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安的荔枝》：何有光担任的“刺史”，究竟是多大官？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在看《长安的荔枝》时，大家可能被何刺史的滑稽印象深刻，那么唐朝刺史究竟是多大的官？何有光担任的高州刺史，实际应该是广州刺史，他究竟有多大权力，今天我们就说说唐代刺史。

　　1、唐代州的级别

　　刺史是州的长官，唐诗中雅称为“使君”。唐代有三百多个州，下统一千五百多个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每一州需由中央派遣一位刺史，去主持州政。每一县也需一位县令，来主持县政。朝廷要管理数量如此庞大的州县和州县官，是项庞杂的行政工作。在唐代高层文官当中，刺史无疑是人数最多的一群。在两《唐书》、墓志和碑刻等文献中，刺史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几乎随处可见。

　　这是一个庞杂无比的官员群体，不只有汉族士人，还有军人，甚至外族蕃将。

　　所以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首先要问：这位刺史是在怎样的州府任官？该州府的“定位”为何？是重要的“辅”州？还是户数稀少的“下”州？是个都督府州，还是个上州？换言之，并非每州刺史都一样。大州刺史，如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刺史，跟小州刺史，如高州（治今广州高要）刺史，相去如天差地别。唐代官员在品评同僚时，应当也都会下意识地马上先想到他任刺史的州府定位。

　　唐代除了在全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五十七州设置大、中、下都督、都护府外，将其余二百余州划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个等级”。

　　实际上，开元定天下州府，用的不是“八个等级”的单一标准，而是按照州府的府级、地望和户口来给它们定位，用的是至少三种类别标准。

　　以府级来说，分为“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地望而言，分为“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以户口来说，又有“上中下之差”。如果把“八个等级”，改称为三种类别（府级、地望、户口），或许比较适宜，比较不会产生误解。

　　《唐六典》也有一段记载，类似上引《通典》此条，但其中有一句，却是《通典》所无，深具启发意义，那就是它还多了一个“边州”的定位：

　　“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都、廓、迭、洮、岷、扶、柘、维、静、悉、翼、松、当、戎、茂、巂、姚、播、黔、驩、容为边州。”

　　据此可知，这种“定天下州府”的举动，不是要给州府排一个单一的高低“等级”，而是要依不同的尺度（府级、地望、户数、边州等等)，来给三百多个州府，做不同目的的定位。

　　换言之，唐的州府，可以有两种或以上的定位，不单只是一种。

　　《旧唐书·地理志》一般只列州府的一种定位，但它对下面四个州，却有特殊处理，给了这四州两种定位：华州上辅、同州上辅、襄州紧上、光州紧中。

　　以地望而言，华州和同州属辅州，但以户数定位，两者又是上州。襄州地望为紧州，户数为上州。光州地望为紧州，户数为中州。这四个州，同时有两种定位，并无任何冲突矛盾。在理解上，也不构成任何问题。

　　其他州府也可以仿照这四州，有两种或更多的定位，但在两《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书，我们几乎只见到一种定位。以上四例，可能是《旧唐书》编纂成书后的“漏网之鱼”。若依其体例，原本应删除其中一种定位，但不知何故，无意中留存了下来。

　　《唐会要》也保存了一条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的敕文，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州府定位史料：

　　“灵、胜、凉、相、代、黔、焦、丰、洮、朔、蔚、妫、檀、安东、迭、廓、兰、都、甘、肃、瓜、沙、岚、盐、翼、戎、慎、威、西、牢、当、郎、茂、驩、安、北庭、单于、会、河、岷、扶、拓、安西、静、悉、姚、雅、播、容、燕、顺、忻、平、灵、临、蓟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潞、荆、秦、夏、汴、澧、广、桂、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史，并不在朝集之例。”

　　这里有两种州府定位分类：明确规定灵、胜等59州为“边州”；扬、益、广等12州为“要州”。这次定位的目的，是为了规定这些“边州”和“要州”的都督和刺史，不需要在岁末入京师长安“朝集”述职。

　　以“京都及都督、都护府”这种府级定位来说，其关键目的便在那个“府”字。这是比“州”高一级的地方单位。所谓“京都”，指长安（上都）、洛阳（东都)和太原（北都）。这三都是唐前期最重要的“三府”，分别又称为京兆府、河南府和太原府。至于都护府，设在边疆外族地带（如安西、安北都护府），都督府设在边州（如灵州）和内地的战略要州（如广州），都具有“府”的地位，比一般的“州”高一等。

　　像长安、洛阳等“京都”府级州，便自然划归为府级，不再以户数定为上中下等（虽然另有敕令规定，近畿州等同上州)。像洪州、灵州这些都督府州，便直接标注为“都督府”，亦属府级州，同样不再以户数来定位。像同州、华州等州，既非京都府级，亦非都督府级，但属于“辅”州，于是便标为“辅”，不再以户数定州等。至于杭州、润州等，既非京都府级，亦非都督府级，更非辅雄望紧州，这才用上户数定位，分为上中下三等。这便是“优先级定位”：先以京都府和都督府州为优先，再定辅雄望紧州，最后剩下大约二百多个州，才以户数来定其上中下等级。

