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我的朋友，永别了！

第176期

我有段时间没看“都市放牛”发朋友圈了。

“都市放牛”是新疆若羌县公安局依吞布拉克检查站站长杨松涛的网名，是一名在若羌无人区驻守了33年的警察。

若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县，202298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和可可西里之间就隔着一座阿尔金山。

2023年的秋天，我曾去那采访，和杨松涛及他的战友们一起相处了一周，在被千里无人烟的大自然震撼的同时，我被他们在“绝境”中的坚守所震撼，回来后写了《在无人区，无人喝彩》。

真水无香第139期（2023年12月8日）

此后每个中秋节，我都会给遥远的他们寄出祝福，寄出真水无香的“警察月饼”，是情谊，也是问候。

杨松涛的朋友圈，有时是记录他们救援路上的见闻，有时是荒原风景，有时豪迈地写首诗词，“才结楼兰事，又闻金山险。已是六月酷暑季，犹有雪花俏。俏也不倾心，只等喜来报。待到平安归来时，俺在风中笑。”有时感情细腻，“每一次出发，都有一种对不确定性结果的恐惧”“在高原上，你永远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哪怕前路冰封万里，脚步也绝不迟疑

然而，2024年之后，他再没在朋友圈出现了。我隐隐感觉不对劲，微信上问杨松涛最近怎样，他总回复，让我放心，一切都好，还邀请我再去。

谁能想到，他竟然走了。

前阵子，好久不联系的他的战友小虎打来电话，说：“杨局走了。”走了？调去哪儿了？“他去世了，4月30日离开的。”

难以抑制的泪水夺眶而出。往事一幕幕掠过，翻到采访记录，写的那篇文章，那些对话仿佛就在眼前。

“老丛去世那天晚上，正好是大年三十，老丛妻子打来电话，‘老丛走了。’一开始，杨松涛没反应过来，愣了下，‘我说走了？往哪走了？’‘他过世了。’杨松涛放下电话，感觉一片空白。”

文中这相似的一幕今天同样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一切如此的不真实，难以置信。就在前不久，我还在联系厂家，准备一台高压氧舱代表真水无香公益送给他们检查站，这是之前采访时我提起过的。我没来得及告诉他，来不及再见他，来不及告别。

2023年9月我来检查站访问时，小狗毛豆跑前忙后热烈欢迎。黄蓉 摄

听小虎说，去年3月，杨松涛在北京培训时，咳嗽实在扛不住了，一去医院检查，确诊得了肺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杨松涛生病应该有些日子了。

那次我去采访，在采访别人的时候，从隔壁房间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但他总是说自己没事。小虎说同事们曾多次劝他去医院看看，但他总说等忙好了这次或那次任务、办完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后就会去。

但检查站的工作，哪里有停下来的一天。

每年，大型救援至少有十几次，每一次出发，他们都有一种对不确定性结果的恐惧，每次赶赴现场的路其实无路可走，他们要想办法找路，每次救援光路上时间就要十几个小时起步，有时甚至要开50多小时的车才能到达救援地点。

千里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就不枉青春。

高原缺氧、极端环境、超负荷运转，早已透支了他的生命。他其实自己知道，那次采访时，他告诉我一些同事过世了，“没办法，我们都是严重透支，心肺扩大，心肺肿，都很正常”。那次他还说到自己前一年元月去体检，肺功能检查，相当于是70岁老汉的心肺功能。“我们这平均寿命一般70岁不到。”

可能是为了不让家里和战友担忧，诊断为肺癌后，他一个人在北京与病魔抗争了5个月，是他离开检查站最久的一次，也是他能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最长的时间，遗憾的是，那是病床。

从妻子陈飞事后的回忆当中，可以得知最后的离别场景，实在是过于残酷。

今年4月开始，在北京住院的杨松涛病情开始恶化，一次就能从胸腔抽出3000ml的积液，止痛贴三张都挡不住剧烈的疼痛。

杨松涛的心，在这片高原上。

“想家人，想回新疆，想回检查站看看……”弥留之际，在北京治疗的杨松涛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说。

