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杀夫奇案《酱园弄》原著小说《翻案》 作者蒋峰也是电影版编剧

蒋峰，男，1983年生于吉林长春市。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为他准备的谋杀》《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淡蓝时光》《白色流淌一片》等，短篇小说、散文数十篇，及《独刺》等影视作品。

一

主编说，要珍惜，詹周氏快九十岁了，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媒体人。这算激励还是抚慰?没任何意义。我估计连主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她，无非是在哪里翻档案，看到了民国三大奇案，发现这三个案子，百十来号人，好像就詹周氏还活着。盯着民国时期的影印照她突发奇想，如果这周末把我派过去，拍一张她九十岁的样子，彩色数码的，贴在她三十岁的黑白照片旁边，一定很有趣。

可是这对我来说很无趣，上海到大丰农场来回六百公里，主编只批我五百块钱经费，况且两地不通火车，早上一班从人民广场出发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从那边再折回来。主编提醒我，干万别误点，那就是个农场，可能连招待所都没有。

用不着她提醒，还没出发我就急着赶回程车了。坐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睡到睡不着的时候，我翻出民国三大案的资料，试着做点功课。但很快就被另两个奇案吸引了，回头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儿呢?也许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让最初的那个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十二点多才到，下了车照着地址坐两站区间公交。好像农场都这样，街名地名都是按数字排的，五号门四十七街区五百一十八栋三楼三十六中门，不在这儿待个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五号门和六号门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门前我弄平衣领才按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问我找谁。我说詹周氏。

“没姓詹的，”她说，“找错了。”

是弄错了?我下楼给主编打电话，我说，詹周氏原名叫什么?

“不是詹周氏吗?”她说。

“那是民国的叫法，她嫁给了一个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

“让我想想，”电话那边停顿了一阵，思考过后她告诉我，“她应该姓周。”

“对的，”我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样停顿一会儿，“还有吗?”

“还不够吗，你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还不够吗?”

她说了两遍还不够吗，那一定是够了。可是再上楼还是不对。还是中年女人开的门，我说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她摇头，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个专门搜集老太太的变态。就在她怀疑的时刻，我又问了一句蠢话，我说：“那你们家有老太太吗?”

这次连头都没摇，直接把我关在门外。下楼再跟主编确认，这回是确认地址，没问题，5,47,518,3,36,这五个数一个都没错。说着说着她突然转换话题，让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怀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没去。”

“我在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三十六中门。”

我重新上楼，再次敲开门，这次没再打听，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给她看。“你母亲今年八十七岁，这是你母亲三十岁的样子。”

她有些犹豫，端详了半天，没理会我，转身冲房间说：“妈，外面有个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让我等，但依然把我关在门外，门再开启，是一个拄拐的老人站在门边。她用普通话问我是找她吗。我一时慌神，脑子里没法将她此时的样子和照片对上号。除了衰老，她过于瘦小了，看起来一米五出头，也就七十来。

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她现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风华正茂时该有多高。她又问我一遍，我从哪里来，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认一下：“您是詹周氏吗?”

我没想到她反应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开了。看她瞪着眼睛，嘴唇发抖，弄得我还有些愧疚。我冲她微微点头表示歉意。平复过后她说起了上海话，问我是不是上海来的。她的上海话有种很奇怪的腔调，像老酒陈酿，弄得我一时接不住，只是点点头。她邀请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明白了，这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话，她五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上海，没回去过，不知道上海人现在怎么讲话。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纪，她把上海话也封存在大丰农场，难得拿出来讲一回。

她女儿听说我是从老家来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净水果端上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她把兄弟姐妹都叫过来聚一聚。

“他们都在农场吗?”

“是啊，都住得不远。”

确实不远，不出二十分钟，就进来七八个拎着鸡鸭鱼肉的中年男女。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画面，这些接到消息的儿女们，一个个撂下电话，就从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走出来。这令我有些无措，我说还要赶晚班车，不能等晚饭了。

“那我们一会儿就吃。”她的某个儿子说，之后冲着厨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锅，有什么下什么!”

好一阵詹周氏没说话，倚在沙发一边端详我，似乎怀疑我是哪个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递过去。她不识字，她女儿接过来读给她，大声说人家是《泰来报》的记者。

我补充道：“我们报社四十年代报道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她女儿问。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还好菜摆上桌了，大家陆续围着炭火锅坐下来。他们跟我敬酒，我推辞说不能喝，他们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劝。但这一杯也喝得我有点难受，脸上热腾腾的。他们套话问詹周氏年轻时怎么了，这么多年还要来采访。我不方便说，他们就问问题，让我回答是或否。有名吗?轰动吗?全上海人都认识她?这些我都点头，答案显而易见，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明星，十里洋场的交际花。我这次没点头，但也没忍心摇头。我想象，如果我说出真相，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样?你们都别兴奋了，你们的母亲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演过任何戏，之所以六十年之后还有人采访她，是因为她年轻时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杀人犯。

我当然没法说，我只要求给老太太拍张照片存档。有两个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后铺上背景墙。我数一二三，按下快门的时候感觉不对劲。我说放轻松，再拍一张，这次没数数，抓拍了几张自然点的。工作完成，有人建议我拍张全家福，还有几个孩子在外地，不过这回有几个算几个。我连拍两张，镜头里面的每个人都笑得过于幸福。看着小片我都有点拿不准，这些人真的会是一个女杀人犯生育的吗?

四点半左右我要告辞了，老太太说送送我。年纪大了，平常她几天不下楼的。大家明白母亲的心思，是想单独跟我聊聊。于是陆续都找些理由要走，什么接孩子放学，去市场买菜，去农场上夜班。就连住在她身边的那个女儿，也在屋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房间瞬间只剩下我们俩。她先对我说谢谢，我没有戳穿她。我说应该的，不管你过去干了什么,该判的刑也判了，该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纪了。她没接话，仅仅凝视着我，忽然问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

“怎么翻?”我问。

“你们查到别的了?”

“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记者，被主编派过来给你拍张照片，甚至都不写稿子，不发报纸。”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骗她。我转话题问她，你儿女真多，儿孙满堂。

“都是收养，”她说，“我不管，他们就饿死了。”

怪不得他们都笑得过于幸福，原来这些幸福都是捡来的。我奇怪她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孩子。她说出狱后她在幼儿园工作，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把孩子们带进幼儿园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这么容易，孩子们小学怎么办，中学怎么办，总之她熬过来了。差不多五点一刻，我说我得走了，赶回上海的大巴。她依然疑惑，问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吗?

“没有了，我没准备什么问题。”

“你不是记者，”她摇头，“记者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来拍张照，我连你的案子，还是来时在大巴上才读到。”

“你不是记者。”她嘀咕着。

好吧，我问一个：“你叫詹周氏，为什么解放后不姓周?”

“我恢复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

“我也是孤儿，被周家收养的。”她说着说着眼睛发亮，“詹云影也是，只不过他来的时候十几岁了，就不改名了。”

“也在周家?”

她点点头。

“那是老爷许配的，还是，你想嫁给他?”

她仰头望天，像是在回忆，又像是不想回答。我也不方便多问，九十岁的老人了，我又不发稿，没必要让她痛苦一回。我冲她微微鞠躬，穿鞋出了门。

当地人说回程车在二号门，走走就能到。穿三号门的时候下雨了，不过很小，本来天就是蒙蒙的，要不是雨点啪啪啪打在玉米上，我都不知道正在下雨。我踩在垄上走，左边是农田，右边也是一片农田。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主编，这一天的采访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标题。赎罪?杀戮与扶生?算了，不上稿是对的

后来雨停了，至少没有了雨点声。想起某个朋友说过的话，在这种地方，你每个脚印都是告别，因为你不会再回来的。二号门前后有个长途车站，看起来比上海的公交站还小。有两三个一起等车的，上了去往盐城的大巴。到六点十分我着急了，三十米远有个调度亭，一个老人在里面听收音机。我过去趴在窗口问：“去上海的车几点走?”

“去哪儿?”

“上海。”

“这里就是上海啊。”

“不是，我说我要去上海。”

老人把收音机关掉，从钱袋找出身份证说：“小伙子，你看我身份证啊，是上海户口啊。”

我接过来，是310开头，地址是上海大丰农场。这里叫飞地，这地方是上海的。就好比在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打听怎么去美国一样可笑。当然老人在跟我抬杠，他知道我说的美国是纽约和洛杉矶，我说的上海是浦东和浦西。他说早就发走了，每天晚上五点半，大巴就停在车站，凑够一车人就走。

“再说就算等你，也没座位了呀。”

“下班车什么时候?”

“明天，”他把收音机打开，暗示我，这是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明天早上有一班。”

我给主编打电话，我说没赶上车，而且真被你说中了，这边没有旅馆酒店。

“去敲詹周氏的门吧。”

“只能这样了。”我左手握着电话，在垄上往回走，想一想自己都笑了，“我刚才还在想，每走一步都是告别，现在我还真就回来了。”

“没准还真是告别。”

“嗯?”

“你去詹周氏家，在她家过一夜，她不睡觉，在客厅等你睡着，五六点钟握着菜刀把你喊醒，是不是跟詹云影的死很像。所以啊，不是没什么写的吗，明天你就有料可以写了。”

我没说话。

“我开玩笑呢，她都九十岁了，你怕什么啊?”