　　所以《通典》说“天宝中，通计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总三百二十七州也”。这327州是包括了太原府等府、各级都督府、都护府和辅雄望紧州。

　　2、刺史的等级

　　在京都者，长官称为尹，如京兆尹、河南尹等等，不叫刺史。在都督府和都护府任长官，便称为都督和都护，或大都督府长史（比如在扬州、荆州等大都督府的场合）。

　　唐代一个高官，如果不能在府级单位任地方长官，那退而求其次，在辅雄望紧州任刺史，也算是“第二线选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州大抵根据它们跟“京都”的远近及其战略、经济地位等因素，依次定为辅雄望紧。

　　例如，四辅州（同、华、岐、蒲），位于京师长安两侧，有如辅翼。六雄州则为“东都之屏障或户口众多、地势冲要之州”。诗人元稹曾经任同州刺史（兼州内的长春宫使)。他的这个履历，就要放在唐代州府的这个“四辅”定位下来看，才能显出它的意义。

　　如果一个高官，既不能在“府”级的单位任长官，也无法在辅雄望紧州任刺史，那他也不必太气馁。他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争取到户数多的上州去任刺史。这正是晚唐诗人才子杜牧使用过的好方法。他在宣宗大中三年(849)，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宰相，今仍保存在他传世的文集中，题为《上宰相求杭州启》，请求外派到杭州去任刺史。

　　他原本在京师长安，以司勋员外郎的本官任史馆史官，一种专业又清贵的史馆使职，已非普通京官可比。他自己在信中，也形容这个史官职为“史氏重职”。那他为什么还要求外任？原来他看上杭州是个上州肥缺，“杭州大郡”也。他甚至还以羡慕的口吻，露骨地说，“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而有厚禄”。

　　据上引《通典》所记的州府定位，杭州不是府级单位，也非辅雄望紧州，那就要用户数来定位了。上州的定位，户口最低为二万户以上，最高也不过是四万户以上。杜牧梦寐以求的杭州，据《元和郡县图志》，定为上州，“开元户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二”。跟杜牧时代最接近的元和户数，则是“五万一千二百七十六”。杜牧信中说“杭州户十万”，可能取整数而言，略有夸大。但即使是五万户，也是个不小的数字，难怪他要求外放杭州了。

　　然而，杜牧求杭州没有成功。第二年，他又一连写了三封信给宰相，文情并茂，苦求湖州。湖州就在杭州隔邻，也是个上州，“元和户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七”。杜牧改求湖州，显然评估湖州地位略逊于杭州，他的任职条件比较能配得上，成功机率比较高。果然，他这次达成愿望，外放湖州一年。他这些年求外任，最大的原因无疑是为了养家糊口。外任某些上州刺史的俸钱，比京官高。

　　他写给宰相的这几封信，处处透露自己的贫穷，比如最有名的这一段：

　　“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朱马，组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杜牧这里所说的“刺史”，不是泛指任何州的刺史，而是指杭州或湖州这样的富庶上州刺史，才足以让他“一家骨肉，四处皆泰”，才有丰厚的俸钱和“税钱”等等好处。

　　再以杜牧来说，他任湖州刺史之前，在长安跟妻儿“穷饿”过活。但他外放湖州，一年后回到京城，却完全换了一副样子，竟有能力在长安城南知名的风景区樊川，盖起房子。他的钱从何而来？这个谜，由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给我们揭露了：“上五年（指大中五年，851）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

　　这是说，他的仲舅杜牧从湖州（吴兴）回到长安，以考功郎中的身份去知制诰，却在花“吴兴俸钱，创治其墅”。显然，杜牧在湖州，积存了不少“俸钱”。

　　杜牧任湖州刺史，年约48到49岁。元稹任同州刺史，年约44到45岁。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年约51到53岁。年龄和任刺史的州府定位有一定的关系。唐代一个士人，刚考中进士，年约30岁时，当然不可能去出任杭州这种上州，或同州这种辅州的刺史。这些州的刺史，需要年龄比较大，有历练的官员来担任。唐人任官，一般都得按部就班。年轻时出任无甚地望之州或中下州的刺史，是合理自然的事，也是一种必要的磨练。

　　比如杜牧40岁时，便在黄州（下州）任刺史。接下来的几年，他又任池州和睦州刺史。这些州的户口数和繁华程度，都不如他后来的湖州。所以，他也是历经一番打拼，才能求得湖州刺史。不过，我们常在近世出土墓志中，见到某些士人，年过50，还在寂寂无闻、偏荒的穷郡小州任刺史，那就有些不得意，有些悲凉了。

