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化文在济南率部起义，手下三大师长都是谁？后来结局如何？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兵临济南。

八天之后，这座国民党在山东的重镇被彻底攻克，而影响战局走向的一件关键事件，正是吴化文率部起义。

这场突如其来的倒戈，不仅让济南内防彻底瓦解，还成了此后渡江战役中的加速剂。可吴化文是谁？他的三个师长又有着怎样的来头和结局？

吴化文，其实是个典型的“墙头草”。他一生的选择，多数时候不是基于理念，而是为了自保。

这个名字在抗战中并不光彩。他出身冯玉祥部，后来转投韩复榘，再后来受蒋介石指派在抗战期间“伪降”日军，成了伪军中的高级将领。在当时，这种做法，说是战术需要也罢，说是为虎作伥也罢，总之和民族大义有些对不起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吴化文收回麾下，表面是重用，实则是利用——用这个“走过日本门”的人来牵制华东解放区。

到了解放战争爆发后，吴化文率部驻防济南外围，以“第二绥靖区司令”的名义带兵两万，看起来兵强马壮，实则军心不稳，自己心里也没底。随着人民解放军对济南包围圈逐步收紧，他开始考虑“翻身”这条路——也就是投诚共产党。

其实中共早就盯上他这颗“不定时炸弹”。不断通过地下党和密电做思想工作，一边劝降，一边用兵围困。直到1948年9月16日华野总攻打响，吴化文才下定决心，在济南外围西南一线集体起义，兵不血刃地将防区交给了解放军。

此举在军事上直接动摇了济南的国民党防御体系，也让内城被孤立，极大加速了解放进程。

可吴化文的起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的部队里，三位师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们不松口，这两万人马就未必这么顺利被改编。

第一个人，是杨友柏，103师师长。

这人来头不小，不只是吴化文的下属，更是他妹夫。出身地主家庭，受过些教育，能打仗也懂得揣摩上意，是吴化文最早一批亲信。

抗战期间，吴化文带头投降日本，他没吭声，老老实实一起当了伪军。这样的历史，建国后不少人讳莫如深，他却曾经半公开地承认：“那是跟着走，没多想。”

杨友柏的军事能力不俗，治军却颇为严厉，手段偏冷酷。在旧军队里这不稀奇——许多军官都靠高压来维持军纪。但有个细节说明他性格复杂：士兵们私下管他叫“杨别子”，说他不近人情。可在起义之后，他却变了不少。

35军改编后，他当上副军长兼103师师长。打完济南，他又带兵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路打得狠，成绩突出。而且他真在逐步“转化”。这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有具体例子。

比如，吴化文有一次在军内开会，说了句戏言：

“咱们过去像妓女，跟谁都行，现在可算从良了。”

这话把杨友柏气得当场摔桌子走人：“你把我们当妓女？”

他不愿再为过去背锅，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新军人。这说明他并不是没有反思能力的人，也不是一根筋。

建国后，他被安排在地方军区任顾问，后来又当了安徽省政府参事，低调务实，一直干到去世。1986年，老人在老家涡阳病逝，享年82岁，算是寿终正寝。

第二位，是赵广兴，104师师长。

这个人，出身可谓天壤之别。他是贫农家的孩子，从小吃苦。没念过书，靠当石匠学徒识了几个字。那会儿，穷孩子出头的路，要么科举（早废了），要么当兵。他选了后者。

17岁进军营，混到了连长，再后来成了吴化文的得力干将。打仗不要命，纪律严明，是他当时的标签。可是抗战期间，他也跟着吴化文“投敌”，做了伪军。

这一点，他后悔过。

建国后，他经常对家人说：“这段历史最对不起祖宗。”这不是官话，而是从心里往外冒的悔意。

他在起义时起了关键作用。当时部队里不是人人同意起义的，他靠手腕平息异议，还清理掉几个反对最强烈的营长和排长。

没有他的配合，吴化文根本拉不动部队。

起义成功后，他被任命为104师师长，随后随军打到南京。他没多少文化，却有强烈的学习意愿。1949年，他主动报读华东军政大学，补课补得非常认真。

毕业后，1952年他被调到安徽省交通厅当办事员，一直干到去世。他并不追求高位，也没人刻意打压，生活安稳，收入体面。

1960年病逝，年仅58岁。虽然早逝，但能从一个贫家子弟走到共和国公务员，已是命运给他最大的肯定。

第三个，也是最特殊的，是何志斌，105师师长。

他的经历和前两位完全不同。他出身于陕西长安的中产家庭，早年读过书，考入洛阳军官学校，受过系统军事教育。打小就崇尚“精忠报国”那一套，在冯玉祥部里混得不错。

关键在于，抗战时期，他没有投敌。相反，他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日军打得很凶，后来还跟八路军多次合作。

这段历史，让他后来在共产党这边很受欢迎。

1946年，内战刚开打，他就试图起义，带着1700人准备向解放军靠拢。陈毅亲自接见了他，对他非常看重。可惜风头太紧，他麾下几个团长发动哗变，把他挟持回国民党营地。

这事他憋在心里两年。

到了吴化文准备起义时，他自然成了内部的积极分子。改编后他任105师师长，作战很有章法，尤其在渡江战役中调动得当，被评为模范师。

建国后，他没被边缘化，反而越干越高。当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还曾任杭州警备区副司令。他的政治清白和抗战经历，为他在新政权中赢得了真正的尊重。

1998年病逝，享年89岁。他是三人中最晚离世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很多人都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某些人物自己讲的。但我们翻翻这三位师长的履历，其实可以得出一些清晰的判断。

吴化文的三个师长，只有何志斌在抗战中始终坚守阵地，没做伪军。

这在那个时期很难得。他不仅看清了国共之争的本质，还早早在政治上做了表态。相比之下，杨友柏、赵广兴只能说是“跟着走”，虽然后来做了不少补救，但前史确实有污点。

但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却很清楚：既看历史，也看表现。

三人都得到了安置，也没有遭到清算。国家看重的是他们起义后所立的战功，是他们在新政权中的态度和努力。这体现了中国革命在胜利后的胸怀与理性。

如果要给这三人写一个共同的注脚，那可能是“在夹缝中做了不算太坏的选择”。

他们都是旧军人，从旧制度里走出来，本没有归宿。可历史留给他们一次翻身的机会，他们接住了。尤其是何志斌，他从不丢弃理想，哪怕现实中处处受困，依旧守住了底线。

而共产党，也没有一棍子打死。不是“你以前投过敌，就永远不得翻身”，而是“你有没有真心改过，有没有为人民出力”。

《解放济南战役纪实》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吴化文与第二绥靖区的解放》 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