“我本来不害怕的。”

“那现在也别怕，去敲她的门，说借宿一夜。”

楼道里声控灯，连敲带喊也不亮。开门的一刻反倒是亮了。她女儿开的门，要我快进来，倒一杯热水给我。没几分钟詹周氏出来了，让女儿回房休息，指了指空房间，说我可以睡在那边。我说你也早点休息，匆匆进卧室避开她。

房间能关不能锁，我搬把椅子倚在门前。关上灯我有点害怕了，坐在床边看门底客厅的光。不一会儿客厅的灯也熄了。我想这总算好了吧，没事了。躺到床上我才听出来，詹周氏并没有回房，客厅里还是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她一直在那里，靠在沙发上等我睡熟。我想出去看看，假装上个厕所，但我真的恐惧，也许她正握着菜刀等着我。

不能就这么睡着，也不能贸然开灯。我掏出相机翻照片，最新的几张是合影，看着大家喊茄子心里好多了。往前翻是詹周氏抓拍的几张，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吗。那张作废的照片，我数一二三拍下来的詹周氏，还在我相机里。为什么不对劲呢，我把相片放大，嘴角过于紧绷，上下牙合得太紧，主要是眼神，瞪着相机，真的是目露凶光，就好像那一刻，有个更凶险的灵魂钻进了她体内。也许那个人一直住在她身体里，时不时出来一次，也许今晚就是他出来的时候。

我关上相机，看着无边无际的黑暗，这时有个脚步声离我房间很近了，然后在门前的时候停下来。我声音发抖，有些失声地问，谁?门外没回答，倒是将手掌贴在了门上。

“有人吗?”我问。

是的，有人，手掌向前一推，门咯吱的一声，开了。

二

开门的一瞬间晨曦的光芒令詹周氏感到有些刺眼。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有好几种叫法，那一年的下半年叫民国三十四年，而上半年，所有的公函、报纸，以及需要存档的记录日期，则统一记为昭和二十年。此时距上海沦陷已经八年，一九三七年的几场大仗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太平盛世。

正如萨特所言，巴黎被占领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帮德国人在这儿办了几场舞会。对住在酱园弄的底层人来说，日子没变化，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富人还是那么富，他们依然租房过日子。中华民国走就走了，况且弄堂里有一半的人还出生在光绪、宣统年间；日本人来就来了，反正又没进到酱园弄里，大不了就跟两百年前从东北过来的满人一样，再过个二三百年，把日本并作中国的一个省好了。

民国三十四年，或是昭和二十年的三月二十二日，住在酱园弄二楼的詹周氏一大早就出了门，她差不多也知道，这将是她在酱园弄的最后一天。有好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她要打扮得漂亮一些。那时代在上海，即使像詹周氏这样的上海女人，都要准备两种衣服，头一种是平常穿的，朴素一些，甚至还有补丁的衣服；另一种是为了正式场合，两侧分衩的旗袍，虽然一辈子也没几次正式场合，虽然高档衣服她只有这一件。

下楼梯时高跟鞋惊扰到了楼下的房东王燮阳，他端着正吃的面条走出来，从底下看上去，只见两只藏在旗袍里的长腿在楼梯处渐渐露出来。待詹周氏渐渐走下来，王變阳问她昨晚怎么了，你家大块头梦见什么了，叫那么大声?

王燮阳不算有钱人，只能算二房东，当然比他们好多了，这幢楼都是他包下来的，再一家家租给她丈夫詹云影这些人。詹周氏有点走神，她正留意房东右侧上锁的那道门，那是何惠贤的房子。看来他比自己还早就出门了。

房东问了两遍她才回答他：“可能是梦见自己输钱了，你不知道大块头吗，最可怕的梦也就是输钱了。”

"他呀，总得找点事情做，不能死等着日本人走再做事，万一日本人不走呢，大块头能赌一辈子?”

詹周氏摇摇头，出了弄堂，往右走八百米是张小泉的刀铺。经过时她对老板点点头，张小泉喊住她，问她前两天在这儿做的刀怎么样，快不快?

“挺快的。”说完她就明白老板的意思了，告诉他剩下的一点刀款，明天就跟他结清楚。

反而是老板不好意思了，把她拉过来说点别的。他指着对面要出兑的生煎摊子，低声问她：“还想不想做了，我一直帮你留着呢，好多人来问过了，想在那摆摊，我就说风水不好，下面埋着抗日的兵，做不了生意。”

“你别留了，让他们做吧。”

“不是，”刀铺老板有一丝失望，把她胳膊抓得更紧，“是你跟我说，我要是给你留着，你就会给我留着。”

詹周氏拨开他的手，对他笑了笑，凑在他耳边轻声说：“那我们就都别留着了。”

她上午要去两个地方，第一站是远东饭店，从门口望过去，四层的大楼，差不多三人高的大堂，看起来是有钱人和外国人才来得起的地方。但进了门你就明白，这么大的饭店，一个厨子也没有，外国人也不会来这种地方。里面乌烟瘴气，上千号人围着几张桌，使劲喊着大小庄闲。詹周氏在里面找了一圈，最后在三号桌看见她要找的那个人。她在后面喊了几声小宁波，里面太吵，加上小宁波精力都集中在色钟上，根本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詹周氏等了十几秒，跟人说“借过”钻进去，伸手去摸他裤袋里的钱袋。小宁波这时警觉起来，忽然抓住她的手，回头一看是熟人，长吁一口气。

詹周氏找他是要钱，她知道小宁波有赌债欠她丈夫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也有些赌债是欠别人的。外头的她不管，可是别人欠她家的，她今天就要回来，况且，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也许是输光了，小宁波一分钱都没还她。这不可能，詹周氏皱起眉头，钱都没了，还不回家，留在赌场做什么呢?跟小宁波扯了一会儿皮，她才明白，在赌场这是一类人，兜里没钱，见谁玩得大就凑过去出主意，押大押小什么的帮他分析，错了转身就走，要是被他蒙对了，让人赢了钱，他就跟要饭的一样求着人赏两个。

钱没要来，可是下面的事情还得做。出了远东饭店，她去上海第二纺织厂，以前没来过，真奇怪，这么多年都没来过。进了工厂，她一路打听，找一个叫刘周氏的女工。这么大的工厂有好几个刘周氏，最后在四车间见到了刘周氏。

她现在不姓周，随夫姓，以前也不该姓周，都是自幼为孤，被周家收来做丫鬟养大的。各自出嫁之后，两人竟一直没能来往，以至于刘周氏在纺织车间里见到詹周氏的时候，瞪大眼睛都要哭出来了。

快十年没见了，打从出了周家大宅，她们就没有联系过。詹周氏说，早该来看你的，你孩子流产的时候我就该来，你丈夫去世那年我也该来，我早该来的。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哭了，掏出一个钱袋塞给刘周氏，说过意不去，一点心意。刘周氏哪里能要，推着她的手，问她老爷还好吗。

该怎么跟她讲呢，不知道是死是活，日本人进到上海，老爷把银圆房子都捐了，才换回一条命，也不知身在何处。

刘周氏半天没说话，仿佛在回想过去的日子。她问大块头怎么样。见詹周氏不回答，猜测大家都一样，过得都不好。刘周氏没再多问，让她等一下，她攒了一些布料去给她拿过来。

刘周氏走后，她看着忙碌的工厂，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的，制作纱布供应前线的战士，不，是日本鬼子。一条条白色纱带飘荡在车间里，就像被日本人击落的云彩。詹周氏看得着迷，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放回去时她发现纱布变红了，有点点血印在上面。她低头看自己，衣服是刚换的，很干净，脸和头发出门前洗过，不会有血，唯有指甲嵌进去的血还没有干。詹周氏把血从指甲缝抠出来，一时间几个手指都沾上了血。她抬头看车间，手指在下面搓个不停。

刘周氏对着更衣箱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把布料全拿出来送给詹周氏。之后几十年她一定会后悔那几秒的犹豫，等她回到车间，詹周氏已经离开了，她还是把钱留在了桌上，留给了她说是一点心意，像是一生的继续。十年没联系，像这样子来，像这样子走，像这样子留下一大笔钱，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刘周氏坐下来面对钱袋有些难过，她觉得詹周氏是来跟她告别的，她就要走了，也许是永别。这都是怎么了，她抬起头让自己眼泪别掉下来，泪水蒙胧中她看见一丝血印在眼前飘飘荡荡，她眨眨眼睛，将眼泪擦掉，之后就再也找不到那条带血的纱布了。

三

一天都没等到，日落之前詹周氏被几十个巡捕围堵在酱园弄。起初发现的是她楼下的宋瞎子，这十几年靠算命为生，他说自己本事上海第三，前两名一个老得不成样子，另一个跟着蒋介石去了重庆。找他占卦的还算不少，时局不好，人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顺。三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没出摊，感冒鼻塞，捂着被子在家睡了一天。醒来的时候一脑门子汗，他以为病好了，可鼻子依然不通气，躺在床上他明白是楼上在漏水。他抹抹头上的水，起床打算上楼跟大块头说说。

大块头不在家，是詹周氏开的门，见到宋瞎子的样子吓了一跳。倘若宋瞎子能看见，或是没感冒，鼻子通气，也会被自己惊到。从房顶滴下来落在他脸上的并不是水，而是肢解大块头流下来的血。宋瞎子看不到詹周氏的表情，他只是提醒她注意点，水漏到他卧房去了。

“好的，”缓和一下詹周氏回答他，“我会注意的。”

“在弄什么啊，弄那么多水在卧房?”

“没事了，已经弄好了。”

今天有点怪，詹周氏的语气冷冰冰的，那就没必要多说了。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天色，睡到中午还是晚上。不过肚子饿了，他摸着扶手下楼，打算出酱园弄，到对面的羊汤馆喝碗羊杂汤，吃个烧饼。街上行人匆匆，听脚步声人不少，可是没人说话，好像在躲着点什么,脚步声都是咚咚咚地离他越来越远。他只是一天没出门而已，到底是怎么了，日本人进来那天也不是这动静。走到路中央他停下来，低着头听着一片一片的脚步声，没错，不是打仗，大家是在躲着他。一辆汽车鸣笛从他身边绕过，扬起的灰尘令他连打两个喷嚏。宋瞎子抬起手臂抹掉鼻涕，深吸一口气。这时候他明白了，此时的他在别人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年迈的盲人，而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四

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长薛至武下班后没回家，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来接他。虽说是副局长，但已经算警务系统的老大。真正的局长叫周佛海，他更重要的头衔是上海市市长。

泰来报社的副主编张言邀请他七点钟看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几十年前的老戏了，好像是国内的一个女作家改了一下，结合她离婚几年的感受，就着鲁迅的那篇杂文，改成了《娜拉出走之后》。薛至武当然没兴趣，他知道张言是什么意思，泰来报社的主编吴玲上个月被他们抓走，他这是活动关系来了。保吴玲出来是不可能了，人是日本人点名要的。薛至武在想，要是让吴玲在牢里好好活着，跟张言开个什么价码合适。

张言的汽车就停在楼下了。电话打过来，告诉他酱园弄杀人了。杀人就抓人呗，也用不着他局长出队。只是剧院是不能去了，公共场合人多嘴杂，这边杀了人，局长在看戏，肯定说不过去。电话里他让队长带一队人过去，不要妄动，等他的命令。自己下楼走到张言的车前，俯身对后排的张言说：“局里有事，我过不去了。”

张言表示没关系，据说这个戏要演一个月，哪天看都可以。

“别跟我说戏的事，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两千万，我帮你把事情办成。”

张言有些为难：“薛副局，您可能误会了，钱不是报社出，是我个人掏腰包。”

“那就算了。”薛至武摆摆手，转身就走。

张言急忙下车抓住他袖子，点头说成交。“不过你要保证吴玲死在牢里，永远出不来。”

“你要弄死她?”