　　唐代官员贬官，其贬官之州府，也常暗藏玄机。比如，柳宗元被贬永州柳州，韩愈被贬潮州，韦执谊被贬崖州，这些都是最重最严厉的惩处，因为这些州都是穷极僻左之地。然而，同样贬官，张九龄晚年罢相被贬荆州，却不算是很重的惩罚，因为荆州还是个很重要的都督府州。毕竟，张九龄是玄宗倚重的词臣，玄宗不免要给他一些面子。

　　3、刺史的俸钱及选授

　　唐前期刺史（以及其他州县官）的俸钱，由各州县设置的公廨本钱，放高利贷所得的利钱支付。由于各州县的每月利钱所得，丰厚不同，刺史的俸钱也会因各州的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唐后期刺史的俸钱，有大历十二年的定额“刺史八十贯文”，但此处所谓的“刺史”，应当是指上州，可参照会昌年间的定额“上州刺史，八万”来作佐证。

　　但唐后期中下州刺史的俸钱，却从未见有文献上的定额。不过，即使是在上州，刺史俸钱定额八万文，也只不过是陈寅恪所说“纸面之记载”的“法定俸料”。

　　他的著名结论是：

　　“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

　　上州这些纸面定额的俸料，连同他们可能有的其他“正当之收入”，从何而来？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曾说过“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所谓“苏最为大”，是指苏州在江南诸州，户数最多。苏州在地望上是紧州，元和户数多达100880，冠江南。以户数来说，也是个上州。“税额至多”，则苏州在两税法下，可以“留州”部分的税钱必定也多，刺史所能分到的俸钱，应当高于法定俸钱的“八万文”。杜牧求外任时说，“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他心中显然在盘算着，一旦他任杭州刺史，他可以分到多少俸钱，但他后来未能去杭州，而去了湖州。

　　然而，湖州也是个上州，户数也不少，税钱应当也很多。难怪杜牧任湖州刺史一年，就积存了不少他外甥裴延翰所说的“吴兴俸钱”。第二年回到长安，就能“创治其墅”，盖起自己的房子来了。相反的，在中下穷州，户数少，税额少，留州部分的税钱相对变少，刺史的俸禄自然减少。由此看来，唐代官员在出任刺史之前，应当就对他即将前去的那个州的户数和俸禄，打听妥当，才决定要不要去赴任。

　　唐刺史的选任和人选，也跟州府定位有密切关连。

　　当皇帝、宰相在选派某某官员去出任某州刺史时，他们必然会先考虑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出缺的州，是怎样的定位？是边区的都督府州（如灵州），还是内地的都督府州（如潭州）？是辅州（如同州），还是僻左小州（如岭南端州）？

　　如果是最外围的都督府或都护府州（如西州），则选派的刺史（例兼充都督或都护)，往往会因当地的军事需要，最好是个专业武将（如娄武彻），甚至是藩将（如阿史那承献），或文武双全的士人（如裴行俭、郭元振、娄师德），这也是作为广州刺史的何有光，何以能调动军队的缘由，同时广州刺史还兼市舶使、节度使。广州作为岭南道的首府，在唐朝前期刺史兼任大都督府都督，在唐玄宗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后来升为岭南节度使），所以广州刺史通常是正三品的高官。

　　如果是派驻内地都督府的，则可以不必是军人，可以改用文士（如张九龄曾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同理，如果重要的辅雄望紧等州出缺，朝廷派去的刺史，例必也是精选的资深士人官员。但如果是岭南、黔中、福建等偏荒小州刺史出缺，则朝廷可能派一个资浅的士人，或被贬的官员，或甚至不派刺史，任由当地豪强去出任，或由当地节度使自行委任。

　　从州府定位、官品、职望和俸钱等因素来看，我们可以把唐代刺史，粗略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是府级的尹、重要都督府和都护府州的都督和都护。

　　第二等是辅雄望紧州和上州的刺史。

　　第三等是中下州的刺史，特别是岭南黔中、福建等偏远州的刺史。

　　这里面当然还可以再细分。例如，在第一等级当中，安北和安东都护的地位，可能不如安南都护那么重要。唐大都督府(扬、益、并、荆等)的实际长官（大都督府长史），其地位也比一般都督（比如洪州都督)的高。

　　唐代一个官员，可以在怎样定位的州府任长官，要看他的出身（如是否考中进士)、官资、年龄和他过去的吏治而定。出身平庸，年轻资浅，或遭贬逐者，一般大约只能任中下州的第三等级刺史，如杜牧年轻时任黄、池、睦三州刺史。壮年稍有历练者，可任第二等级刺史。年长资深，过去宦绩优秀者，可任府级长官或第一等级刺史。

　　当中有军事才干的，或武官出身，又可任边州都督和都护，如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长达十六年。唐朝廷在选任这些地方长官时，在政府有效率运作时，应当都考虑到这些因素，大抵都还算有一个“谱”，不至于乱无章法。只是，唐朝廷也跟其他朝代一样，例必重视京师、近畿地区、战略要道，以及赋税丰厚的州县，对于岭南、黔中、福建等偏远穷州县，那些对朝廷没有多少税赋利益的州县，不免就鞭长莫及，疏于照顾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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