沦为一种本官，仅以此去充任其他使职，比如肃宗朝的第五琦，就曾经以度支郎中的本官，去出任盐铁使。

相反地，唐后期的度支使，则权势巨大，职务繁多，使他成了举足轻重的财政“三司使”之一，跟盐铁转运使和户部使，一起主宰唐后期的财政。

原本传统的度支司，蜕变成一个由度支使主管的使职衙署，不再受职事官制约束，而像盐铁使司那样，有自己的附属地方组织和一系列自辟的使职僚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成了一个职权重，官员多的大衙署，宛然是另一个“小朝廷”。

它也在关键地方设立度支院、监院、场院和巡院等等，仿佛拥有了自己小小的“地方政府”，专管财务，一如皇帝拥有地方州县府一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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