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萍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熟知,但她的父亲王洪文却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1976年10月,当王洪文被带走审查时,年仅十几岁的王亚萍放学回家,撞见母亲搂着两个弟弟痛哭的场景。
那一刻,她还不完全明白“父亲被捕”四个字将如何改变她的一生。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消失,整个家庭的重担压在了母亲崔根娣肩上。这位普通的上海纺织女工文化程度不高,却异常坚韧。
她白天在车间工作,晚上回家照顾三个孩子,硬是靠微薄工资撑起了一个家。王亚萍看着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心里难受,高中毕业后主动提出不再升学,要去工厂工作帮补家用。
在工厂的日子并不容易。“王洪文女儿”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墙,工友们投来的目光总带着异样。有人当面议论她父亲的事,王亚萍听见了只能默默走开。
她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沉默,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埋头干活。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姑娘做事认真,工作从不偷懒,态度慢慢缓和下来。一位老师傅看她踏实肯学,主动教她技术,王亚萍靠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尊重。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工厂里陆续有人辞职“下海”。王亚萍心里也起了波澜。她不想一辈子在流水线上度过,但家里经济紧张,创业需要启动资金,母亲体弱需要照顾,两个弟弟还在上学,这些现实问题摆在眼前。
母亲察觉女儿的心思,翻出攒了多年的存折塞给王亚萍:“萍萍,你大胆去做吧。”这笔钱是崔根娣省吃俭用存下的养老钱,王亚萍握着存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创业初期并不顺利。王亚萍没有经商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她意识到不能光凭热情做事,开始沉下心做市场调研。
跑遍上海的大小市场后,她发现一个现象:市面上白酒不少,价格不低,但真正的高端白酒却不多见。请客吃饭时摆上一瓶好酒,既显档次又有面子。王亚萍觉得这是个机会。
她没选择代理现有品牌,而是决心打造自己的白酒。从选料开始,王亚萍就亲力亲为。酿酒师傅告诉她“好料在深山”,她便一个人往偏远地方跑,翻山越岭找优质原料。
酿制过程更是不敢马虎,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技术,守在车间盯着每道工序。几次酿出来的酒她都不满意,坚持重来。经过反复试验,第一批品质过硬的“老爷子”白酒终于面世。
“老爷子”白酒上市后,靠着醇厚的口感和稳定的品质逐渐打开市场。订单从上海扩展到北京,又从大城市走向全国。那些政商界的高端客户成了忠实消费者,“老爷子”成了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王亚萍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颇具规模的企业。她在上海买了房,把母亲接来同住,请专人照顾;两个弟弟的学业和工作也有了着落。更难得的是,她在商界聚会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重新拥有了温暖的家庭。
上世纪90年代末,移民潮席卷全国。不少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想方设法要拿到绿卡。王亚萍身边也有朋友劝她:“你在美国发展空间更大,孩子教育条件更好,何乐不为?”甚至有美国机构直接联系她,承诺只要申请就给绿卡,提供优越的商业条件支持她把品牌做到海外。
面对这些诱惑,王亚萍的回应很干脆:“我是中国人。”她对美国方面的邀请者说:“我的一切都是祖国给予的。中国现在或许不如美国发达,但这是我的家乡。我会一直留在这里,为祖国发展尽一份力。”
如今王亚萍依然十分低调,偶尔在音乐会上露面时,她衣着朴素,神情平和。人们注意到她眼神里透着从容,那是历经风雨后的淡定。
从背负“罪人之女”名声的工厂女工,到白酒行业的成功企业家,王亚萍走过一条不寻常的路。当许多人想尽办法移民海外时,她一次次拒绝送上门的绿卡,选择留在这片生养她的土地上。
有人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始终朴素而坚定: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九个字背后,是一个女人对家国最本真的认同与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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