家人懂得他的心思，带他回家。

五一前夕，路上都是放小长假的人群，也有很多自驾的人已经开上车，前往新疆、内蒙这些大漠，寻找自由的天空。而杨松涛的救护车也夹杂在度假的车流中，争分夺秒地回自己的故乡。

途中杨松涛越来越虚弱，清醒的间隔，他在视频中跟76岁的老父亲说：“我撑不住了，对不起，爸爸。”等在库尔勒的父亲沙哑地嘶吼道：“你绝对不能投降！你要挺住！”

只是这个归途太过漫长，从北京到库尔勒，将近要4000公里。

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时候，杨松涛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60多，不得不就近到医院进了抢救室。

经过抢救后，血氧饱和度上来了，他们又继续向着新疆赶路，只为能再看一眼熟悉的故土。

救护车在高速路上飞奔。4月30日凌晨，在距离家乡还有1800公里的内蒙临河，杨松涛的血压持续降低。1点20分，杨松涛闭上了眼睛。儿子抱住妈妈，哭着说，爸爸解脱了。

我不敢去想那救护车上的哭声，雪山听到了，远方听到了。

最后一程，是妻子、儿子和弟弟一起陪他走完的，在一辆救护车上，这是杨松涛生命中最后的团圆。

他终于回家了。

我想，杨松涛是离不开那个有别于城市的平行世界的，那里在召唤他，他已经把自己揉进了那里的山、水、路，他爱着那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他舍不得离开。

杨松涛生前说，他喜欢每个生命都有它最自在的样子，我想，在高原上穿行，才是他最自在的时刻吧。

高原上自由自在的生灵。

我想，或许召唤他的，还有那些当年出生入死的伙伴们。

2012年在“死亡谷”救援中和杨松涛搭档、时任若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的丛建坤，两人共事近20年，年龄相仿，都喜欢摄影，彼此很投缘。两人一起几次深入阿尔金山腹地，几次濒临绝境。后来，老丛因为身体不好，提前退休了。

2017年春节前，杨松涛和老丛夫妇一起吃饭，他跟老丛约定，说等老丛恢复身体，他退休了，到时两人一起去阿尔金山拍照片。老丛笑呵呵地说，自己好多了，但有点麻烦，他1天要做4次透析。

老丛失约了，第二年的大年三十，他走了。

无人区之所以被定义为无人区，是因为像杨松涛一样的他或她，来过。

先走一步的还有田建军、王世林等，都是生死共赴的兄弟，他们走的时候，也都不到50岁。每次，队友离开，杨松涛没法接受，每次，他都会有短暂的瞬间是空白的。

杨松涛生前会去他们的墓地，看一看老朋友，在那坐一个下午。他说，人是有灵魂的，他和他们之间有着某种感应。

或许他感应到了老伙伴的想念了吧。他也舍不得他们。

上次采访时，杨松涛感叹：我一直挺知足的，作为我来讲，该给我的不该都给我都给我了，我觉得上苍对我挺眷顾的。个人一等功，这在公安上，全国公安一等功80%的人在地底下躺着，15%的人要么在床上，要么在轮椅上的，只剩5%的，像我这样才活蹦乱跳的，就是其中一个，我说句不好听，这是不该给我的东西。

如今听来，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其中。

大多数人前行的勇气，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方安宁，有人守护。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蓝天碧日之下，小山坡上，在依吞布拉克公安检查站空地上，瘦削的他站在阳光下，近视眼镜后面看不清真实的长相，因为他实在是太黑了。我握着那双传说中的树皮般粗糙的大手，忽然有种恍惚。

很遗憾，我没有用影像记录下这一刻。因为他说，他喜欢摄影但不喜欢给自己拍照，所以我也不勉强。他也让我尽量多写战友们，他们都是他的骄傲。

这成了我的遗憾，采访时没有记录下更多他的身影。临别，我征求他的意见，我们一起拍张合照吧。他同意了。拍照时，和他寸步不离的小狗毛豆也入镜凑了热闹。

或许因为苛刻的环境，照片上，黑黑瘦瘦、戴副眼镜的他看起来苍老，他走的时候才53岁。

这样一个身影在闹市人群中，或许毫不起眼，但只要在每个救援现场，在一次次的“才结楼兰事又闻金山险”马不停蹄的救援中，他就是现场的定海神针，他是困顿中唯一的光，像照得人睁不开眼的阳光。