“她不死，主编这位置就得一直给她空着，当牌位供着。”

薛至武皱皱眉，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让张言回去先数出一千万，等他消息。他也不知道弄死她对不对，登了几条重庆的新闻就一命呜呼，还挺可惜的。行吧，有人当烈士，就得有人当刽子手，不然哪有那么多英雄?

他进了自己的警车，告诉司机去酱园弄。二十几个巡捕早已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薛至武问队长是哪间屋子，队长还没回答他就看出来了，只有两个房间是关灯关门的，其他房间的人都探头探脑地开窗看热闹。薛至武抬枪对酱园弄瞄了一圈，警告他们关好门窗，别给自己找麻烦。队长向他汇报情况，说是二楼死人了，这里的房东讲，还有个女人在房间里。

“她还活着?”

“活着。”

“她是凶手?”

“应该是。”

“她杀的什么人?”

“好像是她丈夫。”

“杀夫。”

薛至武冷笑一声，真是世风日下，报社里二当家的要杀当家的，这两个人的小家，二当家的也杀当家的。他让队长去后窗把守，自己带两个人上二楼。队长提醒他危险，不然先鸣枪三声，再踹门进去。薛至武让他别那么多话，去后面守着。他进车里把手电筒拿出来，上到二楼先轻敲几下门，问了三声有人吗。屋里没有动静，但他听见有人在里面大喘气。他想再等一下，心里默数十个数，让手下持枪上膛，把手电筒打开，正要抬脚踹门的时候，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了。

没错，虽然看不清，但他知道是女人，站在半开的门后，轻声问他：“怎么了?”

薛至武握着手电筒从她的脚照起，光圈仿佛男人的手一点点地向上抚摸。游过膝盖他明白这是个穿旗袍的女人，他手电筒向右侧倾斜，从大腿外侧缓缓上移，最后停在旗袍的开衩处。

“没什么,例行公事，你叫什么名字?”

“詹周氏。”

“哪年生人?”

“民国五年。”

旁边的警卫算好告诉薛至武是大正五年。他才不管这些，知道她今年二十九岁就好了。他继续移动手电筒，从胯部轻划到腰间，细不过二尺，似乎没生过孩子，一个弧线穿过胸部，将光圈留在锁骨上。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詹云影。”

“他现在在哪里?”“房间里。”“为什么不出来?”“因为他死了。”

薛至武右手一抖，光圈在脖颈处颤了一颤，聚光在她的耳垂上。

“怎么死的?”

“被我杀死的。”

这是他没想到的，一个女人，杀了丈夫，却如此冷静。薛至武关闭手电筒，再打开的时候用同样的线路在詹周氏的左侧走了一圈，小腿、大腿、腰部、胸部、脖颈、耳垂，然后手腕一抖，将电筒移向中央，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脸。

五

薛至武不打算进门，让队长押着詹周氏进去指认现场，再把尸体拖走，也就算结案了。或许是天黑，房间灯被詹周氏摘掉了，里面的人鼓捣半天也没个动静。等得不耐烦，他拉门迈进门里。蹚出两三步，薛至武被绊了个趔趄。

他打开手电筒，有三个箱子挡在前面。薛至武弯腰将它们推走。再往前走一步，脚有些沉了。他知道是踩到血了，用手电筒照在地上，都是箱子推出的血道道。箱子里都是什么呢，他快要猜到是怎么回事，关掉手电筒，走到一个箱子面前，打开箱盖，血腥之气扑面而来。他想看看，却忽然有些害怕，摸黑去开第二个箱子，感觉有一丝头发黏在手指上。他用手搓了一阵，头发从食指粘到拇指，就是甩不掉。他掏出手电筒闭上眼睛，将光照在箱口，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倒吸一口气。有一双眼睛也在望着他，那是大块头的头，而架着他的头的，则是大块头一双被肢解下来的脚。

总共装进六个箱子，头部一块，双臂两块，左右大腿各一块，还有身体、双脚，反正除去砍碎的骨头渣子，加起来一共是一十六块。这些都没意义了，有人死，有人认，被他薛副局当场抓获，案件也就告破了。可奇怪的是，在他眼前不停闪现的这张脸，不是大块头的，而是在酱园弄二楼门缝后面被手电筒照到的那张脸。应该是很好看的一个女人，旗袍都不用换，只要换个地方，说她是社交名媛也不为过。可是她叫詹周氏，连个名字都没有，嫁到这种地方。

这就是命，美丽的女人像蒲公英，落哪儿算哪儿，生根发芽，这辈子一直到死，也别想挪窝了。

有几家报纸上了这条新闻，记者都没查出什么,连照片都没搞到，小小的一个版块，跟讣告似的，说某日某地某人杀了她的丈夫，当天破案。看起来太简单了，写多了也没意思。《泰来报》没登这种事情，他们更关心主编吴玲的状况，这个月都是这样，每天空出两个版，那是吴玲以前负责的版面，现在上面印着血淋淋效果的红字——我们在等她。嘿，是在等她死吧。

第三天晚上薛至武和张言在日本餐厅吃寿司。薛至武请客，因为张言带来了一

千万。那年头钞票贬值，钱币面额可没跟上，一百一百的，箱子去皮上秤一称，就算点清楚了。酒足饭饱，请客的人最满意，薛至武提起箱子让张言回去等消息。张言提出再换个地方喝点什么。那就是还有事求他。

“那就在这儿说吧。”薛至武掂量一下箱子，琢磨一会儿出门就把它换成黄金，谁知道国民党哪天会打回来，明天是民国还是昭和。

张言结结巴巴，啰唆了半天，总结下来，是想多要点信息写酱园弄杀夫案，好替换掉“我们在等她”的两个版面。

“这是写您薛副局的特稿。”他比画着说，“主角不是死人，不是凶手，就是您。”

这倒挺好，薛副局添油加醋讲了一小时，净是些爱国爱民的细节，比如怕开枪惊扰到百姓，冒着危险独闯虎穴。当然，大卸十六块的画面也一字不落。讲着讲着他有些奇怪了，问张言：“你们报纸真的对这种事感兴趣吗?”

“这可是凶杀，读者就爱看这个。”

“死人怎么了?”薛副局点起一支烟，长吸一口，“西南战场每天死上千人，也没见哪家报纸上过头版。”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张言说不上来，换薛副局也一样，大家都明白这道理，就是讲不出为什么。可能大街小巷谈论一场凶杀，要比谈论某场战役更显得像和平年代吧。如果搞一场投票，国民党哪天打回来，就像当年日本人进上海一般再来场硬仗，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结果还真的说不定。

《泰来报》拿到独家新闻，其他报纸自然不干，第二天上午刚过十点钟，就有二三十名记者坐在警察局的台阶上守候局长大人。薛至武来不及理他们，他要先把稿子细细读一遍。不出所料，《泰来报》把酱园弄杀夫案放在了头版。文章里张言没有纠缠詹云影和詹周氏的矛盾冲突，而是从宋瞎子报案写起。作者强调，出事当晚薛副局本来是要视察上海大剧院的安保问题，听说酱园弄出人命，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往事发地点，在詹周氏被捕前，薛副局根据现场的线索，已对凶手的体貌特征有了大致的判断，至于抓捕詹周氏，早已是他成竹在胸水到渠成的事情。

通读下来薛至武很得意，仿佛那些不是他亲历的，而是另一个叫薛至武的神探所为。只是楼下太吵了，有几个没素质的记者居然对着喇叭喊，请局长大人还上海一个真相。还当是民国哪，动不动就上街游行。薛副局打内线通知队长下去打发掉他们。没多久队长上来为难道：“不然就开场发布会吧，就当是为您举办表彰大会。”

哪里像表彰，记者们认定了《泰来报》是向警局行贿才获取独家新闻，发布会上每个问题都是带刺的。《自由时报》第一个提问，他问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害詹云影。说实话薛至武也不知道，詹周氏被抓后甚至没人审过她。大家清楚，这案子结了，录个笔录，走个过场都用不着，检察院会第一时间判她有罪。

“请问，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害詹云影?”《自由时报》的记者又问了一遍。

“夫妻生活不和吧。”薛副局说得自己都想笑，这回答放哪儿都是对的。

“具体矛盾冲突呢?”

“现在还不方便透露，下一个记者。”

有个小个子男人站了起来，他说他是《申报》的记者。看年纪不大，不会有攻击性，薛至武打算让他多问两个。

“您方便透露詹云影的死亡时间吗?”

“三月二十二日早上。”

“詹周氏是如何杀死詹云影的?”

“用菜刀，趁詹云影睡熟，杀害并肢解了他。”

“当时是否有帮凶?”

“没有，皆是她一人所为。”

“那么,您为什么会认定詹周氏是凶手?”

薛至武停顿几秒，盯着他，感觉这小伙子也不是什么善茬儿。“詹云影被杀，他夫人认罪，你希望我把案子想得有多复杂?”

“好的，谢谢，请问薛副局，您知道酱园弄的邻居都管詹云影叫什么吗?”

