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一个悄无声息却极具颠覆性的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人们不再渴望生男孩,而开始“抢着”要女儿。这是全球人口生育偏好的一次根本性逆转,是性别观念、社会结构和未来博弈的全新战场。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最新一项覆盖全球的数据研究揭示,“生男为福”的传统正在衰落,“女儿才是财富”的观念正快速崛起。这一趋势过去20年已初现端倪,如今加速扩散,席卷亚洲,渗入西方。在亚洲一些国家,曾因重男轻女而严重失衡的人口性别比已回归自然标准;而在西方国家,养儿防老、儿子传宗的神话也正在瓦解。
在自然界,每100个出生的女孩大约对应105个男孩,这是为了抵消男婴在成长过程中更高的死亡率。然而20世纪80年代起,超声波技术的广泛使用,加之落后的性别偏好,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女性胎儿在出生前被人为“选择性”地抹除。据估计,1990年以来,全球消失的女孩人数多达2160万。
但现在,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减少。《泰晤士报》指出,到2025年,“失踪女孩”将降至仅约10.7万,比2000年时的80.6万大幅减少逾7倍。韩国的转变最为典型:上世纪90年代女孩与男孩出生比例为100比117,已严重偏离自然比例,如今则恢复为100比105,几乎重回自然状态。
这是技术与社会观念交错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家庭风险管理逻辑的重新排列。曾几何时,男婴被视为“生产力”、家庭“希望”的象征。女婴则是“情感投资”与“经济负担”的代名词。但如今,从中国到印度,从孟加拉国到撒哈拉非洲,从日本到美国,人们开始把女儿视为人生的保险、情感的稳定器与家庭关系的粘合剂。
为什么人们不再想生男孩?
一是养儿成本高而收益不确定。在许多国家,婚姻市场已经高度失衡。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传统男权社会积累的大量“剩男”群体正在反噬社会结构。在这些国家,男性的单身率迅速攀升,而女性的择偶权力正在上升。这意味着养一个儿子,不但要承担巨额教育、购房、彩礼等压力,还要担心儿子打光棍,最终父母要为其孤独终老兜底。
二是社会风险对男孩更加集中。以英国为例,《泰晤士报》指出,自新冠疫情以来,16至24岁未接受教育、培训或未就业的青年男性人数上升了40%,而女性仅增加7%。男孩的失业率、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诊断率持续高于女孩,社会适应能力正在崩塌。用一句冷酷的现实话说:儿子更容易“养废”。
三是女儿逐渐成为家庭情感与养老保障的核心角色。在以往的父权文化中,女儿被视为“泼出去的水”,但现代社会早已颠覆这一观念。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年迈父母获得情感照顾的主要来源是女儿而非儿子。在中国,诸如“养女防老”的观念也逐渐取代“养儿防老”,越来越多家庭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女儿更亲、更暖、更可依赖。
这一切,使得养女儿的投资回报比正在显著超过养儿子。这不是情感偏好,而是理性算计。在精打细算的社会中,女孩成了家庭结构中的“硬通货”,男孩反而成了“高风险资产”。
不止在亚洲,这一变化也正在冲击西方传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调查发现,在德国、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头胎是女孩的家庭更不急于生二胎,反映出对女孩的优先期望。而在美国,性别选择合法化推动着“选女弃男”的市场需求,一些试管婴儿中心报告称,选择女胚胎的比例明显上升,女孩正在成为“定制家庭”的首选模板。
这场性别偏好大逆转,其实是全球社会结构与性别角色重组的前奏。以往男权社会下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逻辑,包括财产继承、父系血统、社会主导权分配等,正面临系统性瓦解。在高教育率、高城市化、高信息流动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快速上升,承担起既是经济个体又是家庭支柱的双重身份,而男性则被传统观念束缚,迟迟无法适应角色重塑。这种失衡,在性别偏好数据中已清晰可见。
未来不是女尊男卑,而是父母在生育选择上将更趋稳妥与务实。在风险社会中,女孩代表着更高的安全系数与情感稳定性,是家庭资本的保值器;而男孩则逐渐失去性别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只留下教育、社会竞争、婚配压力等沉重负担。
这是社会演化的残酷逻辑,不是伦理审判,也不是意识形态斗争。在可预见的未来,男婴的贬值与女婴的升值将继续并加速。这不是某个国家的文化问题,而是全球社会结构压力下的一次集体选择。性别偏好的逆转,是人类文明进入下一阶段的征兆,也是家庭应对风险最直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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