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三十而立 四海为家——阿玛蒂亚.森的精神成长史

按：本文根据笔者阅读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回忆录《四海为家》所做的笔记整理而成。全文已经发表在《比较》2025年第2期，本号刊出时对标题做了微调。感谢吴素萍老师抬爱，也感谢诸多同仁的鼓励与鞭策。

文|罗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将20世纪著名社会科学家、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回忆录《Home in the World》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书名译成《四海为家》。这个译名虽然也说得通，只是还不能完全传达原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本意。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更确切地说，以我个人的认知习性，“四海为家”总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某种较为被动的人生境遇，少了点安居的意思。通读全书，森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文化间的差异是需要有一种多元主义的宽容理念去包容的，他本人生在孟加拉，青年时代负笈英伦，在剑桥大学深造，然后又短时间返回他的祖国印度任教，不久被美国顶尖大学礼聘任教，期间他还兼任多家大学的客座教授，还一度被印度政府任命为重建的世界最古老大学——那烂陀大学的校长。由于谭云山及其儿子谭元的影响，森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颇有兴趣和体认。在30岁之前，森的认知世界里，已经兼容了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他既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更认识到其中的共性。他作为一个生长在印度，深受泰戈尔影响的东方人，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如鱼得水，有不少穆斯林朋友和中国朋友。通读全书，就会明白森之所以用《Home in the World》命名这本回忆录的理由。

他这本书只写到20世纪60年代，他本人的而立之年就止住了。此种文本处理的做法，虽令读者意犹未尽，但也道出了森内心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自己的心灵在30岁就已臻成熟。

森的“四海为家”，准确地说，就是“世界之为家园”，或“世界是吾家园”。他以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讲述自己如何在内心化解了文化差异，实现了认识上的融会贯通。尤其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亲身经历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尖锐对立乃至暴力冲突带来的社会动荡，认识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他极力主张多元文化和宗教宽容，而他价值观深层的基本立场是由佛学奠基的。森对佛教的认同发自内心，这也可以理解他对于能够担任那烂陀大学校长一职，至感荣幸，尽管这所大学的复建以及后来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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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在学识和智识方面的基本性格，早在少年时代之前就已经被塑造了。

他儿童和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极为独特的，很少有类似的案例。首先就是印度的文化巨人泰戈尔作为森的长辈，对森产生了持续一生的巨大影响。虽然，泰戈尔在1941年，也就是在森8岁那年就去世了，但他秉持的世界观则像是一颗种子，播进了幼小的阿玛蒂亚·森的心田。关于这一点，森这样写道：“我非常喜欢他这么一个慈祥的老人，他似乎喜欢跟我说话。我那时听大人们说到他的许多想法的重要意义以及他的创造力，而我对这些东西充满了好奇。我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多加关注这位令人钦仰的长者，但是我以前没有这么做，于是我决心以后加深对他的了解。于是，就在泰戈尔去世后，我开始专心致志地探寻他的思想，而这种密切的接触使我终身受益。”（《四海为家》，第42页） “特别需要说明的事是，他突出强调自由和诉诸理性的重要意义，使我开始严肃思考这些问题，而在我长大一些以后，这两点对我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发现，在关于教育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一论题上，他的理念特别富于真知灼见，令人信服。”（第42—43页）

8岁那年，森进入了一所很是奇特的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由泰戈尔创办于1901年的名为“圣蒂尼克坦”的基础教育机构。泰戈尔之所以创办这所学校，就是因为他本人厌恶当时标准的印度教育，希望用与之不同的理念，即“开放”“多样性”“自由推理”等等来办一种新的教育。受这一教育理念的感召，学校延揽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体系中的有识之士担任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印度本土的著名比较宗教史学家，也是森的外祖父克希提·莫汗、印度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南达拉尔·鲍斯等。印度以外的教师中，有来自中国的佛教哲学家谭云山，来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印度学家西尔万·列维，来自英国的农学家和慈善家埃尔姆赫斯特等等。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小镇，拿着菲薄的薪水，兴致勃勃地教书育人，皆因为他们认同泰戈尔的教育理念，与泰戈尔抱有同样的教育目标。