“这个与本案无关。”

“大块头，他身高有一百八十五公分，差不多一百公斤。而詹周氏只有一百五十几公分，不足四十公斤。”

“谢谢你提醒，我再强调一遍，詹周氏是趁詹云影睡熟用菜刀下手，这些和身高体重没有关系。”

“是的，但是您曾说过，事发当天詹周氏将死者肢解成十六块。”

“我说过，有证据可以证明。”

“我们相信证据，我们相信她是一个人，没有帮凶，但是这样瘦弱的一个女人，可能剁个猪爪都费劲，却可以把一百公斤的大块头大卸十六块，请问，您是怎么相信的呢?”

薛至武向椅背靠去，侧过头迎着阳光，他知道自己完了。不用到明天，全上海人都会拿他们的警察局长当笑话讲。

六

用不着到明天，也许晚报就能把这种事传出去。几个下属找薛至武请示，按队长的意思，去找报社谈，不行的话查封它，上海有几家算几家，往前翻八年，一直到日本人进来的那一年，总会有言行不当的地方。薛至武没说话，烟抽个不停。就在下属们以为这事就这么定了，准备行动时，薛至武叫住了他们。他没下命令，行或者不行，反而讲起了几年前的案子，民国三十一年的“华美药房弑兄案”。那是薛至武任局长经手的第一个人命案，本来没立案，没人知道“华美”的二公子把大公子给杀了，老爷子为难，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再枪毙一个就绝后了。薛至武去过几次，收了钱，帮他把这事压下去。老爷子对外面说，大公子暴病而卒。

没几天被《申报》的记者发现了，登在报纸上。老爷子头天得到消息，“华美”有的是钱，第二天一大早，老爷子就让人把全上海的《申报》都买光了，弄得挺大的新闻，却没几个人知道。

“可是瞒不住，你们猜第二天头版标题是什么,‘华美’买光全上海《申报》,疑似认罪!”薛至武熄灭烟头，对下属做出决定，“所以说，酱园弄这个案子，我要重审。”

然而刚结过的案子，他们却一无所知，死的人是谁，嫌疑犯是谁，都有什么家庭背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没人讲得出来。薛至武先从凶器入手，已被存到证物科的一把菜刀，再把它从纸袋里抽出来，他明白这是一把黑铁菜刀，比普通的家用菜刀重上几倍。确实如记者所猜测的，詹周氏双手可能都握不稳。一把新刀，刀把没多少油脂，顺着刃线能看到几十个豁口，应该是肢解人骨造成的。他让队长晚点查一下刀是在哪家刀铺买的。

“詹家还有一把刀，”他说，“叫人把它找出来。”

队长没明白：“您是说，还有一把凶器吗?”

“没人用这个切菜，”薛至武用大拇指甲划着刀刃说，“这是屠夫用的，这就是买来杀人的。”

薛至武想去看看尸体，停尸间在地下一层冷藏库。他带着队长从五层坐铁闸电梯下到一层，再从楼梯走下去。打开冷库门，一片白气扑面而来。薛至武拢拢警服迈进去，队长跟在后面把门合上。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挤满了停尸床，上面躺着的都是未结案的被害者，战乱年代，有些死者的身份还不清楚，在这里放了几个月，等待年底拉去火化。薛至武问哪个是詹云影的床位。

没有床位，队长指了指角落里的几个箱子，仿佛随时待发的包裹。薛至武打开最上面的箱子，是一根小腿，经过几日冰冻，上面起了一层白霜，敲起来梆梆地响。他把小腿连着脚抽出来，放到停尸台上，挑一块完好无损的皮肤，右手砍几刀，再换左手砍几刀，然后捧起来对照切口的相似度。是一个右撇子，他确定。只是惯用右手的人太多了，如果詹周氏也是右撇子，那说明不了什么。

“衣服呢?”他打开其他的箱子，伸手进去扒拉几下，问队长，“这人跟死猪一样，光着身子。”

队长东翻西找，拽出几件染血的衣服。

“这是女人的衣服。”薛至武问。

“是，大块头睡觉没穿衣服，这些衣服是詹周氏捂他的头的。”

“把法医找过来，完整地做一次尸检。”

“可是，”队长指着开口的箱子说，“都这样了，怎么尸检?”

薛至武把小腿扔回箱子，拍拍手，贴在队长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怎么尸检?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检。”说完向门口走去，给队长下命令：“查出致命那一刀。”

走到门外他记得还有个细节要核实，他回去抱起一个箱子，算上箱壳差不多二十公斤，他薛至武抬起来都费劲，凶手却装了六个箱子。

“你抬不走的，”似乎詹周氏就在面前，薛至武咬牙切齿地说，“詹周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七

民国年代没法医，那时法医一般是由大医院知名医师做兼职。华山医院的钱医生接到任务时并未觉得有多棘手。行医三十多年，经历两次战争，没什么死尸在他面前是惨不忍睹。肢解，冰冻三天，分成六个箱子，这些都没问题。他让学生把尸体搬上来，看了看分割肉一般的碎尸，明白这怎么也得花上一阵儿。他先找地方吃饭，喝点小酒。跟学生说好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尸检。

晚上七点钟他有些微醺地回来，和学生一起把六个箱子全打开。讨厌的是有血水，滴滴答答弄得一地腥臊。他戴上手套和口罩，对几个学生说，如果受不了，随时可以出去透口气，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工作。

尽管有那么多年从医经验，可从没有哪次是从拼接开始的。先是头部，摆在上方中央，往下是上身，还好肚皮没有豁开，将内脏肠子露出来。双臂搭在两侧，大臂小臂截成了四块，两腿向下摆正。有一阵儿他差点把左右小腿摆反，还是看着双脚拇指才纠正过来。

一共十六块，拼起来真的是个大块头。从哪里开始呢?内脏没有露出，还能抽些血出来。他抽一管让学生拿去化验。没有中毒迹象，他翻翻眼睑和嘴巴，当然没有，只是上面说要全面尸检，才要多此一举。

刀伤致死，这毫无疑问，被割开的刀口达百余处，为什么一定要查出是哪一刀呢?钱医生俯下身，似乎与死者告别的距离盯着詹云影的颈部。这里是一刀，毫无疑问，尽管事后就着这伤口直接把头部割开，不过能看得出来这里出了大量的血。

他往下瞄去，心脏肺部未曾中刀，下体完整，死前没有经历性生活，再往下，大腿根部以及膝盖的分割处，血量已不多，接近干涸状态。再回到上身，两侧的胳膊，属于死后肢解，手腕静脉那一刀也是例行肢解。死者左手有大量血迹，这不难解释，死者颈部挨刀后，用左手捂住动脉往外喷出的血。右手没什么血，也许在反抗，抓住凶手的衣领试图同归于尽。应该没疑问了，他站起身，摘下口罩，点起烟斗，等学生的验血报告。

血液没问题，钱医生接过学生的报告，死者纯粹死于外伤，颈部靠右侧为致命刀伤。他让学生把碎尸一件一件地放回到箱子里，在每个箱口贴上不同的标签，双臂、左腿，等等。做到一半时学生戴着口罩干呕起来。他起身接过学生手中的大腿，往箱子里塞。

味道还是挺重的，分割成段，腐败的速度要超过整个尸体。到最后几块他只呼不吸，额头的汗都冒出来了。还好只剩一大件了，除去双臂、头部的整个上身，他需要把他从停尸台上抱起来。直到这时他才觉得恶心，好像在和无头的死者拥抱。他不想这样，把上身翻过来，从背面抱住会好一些。

翻开的一刻他停了下来，也许报告要重写了。背部还有一刀，而且不是菜刀，是三厘米宽的匕首从背部插进去。分析的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一看就明白，死者在床上熟睡，颈部先受一刀，伤口喷血，猛地起身，左手捂住出血口，右手与凶手搏斗，这时背部又挨一刀，方才致死。他知道，虽然用不着他把分析的过程写下来，相信薛副局对着报告一眼就能看明白，凶器不是同一把，凶手不是一个人，还有个凶手在身后。

八

薛至武感觉一整天他都在做蠢事，虽然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走。詹家确实还有一把刀，与杀人无关，用了快十年的菜刀，黑铁砍刀是三月十一日于张小泉刀铺购得，花了一千五百块钱，来了两趟，头一次没有带够钱。而酱园弄的二房东王燮阳，表示詹家夫妇打结婚起就住进这间房，他从未听说詹周氏外面有什么头。倒是詹云影这几年狂嫖滥赌，把家里那点积蓄都败光了。

“还有什么?”薛至武盯着他们夫妇问。

“大块头头天夜里回来了。”王陈氏插嘴道。

“他当然回来了，他死在房间里!”王燮阳阻拦道。

“不是，我是说他难得回来，”王陈氏看着薛至武说，似乎希望从他这儿得到认可，“有时候一两个月都见不着一回，估计是把钱输光了，饼头也不留他了，才回来的吧?”

“詹周氏知道他那天回来吗?”

“不知道，她连她先生去哪儿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王陈氏压低声音，“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十二点左右，因为一回来，他们就开始吵架。”

“他们吵什么?”

“那我没听见，您想，大块头输光了回家，还能吵什么呀，钱呗。”

“吵到几点?”

王陈氏说三点多就没什么动静了，他们也睡着了，不过没两个小时，大概是清晨六点钟，大块头的一声惨叫，把她惊醒了。她摇醒王燮阳去看看，是不是哪里漏电了。毕竟是二房东，出了事大家都得兜着。王燮阳穿着睡衣上楼，敲了好半天门才打开，出来的是詹周氏，说大块头做噩梦，没事。他才放心回去继续睡。

“当时你信了吗?”

