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生在万象城遭劫持”：那些对一线执法不友好的舆论

日前，“杭州一女子商场遭挟持被捅数刀，靠假体躲过致命一击”消息引发关注。6月14日，杭州警方发布了警情通报。

通报后面有一堆的评论，其中比较主要的观点是在批评处警的公安民警表现很业余。他们说，明知被害人已在歹徒的挟持下，竟然还打电话给被害人，这样的操作不是在激怒歹徒吗？好在被害人成功脱险。

处警民警表现如何，及采取这样的处置措施是否科学得当或者专业，其实从通报的只言片语不能草率下结论。但从评论看，围观者即便不了解全貌也能找到角度去喷，他们仿佛无所不能，对什么事务都能了如指掌都能指点江山。

游戏《愤怒的小鸟》告诉我们，当你失败的时候，总有几只猪在笑。现实社会中，出了问题总要找到“背锅人”，不论执法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总有人能找到角度喷执法人员和执法机关。

讲道理，在中国当公职人员其实是很难的，特别是执法类的公职人员。你看人家老美，那警察动不动清空弹匣，事后还不会被舆论围堵被追究责任，那多酣畅淋漓，执法有威严有力度有刚性。

反观我们呢，做与不做都不对，做得多做得少都不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基层一线的执法人员往往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既要又要还要”，一个上级和领导，另一个是管理服务对象即人民群众。

他们都在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有力和文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或者说把握好一个极其微妙的尺度——执法既要有“力度”，还要有“温度”；既不能用力过猛，还要把违法犯罪行为给治理好；既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还要对违法犯罪行为人保持“笑脸”。

如此“要求”本质上就是“苛求”了，有的内容、条目之间根本就是截然矛盾的，多数是一种纸上谈兵而不具备可行性的理想状态，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工作指令；即便让这些提要求的人自己来做，未必都能做到，他们却反而强人所难要求基层一线必须做到。

另外，谁都知道，基层一线的执法人员所面对的事务都是具体且千奇百怪的，像公安民警面对的更是突发性的暴力性的案件，“既要又要还要”的要求很难实现或达到，只能根据现场形势捡紧要的，至于其他的不那么重要的大可不必考虑。

可是事后复盘或追责问责需要时候，又会把这些无足轻重或者说价值位阶较低的因素作为考虑，要你执法人员对照检查、落实整改或作为追究责任的依据。

比如在正当的执法活动中，有执法人员严格依法依规执法，却因为执法对象的不满和拍下的带有主观偏见而引发舆情的视频，而一概被责令停职或检查或批评。因为哪怕动作再正当合法，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起码可能“态度不好”。

上述种种造就了什么呢？那就是类似公安民警这种执法人员本应是凶猛威严的狮子被驯化成温顺懦弱的猫咪。执法人员因为有了顾忌而瞻前顾后、束手束脚，遇到违法犯罪行为却不敢“开枪”、不敢果断执法。

执法时，执法人员不得不考虑“三令五申”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特别是舆论上的。毕竟，舆论一贯以来都在拿枪指着执法人员，都是站在与自身利益和情绪有关的立场，去强调和执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批判。

不论出现什么违法犯罪问题，舆论会统一归咎于执法人员“不作为”；执法力度大了，舆论会批评“用得着那样吗”“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执法力度小了，舆论会斥责“乱作为”；执法人员表达委屈了，舆论会嘲讽“那就辞职啊”……

当然，舆论参与者也不敢拿枪指着违法犯罪行为人——谁要敢指，这帮人真敢干谁（物理上的）；他们清楚地知晓，执法人员有清规戒律管着，即便自己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对方也不能怎么着。

与此同时，上级和领导为了“走好群众路线”而“呼应群众呼声”，与舆论积极互动，自然而然地就把舆论上的不合理要求给纳入考核管理目标，形成对基层一线执法人员“内外夹击”的管理局面——处处都在讲“柔性执法”，过多地强调“执法要人性化要有温度”。

他们（上级和领导）也忌惮于舆论上的不良影响，不敢与舆论抗争而为基层一线担当，因为他们也有上级和领导，不是每个上级和领导都那么明事理讲道理。

工作没做好，没达到目标要求，要追究执法人员责任；出了事，造成了舆论不良影响，不管是非对错和责任划分，还要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

这也就纵容出了越来越多的“巨婴”，很多人包括那些违法犯罪行为人都不认为自身有问题，即便是自身所为直接导致的结果，也要把责任甩给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谓“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他人”。

何况，你看，连他们单位他们领导和他们上级都说他执法有问题，所以这事就是他们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我没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就形成了思维惯性，并经网络传播由点到面，成为一种重要甚至主流的社会思潮。

说到底，我们当下的舆论场，对执法很不友好，导致执法的刚性被“阉割”，其实际上在纵容不法和限制执法。这些年针对无辜、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频发，有这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出了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所有的悲剧归责于外界于社会于政府；另一个是执法人员的威严被打击被削弱，恶人就不害怕不忌惮了，不再敬畏法律和执法机关，而是有胆子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就和以前汽车少，行人见到汽车都避之不及；现在车多，行人见到汽车反而迎头而上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