泰戈尔（1861-1941）

泰戈尔不喜欢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壁垒，他特别乐于见到，一个学生即便在可以看到和听到外部世界时，也能聚精会神地学习，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他认为，能够用这种方法学习，就表明了一种避免将教育与人生隔绝的承诺。所以，这所学校是没有围墙的，除了下雨天或者必须在室内完成的实验课，上课都是在户外。学生每人带着一个小垫子，在预先指定的某一棵大树下席地而坐，老师则坐在一把用水泥制作的椅子上，面对学生，身边是黑板或者讲台。这样的上课经历，造就了森在此后的一生中，可以无视任何喧嚣的外部环境，即使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或者机场登机口排队的人群中，他也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这是一种令旁人十分惊讶的能力。学校老师早就告诉过他，户外教学会赋予学生免于轻易分神的定力。当然，在这种以天地为教室，与自然没有任何阻隔的教室里上课，其积极的意义并不只是培养了学生抗外部干扰的定力，更重要的是贯彻了真正开放和共享的教育理念。泰戈尔不希望学生的思想被禁锢在自己的社群之内，无论是宗教社群还是其他社群，也不喜欢让学生的思想受到自身民族性的制约。泰戈尔本人挚爱孟加拉语言文字，却不喜欢被约束于这个单一文学传统之内，他激烈地批评民族主义。在泰戈尔看来，这不仅会导致一种学究般的爱国主义，而且会导致对世界其他地方学问的忽视。

圣蒂尼克坦不仅没有固定的教室，甚至也基本不考试。即使有考试也基本不看成绩。但这所学校里却有着极为活跃的课堂讨论，学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能从印度传统文学跳到古典的乃至当代的西方思想，再转向中国、日本、非洲或拉丁美洲。这所学校对多样性的弘扬，也与当时印度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的势力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学校能够给于像圣蒂尼克坦这样的乐趣，是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在决定做什么时有这么多自由，有这么多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同学可以交谈，有这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可以接近并提出与课程无关的问题请益，而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需要强制遵循的纪律，也完全没有严厉的惩罚。”对这样的学习生活，森的感受是：“妙不可言”！（第47页）我想，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学校生活，也会让他们心驰神往吧。

森一生中最重要的智识就是在这所与当时体制化的印度学校迥然有别的学校获得的。这所学校对森的影响持续一生。不仅森本人，凡是在这所学校受过教育的，无不对其赞赏有加。印度大导演拉伊这样说道：“我认为，我在圣蒂尼克坦度过的三个春秋，是我人生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圣蒂尼克坦破天荒第一次让我大开眼界看到了印度和远东艺术的辉煌。在此之前，我完全处于西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影响之下。圣蒂尼克坦是我成为现在这样融通东方和西方的产物”。

1914年，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旅行者乔·马歇尔慕名造访了圣蒂尼克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精辟地总结了这所学校的特殊品质：“它的教学方法的原则是，在一个一切平和且自然的力量显而易见的环境里，个人必须绝对自由而愉快；于是就必须有各自精于艺术、音乐、诗歌和各门学问的教师队伍；功课定时讲授，但不是强迫性的，而在树下上课时，男孩子就坐在教师脚下；每个拥有不同天资及禀性的学生，都是被适合自己的才情及能力的学科自然吸引而来的。”（第51页）

森自8岁进入圣蒂尼克坦学校读书，一直到18岁离开这里去加尔各答管区学院读大学，他在这里待了整整十年。正是这十年的时间里，学校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森的志趣、气质、品格甚至某种程度的见识和品味。在所有影响中，森最在意的是这所学校给予他的自由和理性的感受。他这样写道：“随着我在圣蒂尼克坦所受教育的推进，关于行使自由必须与思考能力同步发展的理念，对我而言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你拥有自由，你就会有行使自由的理由，而且即便什么也不做也是对自由的行使。随着我在学校岁月的延伸，对学生进行自由推理的训练，似乎成为泰戈尔在自己的这所非同寻常的学校试图大力推进的事项之一。自由与理性相结合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已与我终生相伴。”（第52页）

确实，只有自由而理性的教育，才会带给孩子自由而理性的品行，并形成自由而理性的习性。如果说在圣蒂尼克坦的教育让森开始明白了自由与理性两者必须相伴相生，那么在他后来所做的很多学术研究工作都是意图给两者结合的学理提供一种科学的论证。他为此出版了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理性与自由》。无疑，他作为社会科学家，一辈子最大的学术贡献也是集中在这个领域之中。他之所以能够聚焦这个问题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思想的种子就是少年时代在圣蒂尼克坦学校播下的。好的教育能真正成就人的非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所学校，森通过学习梵文以及梵语文学，深刻体悟了古代印度的思想，开始深入佛教哲学，并确立了对佛教的信仰，他虽然没有被允许登记为一名在册的佛教徒，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佛教真理具有了超越一切具体真理的地位。大约在森11岁左右，外祖父给了他一本关于乔达摩的小书，他当时就为佛陀说理的清晰以及他对任何说理对象都能够做到平易近人而完全折服。“随着年齿渐增，我对佛陀的信仰得到深化。”