34年前，1991年，20岁的他分配到阿尔金山腹地——若羌县公安局依吞布拉克派出所，当时派出所还是一排泥土房子，3个人一只狗，其中就有杨松涛，在高原的最空旷处，有着杨松涛和战友们并肩守护的岁月，也留下过杨松涛的鲜血。

杨松涛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不是坦途。

像电影《可可西里》里描述的一样，和盗猎者的阻击战，杨松涛和战友也经历过。他的身上有着枪伤，是那个年代留下的，腹部的两个贯通伤口，但他从不示人，知道的人很少很少。

那次采访时，杨松涛说的那句话让我记忆犹深。他说:“在盗猎现场，小羊羔睁着眼躺在母羊身旁，皮子被剥得干干净净。”他说话时，声音厚重，带着悲悯。

正是有着对生命的深刻怜悯，他和队友经历过十几次大、小规模的阻击盗猎战，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生灵。最多一次以4人之力，抓获70多人的盗猎团伙，缴获藏羚羊皮2700多张。

如今阿尔金山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最低谷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6.8万只，野生动物在这片净土上自由奔跑。

那些生灵，那些呼吸，就是守护的意义。

从濒危野生动物，到陷入绝境的探险者、旅游者，在杨松涛的心中，生命的力量重如千钧，无与伦比。

也是因着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他在每一次的救援行动中竭尽全力从不放弃。

从2012年检查站成立到目前为止，12年里，200多次救援中，凡是接到被困者求助的报警，每一次，最后都成功找到了，杨松涛他们没失手过，更让人欣慰的是，每一名被救的人都还活着。

上次采访中，杨松涛总把检查站的00后90后叫做“孩子们”，在这些孩子们眼里，杨松涛像父亲，“严厉起来，吓死人；慈祥起来，爱死人”。

这里的人们有更好的选择，可还是心甘情愿留在这里。

吃菜难，想办法建大棚；排汗难，想办法建汗蒸房；见不到花红叶绿，想办法在室内广场种；没有专门场地健身强体，想办法建篮球场、羽毛球场，支起乒乓球桌、台球桌；没有休闲娱乐场所，想办法搞个专门吹拉弹唱的地方……连每天吃什么更好、怎么吃更合理，他都要关心到。

隔着遥远的距离，这几天我相继联系上了他的孩子们，听他们的回忆，听他们给我发来的各种讲述录音，感觉孩子们的天也塌陷了。

杨松涛的离开，让他们觉得突然，他们谈到他，会笑，会哭，会沉默。他们讲述的每一个字，都那么的痛彻心扉。

蔡伦国是若羌县公安局依吞布拉克派出所所长。从他成为警察那天起，18年来，就一直和杨松涛在一起工作，亦师亦友，如兄如父。

他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救援经历是在2007年的冬天，位于海拔3600米的红柳沟。

大雪连下了三天三夜，路上的积雪有1米多深。1200辆车、2600余名群众被困红柳沟里，粮、油将尽，从报警人电话里的声音就能感受到绝望的气息正在蔓延。

“15公里的雪路，还要背着一堆救援物资，全靠徒步，我们能走到吗？就在我内心疑惑时，师父嘶哑的嗓音穿透了风雪：‘走！爬也要爬过去！’”

就这样，骨瘦如柴的杨松涛带着十多个民警，一头扎进齐腰深的积雪往前走。寒风如刀，滴汗成冰，缺氧更让走的每一步都像背负千斤。然而，蔡伦国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始终走在最前面，虽然他也喘着粗气，却从未停下脚步，哪怕一分钟。

后来他问师傅，你是哪里来的力量？杨松涛说：“有人在等着我们，必须快点赶到！”

“那15公里，对于我们来说是艰辛的，但对受困群众来说，可能就是生死。当满身疲惫、浑身是雪的我们出现时，受困人群发出了欢呼。”