“不信，”二房东摇头，“谁没做过噩梦，怎么就他的噩梦喊声这么大。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没多问。”

王陈氏接话问，要是她丈夫多问几句，会不会也被杀掉。薛至武点头，又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詹周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和这些二房东酱园弄什么的多聊几句。他真的干了一整天的蠢事，毫无疑问，詹周氏是凶手，他也一直在证明这一点，这本身就很蠢，像是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理所当然却不知从何下手。

从酱园弄出来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五个小时之后满大街的报童就会挥舞着报纸，吆喝他薛副局的笑话。他打算找詹周氏谈谈，问队长人在哪里。

“在提篮桥。”

“为什么弄那儿去了?”薛至武皱眉问。

“之前她认罪了，我们以为案子就结了。我现在就把她提过来。”

“不用了，你跟提篮桥的人说一声，我现在过去。”

他让司机和下属回去休息，自己开车过去。提篮桥位于虹口区，从一九O三年建成的那天起就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死亡之城。每年两千名犯人进去，但没几个人活着出来，即使不是死罪，没有枪毙，也会有疾病，狱警的虐待，以及其他犯人的殴打，令其丢掉性命。

进入监狱大门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从家里赶来的副典狱长全程陪同薛副局。薛至武问清楚詹周氏在几监几室，让副典狱长在外面候着，他一个人进去。他不想开灯，不想记住与此无关的其他犯人的脸。右手握着手电筒，穿过幽暗的长廊，而长廊两侧住满了在这里等死的人们。犯人们知道是大人物来了，醒来的那些没人敢发声，走廊里只剩下薛副局皮鞋的回响。漫长的黑暗，垂下来的手电筒每隔几秒点亮一次，随即又被他关闭，仿佛海盗在发出登船的信号。

差不多倒数第二个房间，薛至武看了一下号牌，皮鞋的敲打声停止，手电筒的光开始长明，照向狱房角落蜷缩的女人脸上。他抬起手电筒在她身上转了几个圈，确定她活着，确定她醒着，确定她还记得他。最后光圈定在她的小腿上问道：“还有谁?”

詹周氏收回小腿，试图躲开光晕。手电筒仿佛追光一般，始终跟着她小腿肚的弧线，直到她放弃躲闪，被光所围绕。

“你杀不动大块头，还有谁在帮你?”

“是我杀的，没有外人。”

“剁成十六块，背后还有一刀，六个箱子，每个都有几十斤重，你已经快把我弄成一个笑话了。”

詹周氏答不上来。薛至武点起一支烟，把光圈划过她腹部、胸前、脖颈，移到她的眼睛上。

“你给我一个名字，我明天告诉记者，我保你不死，你保我别像个傻子。”

“真的就我一个，而且我也不想活下去。”

“大块头十二点回来，你们吵到三点他睡了，你等到六点下手，三个小时你在等谁来?杀也就杀了，你不立即消失跑掉，反倒是分起尸体来了，一直到晚上，你在等谁走?”

詹周氏不说话，一定是装的，一副吓傻了的样子，讲不出话。薛至武只能继续讲下去：“你要是想割喉，随便一把刀，你家里就有现成的菜刀，可你偏偏要买一把砍刀，为什么要分尸，为什么你的计划不是杀他，而是剐了他?”

詹周氏浑身打哆嗦。

“是你们酱园弄里的人吗?”“不是。”“外人?”“不是，没有这个人。”“别这样，这样你活不过明天。”“真的只有我自己。”

“好，好，就你自己。你为什么杀你先生?”

“一时冲动，鬼上身了。我当时看着他睡着就想，不能让他毁了我这一辈子。”

“一辈子?”薛至武笑了，“杀了他，你根本就活不了一辈子。”

“但至少没让他毁我一辈子。”

“那就让我来毁你一辈子。”

薛至武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朝她的方向盯着。这女人不简单，他确定打从她准备杀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想着怎么应付警察。他转身向外走，与来时不同，这次的脚步匆匆，不到十几秒钟，就已经拉开铁门走出长廊。

副典狱长还守在外面，见到薛至武急忙问他顺利吗。薛至武叹了一口气，拍拍他的肩膀，说：“听说你为了见我，特意从家里赶过来，你住得很远吗?”

“有一点远，还好。”

“那就先别回去了，九点之前，从她嘴里给我问出一个名字来。”

“属下尽量。”

“一定要问出来，要是她还不说，你就把她的心剖开，看看里面的那个人是谁?”

“呃，属下明白薛副局的意思了。”

副典狱长明白，不能让詹周氏死，况且是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然而薛至武也不想白来一趟，两手空空，灰溜溜地滚蛋。詹周氏杀不了，他就带条别的命走。

“有个叫吴玲的，《泰来报》的主编，在你们提篮桥吧?”

“是的，我记得这个女人。”

“上面要审她，我今晚带回去。”

副典狱长有些不理解：“这么晚带回去?”

尽管只有他们两个人，薛至武还是凑到他耳边，讲秘密一般低声说：“上头不喜欢她，上头以为她早就死了，你居然告诉我她还活着，明天给我一张死亡报告。”

副典狱长连连点头，保证不跟旁人提及，自己亲自去提人。十几分钟后，副典狱长回来告诉薛至武，人已经铐住了，在他警车的后排。薛至武看了眼车里的铁栏，他有几年没亲自抓犯人了，有人在他身后多少有点不自在。他让吴玲坐到副驾位，双手铐在扶手上。一路上他也不想说话，硬瞪大眼睛开着车。还好吴玲也不叨扰，没像一般女人那样大喊大叫。要沿着河边走上几公里才能进入市区。车开到一半他停车靠边，关掉车灯，点亮车顶灯。这时候吴玲说话了：“我认识你。”

“我也认识你。”

薛至武打量一番身旁的这个女人，与抓捕时不同，身上还穿着男式的囚服。有那么一瞬间，薛至武想扑倒她发泄一番，将这一天的积怨全部放出去。非常渴望，他觉得就应该放纵一下，尤其是对这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副典狱长怎么说的，不与旁人提及。他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气，让白烟一丝丝吐出来后说：“有人花两千万让我杀你。”

“这钱花得不值，我反正要死在提篮桥的。”

薛至武听后笑了，凑近吴玲闻了闻，尽管关进去有一段日子，还是有些芳香留在耳后。

“没想好，我已经收了一千万。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杀了你?”见吴玲答不上，他自己补充道，“当然，把你杀了就是最后的证明。”他起身在后排拽出詹周氏的血衣，将吴玲的手铐打开。“换上这些衣服。”

他让她别躲，就在车里换，他看着她略显娇小的胸部，过于瘦削的胯部。之后他让她闭上眼睛，躺在河边草地上，拍下几张照片。叫她回车里，继续行驶。行至客运站，他拿出事先备好的箱子，递给她，说：“里面是难民的衣服，还有二十万，离开上海，你要答应我，永远别回来。”

吴玲点了点头，拎箱子下车对车窗鞠了个躬。薛至武头露出来问她：“你说你认识我，我叫什么名字?”

“你是薛副局，别的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他摸了摸裤袋，又掏出二十万扔过去，“记住，永远别回来。”

开车回到家里已经破晓。他把窗子关严，就快了，再等个把小时，大街就会响遍“糊涂局长糊涂案”的叫卖声。睡前他打一个电话将张言叫醒。

“你头一回见我，说请我看戏，看什么《娜拉出走之后》,到今天我都没看到。”

“马上，马上，我今晚就安排。”

“好好安排吧，把剩下那一千万准备好，我们晚上边看戏边聊。”

“薛副局，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你们不用再等吴玲了。”

九

演出时间是晚上七点半，薛至武特意晚一点，等到黑场才和张言进入前排包厢。一整天他都没出门，今天他是上海的主角。大街小巷谈论着酱园弄杀夫案，谈论他薛大局长。坐进去的时候话剧已经开始了，台上的男演员在呵斥女演员“撒谎的下贱女人”,女演员但凡顶嘴，便会遭到男演员的殴打。薛至武低声问张言，《娜拉出走之后》讲什么的。张言脸色不对，又看了两分钟，确定这不是《娜拉出走之后》,他们换戏了。

“你不是说上一个月吗?”

“这是时事剧，顶替了《娜拉出走之后》。”张言辨认着说，“剧院经常这样，不时会有时事热点的戏。”

薛至武苦笑一声，还有什么热点比得上他这个傻瓜局长呢?张言提议，不行换个地方再聊。说这话时他轻拍一下箱子，意思钱都准备好了。薛至武不想动了，这里黑场挺好，别处也不一定方便，毕竟他是今天的头版头条。张言打开箱子给他验一遍，问他苏玲是怎么死的，尸体要怎么处理。薛至武不说话，摸着黑数钱。上面的一句台词把他吓了一跳。

那是黎明的背景，有个男人敲门，问是什么声音。开门的是个女人，冷冰冰地回答：“没事，是大块头发梦呢。”

薛至武抬头盯着台上，不像，那女人神态举止都不是詹周氏的样子。张言紧张起来，继续提议大家换个地方。薛至武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我要看一看，他们怎么演?没准我破不了的案子，这出戏替我断了呢。”

他把箱子合上，放在脚边。转场是第二幕，他薛副局登场了，当然不像他，在酱园弄前呼后拥，十几个警察持枪保护他，还自诩不需一刀一枪制服歹徒。他也得承认，有些地方是对的，不过导演还是做了点艺术上的处理，他在詹周氏门前喊了几声，一脚正要踹出去的时候，门打开了，他摔了个屁股蹲儿。滑稽戏的表演方式，全场哄笑。

张言明白今天闯大祸了，又一次提议，咱们先离开。薛至武摇头，长叹一口气，身子靠到椅背上。

“你说他们往下怎么演我?”

“薛副局，您别往心里去，这些都是胡扯，这些都是下里巴人的造谣。”

“刑讯逼供，他们要演我打女人。”

他不想看下去了，但绝对不能走，这时候离开就是灰溜溜地逃走。换了几次二郎腿，他转身问张言：“两千万，杀个人，保你个主编，值吗，万一日本人败了呢?这么多钱打水漂。”

“日本人不会败的，他们比我们强太多了。”

“是，早先说他们三个月就拿下全国，现在打八年了，还分不出胜负，可能我们站错队了。”

“那薛副局你呢，你官那么大，万一国军回来，也不会好吧?”