森自己在回顾这段精神成长之旅中谈到被佛陀深深感动的几个理性的原因。首先是佛陀在论证一个观点时的理性，他的每一个道德结论，比如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都是说理的产物，所以，佛陀显然具有逻辑科学的特性，这是很多其他信仰体系不具备的一个特点。其次就是佛陀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有着与普通人同样的忧患意识，因此，不同于大多数宗教领袖，佛陀与世间百姓是没有心理距离的。第三就是佛陀不是空谈信仰的道理，而是将关切点转向了实际行动。“佛陀改变了一个宗教问题，使之从‘有神吗’转而成为‘我们应该如何行事’，森认为这一点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佛教是一个敦促信众普施善行的行动理论，而不是停留在口头和文字上的说教。

佛教吸引森的最后一点就是它的伦理学方法与社会契约论的迥然不同。佛陀主张，行善是不应当带有交易性质的，人们有单方面做自己认定的善事的责任，即便他人并不因此给予回报，或者他人拒绝行善的责任。佛陀主张的道德行为是无条件的。这最后一点，森认为是与耶稣基督提出的主张相似的。森由此也认识到一切文明的信仰的最核心部分总是想通的，那就是某种无差别的普世主义的仁爱信念（责任）。

影响森的社会理念的，不仅有佛陀的思想，还有印度古代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给予他的启发。其中公元4世纪的一部名叫《小推车》的戏剧尤为重要。这部戏剧宣示了两个重要的道理。首先，每一个人都是有多重身份的，不能将人的认知限定在他的单一身份上。森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历了宗教极端主义者将信徒的身份置于一切之上并且以此绑架人的道德认知的普遍现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常常因此相互攻击乃至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森对这一切深恶痛绝，他将此归因于极端主义者的单一身份认知局限。森因此开始思考，对于一个和谐社会而言，破除单一身份认知而建立以人为轴心的多身份认知的思维习性的重要性。

从《小推车》中，森体悟到的第二个重要道理是，不能笼而统之地谈“正义”。他开始认识到，有两种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是分类学意义上的基于规则、规范、制度的正义；一种是基于普遍正理的正义。前者以奖励或者惩罚作为对遵守或违背制度的反馈，以此体现正义，而不问这样的制度是否符合“正理”。森认为，我们必须从体现“正理”的正义所具有的更为广阔也更为包容的世界视角，来对现行的制度、组织和规则进行审视和评估，而不是只认同并服从于它们的实际力量。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这是动物界的规则所允许的正义，但这样的所谓正义不是人类社会该有的正义。同样，在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制度规范，因此，从历史主义角度看的正义，也是暂时的，要由是否符合正理来加以评估。“正理意义上的正义的实现，不单纯是一个判断制度和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社会本身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是遵循旧规则和神圣的惯例。”（第132页）在阅读《小推车》这部杰出的古印度戏剧的六十多年以后，森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正义的理念》。

《四海为家》中森对圣蒂尼克坦学校生活的回忆情深意切，我以为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也最值得中国教育界同行好好读一读。

我之所以在这篇小作中用了相对较多的文字复述森在圣蒂尼克坦这所学校的经历，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森成长中的这个年龄段在这样一所学校所受的教育，便不能深入了解森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一直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待人处事的多元包容心以及重大问题意识的起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圣蒂尼克坦获得的精神财富和学识影响了森的一生。