从他们开始选择与高原为伴，就知道往后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随后，清障、推车、抢修……五天四夜在野外连续不停，本来就瘦弱的杨松涛，疲惫得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但他依然用手势指挥着交通。有位群众离开时，含着泪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那一幕，永远铭刻在蔡伦国的脑海里。

他说：“这仅仅是师父无数次冲锋的一个剪影，他总是在用行动指引我，从警之路该如何去走。”

还有一回，两名工人被困阿尔金山腹地，车辆深陷70厘米虚土。此时的阿尔金山，夜间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救援车辆9次深陷泥沼，没有信号，没有方向。

“说实话，当时的我都有些绝望了。但是师父靠着对山区的熟悉和老练的经验，把我们带了出来。280公里，27个小时，最终成功将2名被困工人安全救出。”

“我曾想，那次救援如果没有师父，我会不会就回不来了，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有点后怕，但是师傅总是提醒我：怕就多练！”

此后，师徒俩又多次一起走出绝境，每一次跟在他身后，蔡伦国都被杨松涛的勇气和坚韧所感染，每一次绝境逢生，都让他更加明白，在阿尔金山，没有退缩。

刘青军也是杨松涛带过的兵，与他朝夕相处的四年零七个月，是他最珍贵的记忆。

2020年刘青军刚来时，执勤点连个岗亭都没有，一站就是一整天。八月天，裹着棉大衣还冻得手指僵硬，登记信息都点不准屏幕。高原反应折磨得人头昏脑涨。

那时，望着茫茫戈壁和似乎永远刮不完的风，他也在心里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苦寒之地？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他遇见杨松涛那一刻起，逐渐清晰了。

那天是小刘第一次值夜班，心里发怵。一个戴眼镜、皮肤黝黑、身形瘦弱的人巡查到这里。

“他一下就看到我反光背心上的胶条坏了，没法粘牢。他眉头紧皱：‘这怎么行？！一会儿有大批车过来，都是大车，有盲区。你这背心反光条坏了，晚上多危险！’他立刻让人找来一件新背心给我换上，还亲自把我拉到防撞墩后面站好，反复叮嘱：‘就站这后面，千万别乱跑，等车停稳了再过去！安全第一！’”

那晚，他每次巡查到小刘这儿时，都会提醒一句：“注意安全”。离家千里，那是小刘第一次在高原感受到家人般的、踏实的温暖。“他不是站在高处指挥，而是俯下身为我们挡风的人”。

杨松涛独自与病魔抗争了5个月，那是他离开检查站最久的一次。

“8月17日，他回来了，由于他隐瞒了病情，因此，我们不知道他生病了，大家兴奋地围着他，和他讲述近期检查站发生的点点滴滴。当他看到我时，他说：‘青军呀，几个月不见，你看着瘦了，这可不行，得多吃点饭！’”

他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松土、种树、浇水、聊天……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事后，孩子们才从侧面了解到，他们的杨局生了这么严重的病。

去年12月6日，杨松涛又一次挣扎着回来了。孩子们忍着心痛问他：“局长，都说您要调离高原养病，不回来了？”他沉默了一下，眼圈瞬间红了，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不走，我不走，这里，我还得守着。”

没想到，这次见面，是最后一面。那个时刻喊他“注意安全”，让他“多吃点饭”的父亲一样的男人，永远地走了。

杨松涛在检查站食堂为孩子们烧菜。梁桐 摄

检查站的陈震，是仅有的两个00后之一。

“这次休假回去，别忘了‘五个一’！”这句话，成了检查站送别休假战友的“标配”。

这是杨松涛给回家休假孩子们定下的小任务：给父母洗一次脚、洗一次衣服、转一千块钱、做一顿饭、读一本好书。他说：“你们离家远，见父母不容易，回去好好珍惜，这些小事做到了，比什么都强。”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觉得难为情。给爸妈洗脚？多别扭啊！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可当我们真的蹲下身，捧起那双布满老茧、为我们奔波了一辈子的脚，看到水盆里倒映出他们眼角的泪光和脸上深刻的皱纹时，我的心猛地一缩：我们在长大，他们在变老！原来，一句‘爸妈辛苦了’远不如这一盆洗脚水来得实在。”

