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读书不能不注意版本

本文转自“程门问学”公众号，原载徐有富《文献学研究》，作者系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房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作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要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医生不注意版本会贻误病人，其他人不注意版本也会闹出笑话。

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说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杭州府学有位教授姚祐先生，有次考学生《易经》，题目是：“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学生们都无从下手，因为《易经》的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有个学生拿着监本《易经》上前说：“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姚祐一对照，果然是自己所用的麻沙本刻错了，显得十分尴尬。这两则故事告诉我们：读书不能不注意版本。

什么是版本呢？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在《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

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造成版本差异的原因很多，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

盖书籍由竹木而帛而纸，由简编而卷而册，而手抄，而刻板，而活字，其经过不知其若干岁，缮校不知其几何人，有出于通儒者者，有出于俗士者。于是有断烂而部不完，有脱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

此外，因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阅读时加批加点，都会产生不同的本子。

既然一种书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本子，我们读书时当然应当尽量选择好的。欧阳修《六一诗话》讲过一个故事：“陈公（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这则诗话虽然旨在赞美杜诗用字之妙，但同时也说明了读书宜求善本。

所谓善本，角度不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所谓善本就是接近作者原稿的书。张之洞《輶轩语》指出：

善本之义有三：

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

二、精本(精校、精注)；

三、旧本(旧刻、旧钞)。

首先是足本，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当然也就谈不上接近原稿了。商务印书馆出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在于编者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补足了缺卷缺页。顾廷龙在《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说：“近人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尽力搜求旧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发现。例如《四部丛刊》续编中《愧郯录》各本都缺十页，后得祁氏澹生堂钞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页，得以弥补了向来的缺憾。”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书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认识书的原貌。所以张之洞《輶轩语》指出：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

第三是旧本，因为旧本在时间上距离原书较近，一般会更接近原貌些。近人陈乃乾《与胡朴安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

从书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对读书治学来讲，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灵芬馆词话》谈到：“书贵善本，可以是正谬误，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诗：‘终然谢先伐’，用直木先伐之义。宋本作‘天伐’为无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误。”这些例子说明旧本未必都是好的本子，而新本经过精校精注倒可能超过旧本。我们读书应选择善本，而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读古书要注意版本，读现在书也要注意版本。例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1957年重印。该书在重印前由王重民校阅过，王重民在重印本的《后记》中谈到他一共修正了一百零六处，另外还改正了标点断句二十九处，并且对六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显然，我们读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最好采用1957年重印本。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反之，读书注意选择版本，则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