森对政治的兴趣，也是在圣蒂尼克坦学校培养起来的。作为一个孟加拉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孟加拉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英国（宗主国）和印度（殖民地）的关系、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关系……所有这些在森的少年时代都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彼此难分难解，而又离心离德。整个印度次大陆陷在宗教、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利益冲突的泥沼之中，为国家寻求出路，是当时印度各类精英分子为之殚精竭虑夙兴夜寐的当务之急。森目睹了他的祖父和父辈们秉持各自的信念前赴后继，颠沛流离，为探寻印度的出路而付出心血和牺牲。从20世纪之初，一直到印度独立，从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国家级的精神领袖到一般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差异、分歧和对立，左右着不同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森见证了这个过程的若干重要事件。这让爱思考的森专注于社会选择这个一生都在探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支撑他思考这个重大问题的思想资源，除了佛陀、印度古代的文学经典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大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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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8岁的森进入了加尔各答的管区学院就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这所建于19世纪中叶的大学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建设后，已经成为当时印度的名校，曾经有一大批名师在这里任教，培养了包括森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学生。管区学院名师云集，学术和教学都名重一时，森在这里如鱼得水，学到了如何质疑，如何讲课，如何审视自己的学术兴趣并做出好的选择。除了从老师那里、从课堂学习，在咖啡馆里进行的交谈、辩论则从另一方面丰富了大学生活，获得了成长所需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新刺激。“咖啡馆里的交谈占用了我几乎与课时一样多的时间。”（第261页）不同于学校里面的正规体系的学习，咖啡馆里发生的数百次讨论（争论）常常是与政治、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而与学习的主题毫无关系。“我无法充分描述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他们大多数是同学，经常告诉我他们读了什么书，用别的什么方法发现了什么，包括他们听演讲（涉及不同学院的各种学科，从历史与经济学到人类学与生物学）的收获。不过，除了知识片段的直接传送之外，还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争论的非凡影响，我们会就某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展开辩驳，相互砥砺。”（第262页）这所咖啡馆的非正规教育功能甚至被森同时代就读该学院的著名同学，杰出的历史学家拉伊乔杜里不无夸张地评价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的全部教育，都来自常去那所学府（咖啡馆）的同学”。

虽然森在这里只待了两年时间，但他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学术志趣，就是转向经济学研究，并致力于以经济学真理去造福社会。在这里，森接触到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希克斯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这样，他在一个领域中兼容并蓄了多个学派的思想资源，为此后进入剑桥大学，与那些20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开展教学相长做好了十分有意义的铺垫。在这两年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森与马克思学派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遇。森在《四海为家》一书中专辟第十三章“如何理解马克思？”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据我所知，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回忆或传记文中都是未曾见到过如此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因此值得展开谈一谈。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在森将要就读大学的时代，加尔各答的知识界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域，森应该是阅读过不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甚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这类相对小众的马克思经典，森也熟悉。森在很早的时候应该就看过不少马克思学派的作品。“我在少年时期也开始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马克思的作品集中发现了一些在我看来十分重要而且可以细致论述的概念。除他向世界揭示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外，围绕马克思展开争论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森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理论中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自然包括了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利润、剥削这样的概念。在思考这些概念时，森阅读了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里斯·多布的《一种价值论的必要条件》这篇名作，此前萦绕于脑海中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些疑问被冰释，由此他对多布佩服之至，并一门心思想要跟随多布学习（第276页）。在学习和思考马克思学说的过程中，森对马克思思想中缺乏一个系统政治力量。研究这一点颇为奇怪，也深感遗憾，比如对国家、民主、政体，特别是对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政治安排，马克思语焉不详，似乎缺乏兴趣。由此，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工作与马克思相衔接的可能性存在于社会选择这个问题域之中。

马克思的理论到底有何新颖之处？森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读相当独特。略举几处：

第一，劳动价值论虽然不是一种近似的、粗糙的价格理论，但确是一种独特的、有意义的描述理论，即专注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参与视角，这一视角在主流经济学中被日益忽视，以至于形成了对劳动与资本功能的极不对称的态度，即重视资本而忽视劳动。森从马克思极端关心一切社会过程（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何以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这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关联”（韦伯意义上）。所以，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就取决于我们试图强化哪个视角（第276页）。

第二，尽管马克思对政治组织的审视没有充分展开，但他对选择自由很感兴趣，“马克思确实对选择自由的重要性了然于胸，也非常明白它对于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必要性——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第278页）。由此，森也在理念上进一步亲近了马克思。

第三，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虽然不具有即时的普遍可行性，却是具有巨大道德力量的理念，而且在20世纪的欧洲，正在被运用于少数事关人类公平的重要领域，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欧洲福利国家的整个概念是以忠于按需分配原则为基础的”（第281页）。

第四，马克思强调人类的多元身份是重要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严厉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在诠释“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时，把人只当作一个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而对此人的其他方面及其身份视而不见的做法。“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马克思主张必须从众多不同的视角观照人类，劳动者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唯一身份。“马克思于1875年在一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中不过随意而说的一句话，对于强劲左右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以身份为依据的冲突，显然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282页）。