杨局用这朴素的要求，让年轻的队员们真切触摸到了孝心，也明白了他的苦心：忠诚不是虚无的口号，它始于对家人的感恩和关爱。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走访中，杨松涛变成了若羌的座标。

陈震回忆，杨局对老百姓有着发自内心的爱。风雪路上，只要碰上堵车，他毫不犹豫把自己车上所有的食物挨个分发，给予关照。

杨局经常叮嘱年轻的队员们，在执法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对老百姓态度和气。他说：“你设想一下，假如是你的父母在路上犯了一些过错，有人这样训斥他们，你心里能安吗？”

梁桐跟随杨松涛出警次数最多，每回都是他开车。梁桐也是在杨松涛身边陪到最后的孩子，陪着他在北京治病，也陪着他长途奔波魂归故乡。

梁桐记得，其实他在2012年就知道了杨松涛，因为那次中央电视台播放的《50小时的生命接力》他看了，对高原警察们的精神佩服之至。

没想到的是他部队复员后也从了警，被分配的地方就是杨松涛带的检查站，当年心中的偶像成了自己的领导。

和杨松涛的第一次救援就在他心中留下极度震撼的印象。途中车辆深陷雪窝，杨松涛二话不说，立马跳下车，单膝跪地，徒手去掏车轮下的积雪。

梁桐说：“杨局，您指挥就行！我来掏”杨局却抬起头反问：“有区别吗？你掏我掏有啥区别？”在他心里，从没有领导的特权，只有同生共死的战友情。

梁桐永远记得2022年8月的那次救援。茫茫黑夜，55个小时，900多公里，三分之二的烂泥路、洪水和沼泽。救援队陷车26次，迷路11次，终于在黑暗和寒冷中找到了失联的旅行者。当他们哭述着说：“家人悬赏30万，没人敢来”，杨局用沙哑的声音回复着：“人齐了，我带你们回家。”

没人知道，回来后他咳出的痰里都带着血丝，他并非无所不能啊，他只是把心永远留在了阿尔金山。

梁桐说，他很清楚杨局的身上都是病。无人区里，几天几夜喝不上热水、吃不上热饭是常事。长期的折磨，让杨松涛的胃被切除了二分之一。每次进山，他的救命粮就是几块糖。因为他几乎吃不下东西，只能靠糖分硬撑着维持体力。

他毫无保留地把多年积累的救援经验传授给孩子们，身体力行地带出了一拨又一拨救援骨干。 “铁打的老杨，流水的队员”，不是一句传说，是队员们对杨松涛的尊敬。

儿子走得突然，杨松涛的父母还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

杨松涛在救援路上砸冰取水喝。依拉木 摄

“我也在依吞布拉克工作过，工作环境非常差，早些年石棉厂飘出的粉尘，一定会危害到肺。阿尔金山路途也很恶劣，我当时就想，要出问题，就是这两方面。”杨松涛的父亲杨泽民今年77岁了，杨松涛的离开，让他满心伤悲。

老人做过中学老师、当过企业干部，说起话来非常理性：“当他分配到依吞布拉克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特别给儿子说，人家能待，我们就能待。他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是适应了那里，习惯了那里。”

老人知道儿子忙，“他至少20多年没在家过过春节，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每次都是开会啊、出差啊，顺路过来看看我们。常常是打着电话进家门，和我们说不了几句话电话又响了。也就十分钟吧，他就急匆匆地要去办事。”

杨松涛生前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生病的事。今年4月1日，老人的朋友告诉了他们，父亲心疼地打电话去“质问”，“我说，有的病是凭意志可以战胜的了吗？他照样说，没事。”

老人的回忆令人心酸，“我们不指望他，我做了三次手术，他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妈妈做胆囊摘除手术，那是他来库尔勒出差时碰到了，前期打消炎针时，他陪了一下，还没做手术，他还是不得不走了。”