“不单是我，能进这戏院里看戏的，哪个不算汉奸?就当是地震吧，大家全完，我没什么发愁的。日本人来之前我就是巡捕，就算党国今年回来，我也过了八年的好日子。”

台上已经谢幕，观众满意者居多，掌声不断。是啊，这部戏什么都有了，他薛副局负责滑稽，詹周氏负责残酷，大块头负责惊悚，而那个影子一般的同谋，则负责悬念。舞台重现了一个酱园弄，所有演员从各自的房子里走出来对观众鞠躬。薛至武忽然想起来不对劲，他清楚地记得，抓捕那天有两间熄灯的房间，詹家的一间，她家楼下右手边还有一间。黑暗中门窗紧闭，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锁，他怎么忘了?

十

苏青早明白不会事事如意，好日子过后总会跟着坏日子。这段时间她太顺了，她的出版编辑告诉她，截止到上个月，她的《结婚十年》发行了第三十六版，散文集《浣锦集》印了十八版。“这是个奇迹!”出版编辑跟她讲，“抓紧写下一本，不要再去搞话剧了，你现在是全上海卖得最好的女作家!”

但她还是想弄话剧，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为《娜拉出走之后》,票房不算坏，但真的说不上火爆。观众也好，读者也好，还是想看她的故事，想看她十六岁订婚，十八岁结婚、怀孕、生子，想看她丈夫有多浑蛋，嗜酒、家暴、婚外情、穷困潦倒，终于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下定决心离婚。较之“五四”前，那年代已经很进步了，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唯有离婚却没那么自由，人们还停留在男人休了女人的逻辑上，也许苏青不是第一个，起码是最出名的一个，一时间人尽皆知，女人喜欢她，男人鄙视她。无论何种态度，人们还是会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或者妖妇。

她的坏日子是从三月底开始的，下午去剧场，她被通知《娜拉出走之后》要暂时停演，他们临时换上一部时事剧。为此她险些和剧场经理吵起来，演员工资是她付的，道具搭景的钱也是她一次性出的，现在停掉就要全赔进去，之前说好的一个月呢?剧场经理搓着手跟她解释，还是可以一个月，往后延长，一般时事剧就三五天的热度，等这个劲儿过了，还是上《娜拉出走之后》。

那就这样吧，道具帮她保管好，她去找演员协调。临走的时候她问什么时事剧。“酱园弄杀夫案”,剧场经理告诉她。

她眨眨眼睛，摇摇头。她不看报纸，偶尔翻翻也是翻到副刊。

“这么大的事，你没听说过?”

“在酱园弄，一个女人，杀了她丈夫?”

“你听说过了?”

“没有，”她笑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嘛。”

说好的三天，难得闲暇，晚上她约胡兰成一起吃饭。他们关系很好，认识有几年了。好到从餐厅出来，就自然而然去了胡兰成在大西路的住处。为什么能这样好呢?他胡兰成是个烂人，家有妻室，拈花惹草，更重要的是他卖国，给汪精卫做御用文人。然而她苏青能好到哪儿去呢，她以为自有克制，爱恨情仇，不会糊里糊涂委身于谁，可是全上海的读者都认为《结婚十年》的作者是个荡妇。

她把这个困惑讲给了胡兰成，你是个抹布，哪儿脏擦哪儿，女人不断，却没人嫌弃你这一点，而我，只希望找一个相爱的人嫁出去，却被当做人尽可夫。胡兰成不说话，当这话过去了。是啊，没法让他表态，他有老婆，女儿刚出生，希望他讲什么呢?

“你觉得我们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她问。

“我讲不清楚，愿它尽量长久。但这由不得我们，往后上海什么样都难讲。”

她叹了口气。胡兰成叫车送她。坐进后排时苏青说，有空我会再联系你。胡兰成讲，最近可能还要约你吃饭，最好就是这几天。苏青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寄来的杂志我看了，《天地》,第十二期，有篇叫《封锁》的小说写得很好。你认识作者吗?”

“张爱玲，我很喜欢她，我们很相熟。”

“我喜欢这篇小说，我想我也会喜欢小说的作者，我想认识她。”

“你要怎么认识?”苏青有些警惕。

“我想你来介绍我们。”

苏青盯着他，摇上车窗，汽车已经在缓缓移动，她依然转着头看他远去的身影。她不敢转移视线，她怕眼睛一转，一眨，眼泪就掉下来了。

十一

晚饭约在八点钟，他们说好的，别太早，让食客散一散，别被某个认出苏青、张爱玲的读者打搅到。胡兰成来得早一点，两位女士入座后，大家寒暄几句，就陷入一个沉默的公约数里。还好餐厅有钢琴独奏可以解围，一曲过后，张爱玲问苏青的新戏怎么样了。苏青不直接回答，先说酱园弄有个女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她丈夫杀了，于是她的戏就停演了。

“跟《娜拉出走之后》有什么关系?”

苏青笑笑，不回答，问张爱玲最近如何，杂志还等她的稿子呢。

“我想写长篇，”张爱玲说，“我从没写过长的，不都说长篇像长跑，考验一个作家的体力和耐力，我想证明自己。”

“写什么呢?”

“不确定啊，暂时想的是一个女人被她丈夫囚禁十几年的故事，当然细节不会这么简单。”

“名字总想好了吧?”

“想好了，《十八春》。”

苏青迟疑了一下，直截了当告诉她，她感觉不好，太风尘了，像青楼的名牌。

"也是啊，但另一层面的含义是，这个女人经历了十八个春天，十八次希望，却从没能走出去。”

张爱玲恍惚起来，就像当场陷入了构思的迷局。这期间胡兰成一直没说话，还挺绅士地听着两个姑娘谈话，不时招呼服务员上菜。最后一道菜端上来时，他终于说了第一句话：“不如叫《金锁记》。”

“《金锁记》?”张爱玲恍过神来，跟着念叨两遍，说，“谢谢，我会想想的。苏青，你怎么样，下部写什么?”

“我不知道。”显然苏青不想聊这些。写作对于作家而言，写得顺，就算你不问他，他自己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写得不顺，多问几句就是对他的折磨。

几道西餐他们吃了快两个小时，胡兰成中间加了一次香槟，一次红酒。后来大家都有些微醺了，张爱玲打听起胡兰成。她知道他，这几年政坛文坛到处都见他的名字，她问他既然你投奔了汪精卫，为什么去年又被他关进大牢里?

“我们的理念不同。”

“怎么不同了，不都是投奔日本人吗?”

“他要赢，他还要打仗，打到重庆去，把老蒋干掉，做真正的总统。而我主张和，哪里都不要打，既不跟日本人作对，也不对英美宣战。”

“这样是可以少死很多人。”

“不止是这样，当今世界分两个阵营，德意日的轴心国，和英美为首的同盟国，这场战争总要有人输，有人胜。你说输了的会怎样?”

“割地，赔款，甚至被奴役。”

“但不管是德日赢，还是英美赢，中国不会输，不会割地赔款。这就是我的态度，德日胜利，我们是轴心国，享受胜利的果实；若是英美胜利，老蒋就是同盟国，他还是中国，中国人没损失，到时候保全中国，死他一个汪精卫就好。”

“所以，这番话刺痛他了?”

“不止这些，我骂他不配做中国人，心里没有国家，只想着他自己的春秋大梦。”

“他啊，没杀你，还真是你祖上积德。”

“他要不是去年死了，恐怕我今年就没机会和张小姐共进晚餐了。”

胡兰成让服务生再开一瓶酒，有个眼尖的读者认出了苏青，过来问她要签名，然后告诉餐厅，为《结婚十年》的作者苏青小姐点一首曲子。餐厅一时间骚动起来。三个人拎着刚打开的红酒，有些狼狈地跑到了大街上。

虽已入夜时分，路上霓虹闪烁。胡兰成和两位女士商量下一站去哪儿。张爱玲表示没关系，时候不早了，不然就各自回家吧。

“去胡兰成家!”苏青高声喊道。她像为难胡兰成，想让张爱玲看到他有不少女人的痕迹，甚至还有她苏青的痕迹。看起来张爱玲也是意犹未尽，居然应允了这次邀约。

进家门时苏青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夜里十二点半，挂钟下面的衣架上还缠着她上回忘在这里的丝巾。张爱玲也见到了，眼神停留几秒，就朝胡兰成望去。他们又喝了两瓶酒，苏青已经困得口齿不清，尽听他们俩在聊天。她说不行了，去睡一下，径直进了胡兰成的卧室。

躺到床上反而睡不着了，依稀听到两人在客厅的说话声。听不清楚，她开始思考晚餐时的问题，她下一部写什么。毫无头绪，反而比酒精更有效地助眠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天还没亮，酒劲基本消退，两人还在客厅聊天。她揉着眼睛出去，看见挂钟已经快五点钟。四个多小时，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永远聊不够的样子!

“你睡醒了?”张爱玲问道。

“你还没睡?”

“是啊，还不太困。”

“我不该睡着的，连累你一夜没回家。”

“没关系，我们聊得很自在的。”

她认识胡兰成几年，好像都没有今天一个晚上的话多，张爱玲同样如此。她有些恨恨地看着挂钟，是怎么了，是嫉妒吗?时间在逝去，身旁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她一句话也没听见。四点五十九分，她在等整点敲响。分针就要指到十二的时候，她坐直身子，做好准备。

没有响，胡兰成这个烂人，怕惊扰到迷人的张小姐，把声音调掉了!

“我要回去了。”苏青起身说。

张爱玲抬头看她：“我叫车送你吧。”

她在等我离开?苏青点点头，说：“不必了，你们慢慢聊。”将外套穿好，她对张爱玲说：“晚上你问我，下一部写什么,我没回答，我现在告诉你，我写不出来，读者不爱看我编的故事，我也不会虚构，他们就爱看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没什么好写的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不是就这样，靠一本书，当一辈子作家了啊?”

说完她转身就走，她害怕安慰，害怕张爱玲或是胡兰成那同情的眼神，鼓励她别恐惧，写下去。开门的时候她看一眼衣架上的丝巾，犹豫了一下决定留在那里。既然今天是她的坏日子，张小姐的好日子，那就让这一天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吧。

十二

新戏搁置，新书不知道写什么,朋友一夜之间似乎都不见了，苏青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她又去剧院闹过一次，算不上闹，也就是大声争取。剧场经理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谁，人已经死了，你救谁?”