第五，马克思具有高度原创精神的“客观错觉”概念，以及他对与此相关的“虚假意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由于自由交换而呈现表面的公平合理关系就是客观错觉的一个例证。市场给人以等值公平交换的印象，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积极的生产过程因而都是生产性资产都应该据此获得报酬等等，也都是“客观错觉”。这类客观错觉是应该经过严谨的合乎逻辑的分析批判予以去除的。马克思自己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做了这项伟大的工作。森承认，马克思关于客观错觉的理念，“对我青年时代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我理解阶级和性别不平等大有裨益……随着我大学时代的推进，我对旨在增进公平的政治变得越来越有兴趣，并用一些时间来查看客观错觉的实例，尤其是工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因受误导而失于看清他们所受剥削的实质”（第284页）。森在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卓越研究，不能不说是早年阅读马克思著作而埋下的思想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产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森很早就注意到了如何不掉入机械唯物史观的思想陷阱，在这方面，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作品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霍布斯鲍姆因而也成为森心目中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都是当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又都在剑桥大学任教，这也让剑桥大学成为森极为向往的大学，是他最希望去深造的大学。天随人愿，不久以后，森收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信，得以跟随多布学习，并且与霍布斯鲍姆成为密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

加尔各答的管区学院，特别是咖啡馆，让森成为一个精神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高度推崇，森对伟大的、曾经具有极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衰退深感忧虑不安。从后来森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努力摒弃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公式化的教条。最重要的是森试图通过公共选择研究弥补马克思政治学说中的一些缺环。“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要充分理解马克思的一些在应用中最富于成果的理念，例如条理清楚的描述范围、客观错觉的意义、分配目标的多元化、理念与物质条件的双重作用（双向作用）等，就必须利用他的总体性思考，有时甚至需要利用他那些一带而过的评论，也就是他公开发表的那些言论，而他只是非常简短地说明了那些意见，往往不再继续深入探讨它们。”（第290页）

剑桥大学吸引森的，当然不仅是因为他仰慕的多布和霍布斯鲍姆在那里工作，他之所以选择三一学院作为自己的目标学院，一则是因为曾经留学这里的表兄对这所学院极力夸赞，二来也是因为这所学院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杰出人士，从自然哲学家牛顿、诗人丁尼生和拜伦，到数学家哈代和森的印度同胞英年早逝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再到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名声显赫的哲学家，可谓群星璀璨。他们对一心成为学术英雄的年轻的森而言，都是巨大的榜样。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让森坚定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的决心。以他自己的说法：“当我发现莫里斯·多布和皮耶罗·斯拉法都在三一学院时，下定决心的时刻到来了。”一想到未来有可能与多布、斯拉法和罗伯逊这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道从事研究，森的内心被自己的这个理想激动得无比兴奋。“实际上，我的决断是‘竭尽全力，奔赴三一”。（第314页）

03

1953年9月，19岁的阿玛蒂亚·森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到达英国剑桥，进入三一学院学习。对于年轻的森而言，这一切实在是如梦幻般美妙。进入剑桥大学这个学术圣地、思想熔炉，森得以和一大批杰出的学者交往，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963年。十年的剑桥岁月，森从一个来自英国前殖民地、怀抱朴素学术梦想的青涩本科生，成长为三一学院的博士、研究员和讲师。森在《四海为家》一书中，对这十年的经历做了浓墨重彩的叙述。在三一学院学习期间，多布是他的导师，斯拉法是他的学业主管，丹尼尔·罗伯逊是对他关爱有加的学术慈父，这三位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多多少少存在差异但私交甚厚的朋友，对刚进三一学院读本科的森十分看重，不吝赐教。多年后，森获得留校任教的资格，又与这三位恩师成为了同事。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对森的学业和研究方向也十分关注，虽然她与森的学术焦点不在一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剑桥，马歇尔的得意门生阿瑟·庇古依然健在，帕西内蒂等一批经济学家正值壮年，整个剑桥的经济学科如日中天。在罗宾逊夫人的领导下，剑桥大学经济系的一批凯恩斯主义者正在发起对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的另一个剑桥的学术论战，后者的领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逊和罗伯特·索洛。这次论战围绕资本转型为题展开，英国剑桥态度强硬、咄咄逼人，而美国剑桥虚与委蛇，且战且退。双方在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嘴炮之后，这场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界最激烈也最无收益的两个剑桥之战也偃旗息鼓了。