杨松涛确实有忙不完的事。梁桐 摄

“山上一堆子人、一摊子事，他不在心里不踏实。我们不是怪他，不是伤心，是心疼他、理解他，所以家有啥事都不想惊动他，这算是对他的支持了。”

陈飞一直以为丈夫可以坚持几年，“我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在家里，他一开始也瞒着。妻子陈飞察觉到了异样，大热天的，在家穿着长袖，她掀开他的衣服，才发现他左肩膀上的留置针。儿子还发现他扔掉的中药袋子上有“肿瘤医院”几个字。

杨松涛宽慰妻子说，说自己在北京检查时，发现肺上有病变，医生说只要定期去做靶向放疗就能治愈。

杨松涛最后的日子里，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北京医治的那段日子，他还报了一个线上班，在手机上学习摄影课程。有几天她发现丈夫一直看一种新机型，翻来覆去琢磨，就说：“你喜欢就买呗。”

杨松涛笑着说：“欣赏不一定占有嘛！”陈飞说，她明白，丈夫是觉得治疗花了不少钱，“他心疼了，不舍得了。”

杨松涛喜爱摄影，但用的都是二手的机器。

杨松涛走得匆忙，他应该也有遗憾吧。比如一张三口之家的合影也没有来得及拍，没有给妻子孩子很多照顾。儿子从小就是妻子带着管着，杨松涛常年在山上，夫妻俩长期分居两地，很少出双入对。以至于有人在若羌县看到他们夫妻俩在一起，会惊奇地说：不知道你俩是夫妻。

“儿子的成人礼、高考、上大学这几个关键点，他都没有参加。上小学的时候，儿子是多么盼望爸爸能一身警服帅帅地参加他的家长会。但他没有一次参加过儿子的家长会。”儿子大学毕业后，今年考上了司法警察，和爸爸一样成了一名警察。

杨松涛生前每次回家，陈飞免不了埋怨，他总是笑着说，等他退休了，在家给她做饭，带她出去旅游给她拍照。

但他再一次失约了。

“我属于阿尔金山，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把我埋在那里。”陈飞说，杨松涛有次跟她开玩笑时说。

这一刹那的永恒，是他不曾停步的风景。

如今，检查站前的枸杞树依然摇曳，办公楼前刻着“忠诚“的石碑依然矗立，可那个每天扯着嗓子的声音，却永远停留在了孩子们的回忆里。

师傅走了，留下了赫赫战功：“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全疆优秀公安基层单位、集体一等功1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5次。

这些荣誉，是杨松涛一生的写照，更是留给孩子们最厚重的力量。 为爱而来的血性与柔情， 为爱而往的舍生与忘死， 他用生命化作的火种，会让守护的火炬永远照亮阿尔金山的每一寸热土！

这一切，无人喝彩。 这一切，雪山见证！

下面这段视频是杨松涛生前自己拍摄剪辑的，歌曲也是他最喜欢的。

“再见”，这一个稀松平常的词语，是我和老杨道别时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每次合上采访本的一个句点。

我曾以为所有告别都只是采访收尾，在文字里，纵然远隔万水千山，也如在篝火旁，相互点亮。

如果我知道，脱口而出的这句“再见”，不会再有下次，我想，我更应该握住他那双如树皮般粗糙的大手，郑重道别，说一声珍重。

在这重重雨幕下的杭州，当电脑键盘敲下“再见”二字的时刻，泪水无声。我会想起高原蒙蒙亮的曙光，会想起阿尔金山的风声，也会想起他咳嗽剧烈而又摆摆手说着无妨的身影。

每一句告别，都沉睡着未曾说尽的春秋。这些“再见”像散落的拼图，终究是想记得你曾经的样子。

再见，我的朋友，永别了。我们依然记得你，不论春夏，不论秋冬。

在杨松涛短暂的人生岁月里，步履所至皆为他人奔忙——每一道足迹都刻着为他人而活的热望，每一次启程都只为将他人的困境扛在肩上。以下是杨松涛朋友圈的部分截图，这一幕幕的往事定格，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滚烫长歌。

注：本文除署名图片外，其余图片均由杨松涛拍摄。

作者：黄蓉

编辑：胡冰

排版：胡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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