“救嫌疑人。”

“你救凶手?”难以置信，苏青觉得他们搪塞都不找点像样的理由，“你救杀人的人?”

“不是凶手，是嫌疑人，除了薛副局，全上海都不认为她是凶手。”

苏青想找薛副局谈谈，他们占了我的地方，天天演你的笑话，你什么滋味，就不能做点什么吗?头一次去他不在，留下口信让薛副局回她电话。回去的路上下了几场太阳雨，晴空万里，顶着太阳，忽然就跟头顶有人泼水似的下上那么两分钟。最后一场雨出了彩虹，雨点如流星一般从彩虹间穿过，落到她头顶。苏青一时看出了神，她还不想回家，她要到处走走。

薛副局第二天没联系她，她在家睡了大半天，有些伤风感冒。晚上才出门喝了点汤，她再去剧院看看，没准儿今天人们就已经对这个案子没兴趣了。

出乎她意料，座位都挤满了，胜过任何经典话剧的票房。她只买到二楼最里面的一张票。没看完，却看得泪流满面，跟剧情无关，估计就是想找个黑暗角落大哭一场罢了。哭过之后她决定离场。对每个人说打扰了，从里面一点点腾出来。台上的女主角在进行最后一场独白，她对警察说，你们打我，折磨我，逼我说出很多假话，能再记几句我的真话吗，我不识字，自幼孤儿，被周家收养作丫鬟，本以为嫁了詹云影，就真的有个家了，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家，他要么一个月不回家，在外面狂嫖滥赌，要么回一次家，就将我痛打一顿，把这个月的家用抢走。现在是他死了，你们审判我，枪毙我，有朝一日若是我死了，我想你们不会抓他的，只会笑我詹周氏体弱多病，命比纸薄。

就像那片彩虹，苏青移到一半，干脆挡住后面，怔怔地望着台上。她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了，她知道下一本书终于不用再写自己，詹周氏在那里，她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命比纸薄的女人。

十三

进入四月份，宋瞎子重新出摊算命。大块头的血没能吓住他，反而让他对外吹嘘，他这回可以更容易地同死人讲话。同当时大多数地方的中国人一样，死亡司空见惯，人们早就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与恐惧，战争、疾病、贫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像蟑螂一样，尸横遍野地死亡，又密密麻麻地生存。

楼下一直关灯的那户人家也有了眉目，孤零零就一个男的，叫何惠贤，山东淄博人，四十多岁，十多年前老婆死了，没孩子，也没续弦。二房东王燮阳悄悄地讲，他俩绝对有事，何惠贤和詹周氏，全酱园弄都不敢借钱给她，唯独从何惠贤那儿每个月她都能弄出点钱来。

这一切都符合薛至武的猜想，当王燮阳打开账本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又想错了。何惠贤是三月十五日退房搬走的，距离詹周氏杀夫还有一个星期，买的是回老家的火车票，邻居们看着他把行李大包小包地捆在马车上，去了火车站。

薛至武点起一支烟，又陷入沉思。案子发生十来天了，合谋者没找到，他反而成了街头巷尾的消遣。酱园弄不大，围成一圈的小弄堂，里面跟他妈蚂蚁窝似的住了一百零四户人家。薛至武偶尔见到一个男人，就会紧盯他的双眼，试图找出点破绽。毫无头绪，四月三日晚上，他在办公室待了一夜，读尸检报告，读审讯笔录，读下属警员走访的记录。四月四日晚上，薛至武在大块头的家里住了下来，他以为会很怕，会失眠，结果他太累了，倒床上就睡着了。也许是过于香甜，凌晨四点多他便醒过来，摸着黑在屋里寻找，找着找着他都忘了自己要找什么,黑暗中坐在床边大口地喘气，天亮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要找床底，找衣柜，看看这家里有没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大块头十二点多进家门，两人吵架到夜里三点，这期间那个合谋者藏在哪里?詹家太穷了，没赚什么钱，又全被大块头赌光了。没有所谓的床底，就一张床板，跟日本榻榻米似的铺在地上。衣服都收在箱子里，或是一排排挂在墙角，唯有厨房的一个储水缸有些可疑，家里没人十来天，里面的水都有些泛浑。薛至武半蹲下来，张开双臂丈量，不到一米高，詹周氏那样的小个儿都不一定进得来，何况一个男人。薛至武推门下楼，仰头在酱园弄转了一圈，凶手就在这里面，他是三点以后进来的。

他去敲二房东的门，王燮阳没起床，妻子王陈氏为他开的门。他问，在夜里要是有外人进来，你们会不会知道。

“我们就住在大门这里，别说是外人，房客回来，我们都要看一眼。”

“那天晚上，有什么人是夜里回来的?”

王陈氏想了想，确定大块头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之后她就把大门锁上了。薛至武又过一遍酱园弄的每扇窗户，要王陈氏打开何惠贤的房子。

窗明几净，只是墙角长了些青苔。王陈氏说她每个礼拜都会打扫一遍，只是这个案子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现在都招不来租客了。

薛至武点点头，没法承诺她结案日期，他要王陈氏给他一份名单，酱园弄所有的单身男人。他假设凶手凌晨下床出门，没有家人或妻子察觉。

“出门?去哪里?”

薛至武摆摆手，开车回警局。中午王陈氏的名单交上来了，他让队长把名单上的人带回来审讯。秘书提醒他，有位苏小姐昨天来找过他，还写下了电话号码留在桌上。薛至武询问长相年纪，看着桌上的便签，家里有电话的年轻女士，又一位小姐太太，可惜和案子没关系。

他没心情回电话，在办公室等了一天，傍晚时分，队长拿着厚厚一沓笔录回来，对他摇摇头，说：“都审了，看样子没有可疑的。”

他翻了翻，净是些废话，让队长备车，他要去提篮桥一趟。

这回他没有进狱区，在禁闭室等看守把詹周氏带来。明显是瘦了，好像也挨了不少打，走路都需要看守搀扶。薛至武示意她坐下，喝杯水，让看守去门外等候，自己点上一支烟，连抽几口问：“你多久和何惠贤睡一次?”

詹周氏瞪大眼睛，似乎在惊讶他的查案速度。

“借一次钱，睡一次你?”“也不一定，他主要是同情我。”“大块头知道吗?”“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可是，他可以用这个理由打死你。”

詹周氏沉默，他说的是对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大块头早晚会打死她。

薛至武继续讲：“你最后一次跟他借钱是三月十三日，买那把菜刀，你先去的刀铺，那把刀要一千五，我问过刀铺老板了，他说你头一次来钱没带够，又回去取的。实际上，你去跟何惠贤借钱了。”

“他给我拿两千三，让我留八百过日子。”

“可你跟他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计划杀了大块头，然后跟他过。让你没想到的是，何惠贤怕了，他可以同情你，可以睡你，但他不想为你杀人，甚至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的奸情。第二天他就买了回老家的票，临走的时候还留了他房间的钥匙。你三月二十二日对大块头下手，十天的时间，你又找到一个靠山，帮你杀了大块头。”薛至武停了几秒，问，“这个人是谁?”

“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我这样讲吧，我不知道他哪天进来的，但他一直在酱园弄，住在何惠贤的房子里。你也摸不准大块头哪天会回来，三月二十一日夜里，他回来了，三点钟他才睡着，你看着时间，四点钟，五点钟，你开门把他放进来了。”

詹周氏拼命摇头：“不是的，不是的。”

薛至武盯着她，将烟头掐灭，对她笑了笑，起身离开。出门时典狱长赶来了，跟他解释：“办法都用过了，真是嘴硬，什么都不说。”

“给她吃点好的，养养伤，别在这儿出什么差错。记着，她是死刑犯，我得让她死在刑场上。”

四月六日周市长邀请他吃法餐，他是薛至武的直接上司，兼任上海警察局局长。薛至武知道周市长找他干什么,报纸天天在炒这件事。前菜还没上，周佛海就问他，酱园弄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薛至武从头到尾汇报一遍并表示，会派人去山东抓捕何惠贤。

“把他抓到，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知道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周佛海放下刀叉，折起餐巾擦着嘴巴反问：“他是军统还是共产党?”

“都不是。”

“那他是什么?”

“普通人，凶手。”

“好，凶手，你要费这么大警力抓一个普通的凶手?我问你，上海的警察该干什么?”

“让上海稳定，打击犯罪。”

“别在这儿讲好听的，我的人该干的是，抓老蒋和老毛的人。”周佛海看眼手表，“现在是六点半，此时此刻，全上海至少有十个组织在秘密筹划怎么暗杀我周佛海，你不去搜他们，跟我要人，去他妈山东抓何惠贤?”

“属下的错。”

“报纸我看了，记者说詹周氏一个人干不来，那就是有个奸夫。这很难找吗，满大街都是。”

“属下不明白。”

“你听着，薛至武，你说，她不给你一个名字，你就不能给她一个名字吗?”

“给她一个名字?”

“满大街都是，我给你五天的时间，我要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案子了结!”

主菜是牛排，端上来时滋呟冒油，周佛海都没瞅一眼，将餐巾扔在桌子上，带随从离开了餐厅包厢。

剩薛至武独自在餐厅吃了两份的前菜、主菜和甜品，主要的是还喝了两人份的洋酒。回去的路上有些微醺，还没到局里，就在路边吐了出来。他让司机先回去，自己步行透透气。司机不敢抗命，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大街上，把车开在后面缓缓跟随。薛至武摇摇晃晃，影子在路灯下时长时短。五天，到四月十日，满大街都是，案子会更简单，只是时间太紧了，何况他真的不想随便拉个替死鬼。他迷迷糊胡糊，掐着指头从拇指开始数日子，费了半天劲都数不到小指。

到局里差不多晚上十一点。刚推门进去还以为自己进错门了，一位围着披巾的年轻女士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见他进来，说：“值班的说，你一定会回来。”

他揉揉眼睛，倒退回门外，看看门牌没错，跨步进门问：“你找我?”

