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的人物：爱丽儿与卡利班

讲讲精灵爱丽儿。戏剧开场的暴风雨，给全剧奠定下奇幻的基调。莎士比亚对暴风雨的喧嚣与混乱，做出诗意的处理：在海浪、电闪雷鸣、水手呼号形成的复杂的声景中，爱丽儿登场，他与普洛斯彼罗的对谈将观众瞬间拉入戏剧化的魔法世界。作为被普洛斯彼罗从女巫西考拉克斯的松树桎梏中解救的精灵，爱丽儿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压迫的反抗。他在剧中多次恳求主人兑现承诺：“请你，记住，我出力效劳对得住你，没撒过谎，没犯过错，服侍你，既无怨恨，又无牢骚。你答应过我缩减一年工期。”他虽为魔法的仆从，却始终保有执着的自我意志——他那飞行、变形与歌唱的能力，都象征着灵魂对束缚的挣脱。除此之外，他的语言抒情甜美，充满诗性的浪漫：

蜜蜂吸蜜的地方，我在那儿吸吮；

我卧在一株野樱草的钟形花瓣里：

在那儿歇息，直到猫头鹰发出哭叫。

我骑在蝙蝠背上飞行，

欢快地追逐夏季。

快乐的，快乐的，我现在

住在上面悬着花朵的枝头下。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 1811—1841）指出：“何等丰富多彩的幻想！它揭示了现象深处生命精灵的神秘隐蔽所，赋予这些精灵以神奇诱人的形象，让它们住满了天空、大地、水流、森林……这就是真正的幻想对象的世界！”可以说，《暴风雨》之奇、之幻，全因莎翁创造出爱丽儿这个精灵。尽管爱丽儿在剧中曾装扮成“哈比”（鸟身女妖），但它是无性别的精灵。它始终渴望“回到元素（水、火、空气和土）里，自由自在。”最终，当爱丽儿重获自由时，他便成为浪漫主义理想本身——以诗性之美重塑世界。

在此顺便提一句，古欧洲人认为宇宙由土、火、空气和水四大元素构成。所以，英文的elements应译为“四大元素”。在全剧落幕前，普洛斯彼罗对爱丽儿说：“我的爱丽儿，——小宝，——那是你的差事，然后回到元素里，自由自在。”“回到元素里（to elements）”指回到水、火、空气和土里。

爱丽儿和卡利班都是幻想之物，换言之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深刻纠缠在了一起。我们可将“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视为《暴风雨》两条清晰的戏剧结构线，这两“性”的交汇点，或者说冲突点，是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否则，这势必是两条互不搭界的平行线。换句话说，这正是莎翁独具匠心之处，即通过一座非现实、充满魔法的荒岛来解决人类现实中的问题。细想一下，这何尝不是现实的残酷性，即如不在非现实之中，现实问题无从解决。这又何尝不是人性的死结！20世纪英国著名莎评家里维斯（F. R. Leavis, 1895—1980）评价《暴风雨》说：“啊，美丽新世界，里面都是这样的人！”这句话可以被视为一句赞叹，在这个有魔法保护爱与和平的荒岛上，人们一见面就相爱，真可是一个新世界。但另细品一下，这句话也有讽刺的意味，即便来到“新世界”，“塞巴斯蒂安和安东尼奥却依然怙恶不悛”，人还是“这样的人”。

如果悲观地来想，这始终是人类，或曰人性的大问题，似乎永无解决之道。英国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在《英国诗人》（“English poets”）一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在去世之前，曾模糊而异想天开地尝试过一种非悲剧性的解决办法，一种没有死亡的解决办法。人类试图远离腐败的资产阶级文明，在《暴风雨》剧中那座荒岛上，过一种安宁、高尚的生活，独自进行思索。这样一种生存也还保留着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现实；那里有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卡利班，那个近似畜类的农奴——和一个暂时充当仆役的‘自由的’精灵——爱丽儿，仙化了的自由工资劳动者。但这个乐土是不能持久的。演员们还得回到现实世界里。魔杖折断了。《暴风雨》和它的神奇世界那种纯粹性和天真幼稚的智慧具有一种迷人的特征：那里面表现了对人类大同世界的一种离奇预想：人类降服了大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留给后人的一则天真寓言，十二分迷人，却永远只能是非现实。我倒希望它别成为现实，否则，我们又该为无梦可做而发愁。

阅读莎士比亚戏剧文本的最好方式，是将自我沉浸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戏剧场景，让文字在想象中胚胎、发育、茁壮成长。无论改编的电影、舞台演出，还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都是对戏剧文本的再诠释——这种多媒介的演绎，恰恰证明了莎剧艺术的永恒性和开放性。我们既要对“原始文本”的教条式崇拜有所警觉，避免成为文本，尤其某个中译本的“死忠粉”，因为读任何一个译本都不等于在读莎士比亚；也不要因为观看过若干舞台版本或影视剧，便自诩读懂了莎翁，参透了莎剧精髓。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集大成者，是百科全书式的戏剧诗人，他引领我们步入艺术人生的“美丽新世界”，祈愿我们永做这个园地里的学习者、求知者和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