年轻女士站起来，向他走过去。薛至武确实有些醉了，瞪大眼睛也看不清她穿的是旗袍还是短裙，只听到高跟鞋的声音渐渐靠近。

“你好，”女士伸出右手说，“我前天来找过你，我是苏青。”

十四

他们俩聊了很久，确切地说苏青在讲，薛至武眯着眼睛看她，酒劲儿还没过去，苏青讲的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从进门那一刻，他就觉得这女人有种味道，说不上很美，看起来也不年轻了，但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他确定没见过她，可如此似曾相识，他又问一遍她的名字。

“苏青，薛副局，你有在听我讲吗?”

薛至武点点头，仿佛疑点解开的表情，说：“我看过你的戏。”

”《娜拉出走之后》?”

“差不多，我奔着这个去的，剧场临时换了别的戏。”

薛至武说完苦笑，两人都明白这其中的意味。他看见苏青从包里掏出烟盒，向他推过来。薛至武瞅一眼香烟的牌子，特没劲儿的那种女士香烟，他摇摇头说：“那出戏讲的是什么呀?”

“没什么意思，外国的故事。”苏青自己拽出一支点上，吐出第一口烟雾时说，“我要见见詹周氏，我要写她。”

“你想把她写好，还是写坏?”

“我还不知道，但我同情她。”

“哈，你也同情她，何惠贤的同情是跟她睡，你的同情是写她。”

苏青愣了一下，也不知何惠贤是何等人物，说：“我觉得她像我们所有女人。”

“你们?你要记着，她和你不一样，她是个杀人犯。你现在还不能见她。”

“现在是到哪天?”

薛至武又数了一遍，从拇指开始，这次数到了小指，然后他握紧拳头，轻敲两下桌子说：“五天，到四月十号。”

等不到第五天，八日的晚上，副典狱长打电话过来说，詹周氏咬舌自尽了。话没说全，薛至武一度以为她死了。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住进医疗部，舌头止血，躺在病床上，嘴里戴了上下两排的牙套，也不知是睡是醒。薛至武拽把椅子坐在床旁边，点起一支烟，慢悠悠地说：“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必这么急，我没让你遭什么罪吧，那你就好吃好喝地等到上刑场那天。反正你都不讲，我也不跟你问名字了，我拿三条命陪你上黄泉，二房东王燮阳、楼下宋瞎子、刀铺老板，他们都可以是你的帮凶，都可以陪你一起吃枪子儿。”

薛至武讲完走到床边，打开窗户将烟头弹出去，阳光明媚，却是一些人最后的时光。他听到詹周氏在他后面翻身，一个很含糊的声音吐出来。

薛至武想起她戴着牙套，舌头又刚咬破，让护士送笔纸进来。詹周氏握笔对着纸虚划了半天，努力地说出第一句话：“我不会写字。”

“那就说出来，救他们三个一命。”

“小，”她停顿一下，舌尖舔了舔牙套，“小宁波。”

见到他第一眼，薛至武就确定小宁波杀不了人，他没那个长相，詹周氏都有股狠劲，小宁波眼珠子里面蹦的都是投机与谄媚。已经是四月九日的下午，小宁波被带进警局的十六个小时以后。队长报告薛至武，头几个小时嘴还很硬，不过还是招了。薛至武接过口供浏览一遍，放到一边问：“你认得我吗?”

“副局长，他们叫你副局。”

“嗯，上海我说了算，你好好地配合我，我保你不死，风头一过我就放你出去，给你个闲差，天天玩你的牌，我给你出赌资。但你得回答我想听的。听说你昨晚吃了不少苦，何必呢，何必说我们不想听的呢?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知道谁把你供出来的吗?”

“詹周氏那个贱人。”

“她为什么供你?”

“她不喜欢大块头跟我玩牌，以前去过她家一两次，都是被她撒泼赶出来的。”

薛至武摇摇头，很失望：“这个不是我想听的，昨晚他们没教你怎么说吗?”

小宁波眨眨眼睛，想清楚后说：“她跟我说，自己存了一些私房钱，杀了大块头，她跟我过。”

“很好，大块头很少回家，有时候一个月回不来一次，不过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你先让詹周氏买好砍刀，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大块头输光了，离开远东饭店，你在后面跟着，一路进了酱园弄。大块头上楼进门，楼下是何惠贤的房子，詹周氏早给你钥匙了，你在里面等他睡着，才悄悄进了门，我说得对吗?”

小宁波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薛至武又追问一遍：“对吗?”

“对，对!”

“你记得就好，明天千万不要出差错。”

“明天就上法庭?”

“着急了不是，没那么快，明天过现场，在杀人的地方走一遍。”

“我真没杀人!”

“不好，这么说可不好，记着，全上海的记者来给你拍照，你要出名了。”薛至武微笑地看着他，那表情似乎在恭贺榜上有名的秀才。

十五

薛至武数了数，来了三十多家媒体，仿佛开一场盛大的party。一切都顺理成章，詹周氏与小宁波也还算配合。队长的意思是由他对记者讲解案发过程，薛至武摆手拒绝。这段日子既然出尽了丑，他也懒得再出风头。还好队长懂规矩，回答每一个记者问题时，都会先加上一句“我们薛副局认为”,不敢自己称功。

面对照相机，薛至武在二楼房间站了一会儿，之后从人群中退出去，到花坛边抽支烟。离老远还能听见记者问话的声音，听起来他们也满意这个结果。这时候要是有杯红酒就好了，春意盎然，借着鸟语花香小啜一口。有个女人朝他走过来，靠近一些他认出是苏青。

“我们有邀请你吗?”

“我也是媒体，”苏青在他旁边坐下，又掏出她的女士烟，“我们办的杂志叫《杂志》。”

“倒是挺取巧的。”

“您这不也是挺取巧的吗?我看了小宁波的报道，他是再合适不过的帮凶了，没老婆孩子，远东饭店的小混混、烂赌鬼。估计你都快相信，他会杀人了。”

“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你觉得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大块头?”

“因为她受不了大块头是个烂赌鬼。”

“所以她要杀了大块头，好嫁给小宁波，另一个赌鬼?”

薛至武侧过头盯了苏青几秒，转回来直视前方，说：“案子已经结了，詹周氏怎么想的，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替他们想透，帮他们活一遍。”

“好，薛副局，就说这个案子，你有没有想过，詹周氏到底为什么要杀大块头?”

“她想离开大块头。”

“那为什么不离婚呢，为什么要杀了亲夫，把自己作践成一个死囚呢?”

“是啊，”薛至武苦笑两声，“为什么不离婚呢?”

“因为她离不了婚，我是离过婚的，我知道，在中国，在上海，离了婚的女人还不如妓女。你问我《娜拉出走之后》是什么戏，娜拉的丈夫重病时，娜拉四处借钱给丈夫治病，后来丈夫病好了，那些债主也一个个催上门来，她丈夫说钱不是我借的。债主说了，你妻子借的，不跟你借的一样?她丈夫说，那可不一样，从现在开始她就不是我妻子了，我决定跟她离婚了，她借的钱她还，跟我没关系。可是娜拉离了家就无法生存，她不识字，又干不了体力活，房东都不会把房子租给一个单身女人。走投无路，娜拉只好做妓女，街边卖笑，她最后一个客人是她的丈夫，在街头偶遇，她丈夫现在已经发达了，居然嫖了她，这他妈算忆苦思甜吗?完事还把钱扔在床上算嫖资!”

“最后呢，娜拉什么下场?”

“我写时也在犹豫，我让娜拉自杀了，看起来这是最合理的结局，可是这不对，我现在明白了，我不能让她这么死，她应该拿起砍刀，杀了她丈夫。”

二楼那边骂起来了，小宁波撒泼似的，挣脱着脚镣要往詹周氏身上扑，也许才意识到他不会就此发达，他会死在大牢里。队长带头用警棍打他，薛至武站起来回身看了会儿，坐下来和苏青继续说：“你说谁，你说娜拉还是詹周氏?”

“不管是谁，总有些浑蛋游走于法律边缘，没犯法，却把女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们警察管不了的人，我们只能自己反抗。”

薛至武身子向前弓，双臂撑在腿上，双手交叉着不说话。小宁波就算了，活着死了都是个杂碎，主要是詹周氏。已经四月十日了，晚上他就要给周局长写结案报告。他需要讲詹周氏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不可能，那就这样吧。甭管詹周氏面前有几条路，甭管还有什么人在帮她，大块头不是死了吗?按过去的规矩，詹周氏就算什么都没干，不还是得殉夫陪葬吗?真是的，谁也冤枉不了谁

十六

仿佛是躲媒体的风头，法院一拖再拖，到六月底才对詹周氏开庭。五十天里，詹周氏成了这个春天最热门的词汇。张言对薛至武开玩笑说，上海所有关于酱园弄的报道，加起来有几百万字了吧。苏青也写过几篇稿子，发表在她自己的《杂志》上。他们不想让詹周氏死，他们觉得詹周氏一死，这个城市就要病了。

胡说，杀人不偿命才会让上海大病一场。正方反方都在等一个结果，弄得法院也不敢开庭了，它也在等，等上海忘了这件事，是死是活不再被舆论左右。六月下了几场大雨，所幸城里没涝，法院宣布检方准备好材料、证人，二十七日开庭，七月以前把这场争论了结。

开庭的第二天薛至武去了，作为检方证人，他要证明尸检报告以及两名被告口供的真实性。上海已经不再凉爽，尤其是大雨之后，法庭里闷热潮湿，几架吊扇在棚顶缓慢转动。他回答检方提问，他说三月二十二日接到报警，在酱园弄将詹周氏抓获，她本人也对此供认不讳，但一直在保护帮凶小宁波，直到警方掌握一定的线索，才肯吐露小宁波为帮凶。

“薛副局，”检察官问，“那么,在您多年的从警经验里，詹周氏此举，算不算有自首情节?”

薛至武看眼被告席上的詹周氏，她眼神有点呆，吊扇的影子一次次打在她脸上，好像一直在盯着墙角的蜘蛛网或是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