琼.罗宾逊（1903-1983）

森在书中对剑桥恩师群体的描述充满了深情。丹尼斯·罗伯逊和彼得·鲍尔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但他们的学问依然让森很是钦佩。两位老经济学家对森这位在年龄上几乎可以做其孙辈的年轻人关爱有加，不吝惜时间慷慨指导。至于多布、斯拉法这两位顶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森对他们给予的悉心指导更是充满了感恩之情。在森就读剑桥期间，多布和斯拉法正在通力合作编撰《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这是一项标志性的学术工程，两人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出版的成果也堪称是经济思想史文献研究的典范。斯拉法是剑桥的一位思想巨人，他本人思想深邃，和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怪杰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对后者的学术影响很大，尤其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更是从与斯拉法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皮埃罗.斯拉法（1898-1983）

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着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著述如晨星寥寥，一生的主要学术出版物，就是一本名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小册子，以及在1927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不完全市场的具有重要原创性的论文。数量虽少，却有开宗立派之用。其德高学厚，为一时之选。斯拉法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与学术同行的交流，以及整理编撰葛兰西文献和李嘉图文集。他从不愿意把任何不成熟的作品公开发表，身后以意大利语留下的笔记、札记以及文献考证记录数量庞大，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翻译整理，长期在剑桥三一学院束之高阁。

作为森的学业主管，斯拉法负责安排森去见各位指导教师，还鼓励森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去找他谈话交流。“在1958—1963年期间，我们（森和斯拉法）几乎每天午饭后都会长距离散步，经常外出到剑桥数里之外的科顿。期间几乎无所不谈。”斯拉法虽无意著述却十分健谈，他的话题包罗万象，从经济学和欧洲政治传统一直到咖啡制作（意式超浓咖啡的萃取方法等），甚至还谈到了他和葛兰西之间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是两人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战略和策略的分歧。这样的交谈极大地扩展了森的见识和视野，也让他深深地服膺于斯拉法的博学、深邃和作为极具独创性且善于质疑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以及善于与他人一道合力为宏伟的共同事业奋斗献身的高尚精神。

在森自己着力开拓的社会选择理论这个领域，斯拉法也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支持和指导，这些指导都是在两人午后一起散步交谈时完成的。要知道，在当时的剑桥大学总体保守和帮派化的环境中，一个来自印度的年轻经济学家，要在这里独自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何等困难。卡恩领导的三一学院学术委员会一直不批准森开设福利经济学这门课的请求，因为当时还在掌控学术话语权的大部分老一辈经济学家都认为福利经济学在格拉夫发表《理论福利经济学导论》一书后就被判了死刑，在本科开设这样一门课已经没有意义。甚至连罗宾逊夫人也建议森远离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这样的选题，希望森跟着她做资本理论研究。

随着森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尤其是多所美国顶尖大学对森的研究极有兴趣，纷纷伸出橄榄枝意欲延揽的情况下，剑桥生怕森改换门庭而勉强同意他短时开设福利经济学课程，但只是一个为森提供的特例。后来森离开了剑桥前往别处任教，接替他教职的米尔利斯（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继续开设福利经济学课程，但这个要求还是被教授委员会否决了。他甚至被告知，这门小课程是对森的特别让步，并不是经济学教学的正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森对社会福利和社会选择问题的探索，得到了斯拉法的支持就显得多么难能可贵！这也显示了斯拉法、多布作为伟大的经济学教师具有的学术判断力以及辨识英才的慧眼。多年后的1998年，森因为在社会选择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此时，多布去世已经27年，斯拉法离世也已经16年，我相信他们在天堂里应该为自己爱徒的成就感到无比欣慰。另一方面，森也没有辜负这两位良师对他的精心栽培，他以自己的杰出学术贡献及所获得的巨大荣誉报答了恩师在他身上所倾注的一切努力，表达了对恩师的敬意。

森在剑桥期间，越到后期越感到别扭和压抑。剑桥的学术生态已经蜕变，党同伐异，派系斗争之风甚炽。新入的学者要么选边站队，攀附大佬，不然就只有自生自灭。森的价值观不允许他涉足这种校园政治的泥沼，因此他的处境也就十分尴尬。

1960—1961学年，森和新婚妻子纳巴尼塔申请去美国待了一年，很大的原因也是为了暂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换个环境调整一下。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经济系客座助理教授。学院坐落在波士顿市的新英格兰地区剑桥镇，这是另外一个剑桥，但学术氛围、气质完全不同于英国剑桥。老剑桥经济学宗派分立，彼此攻讦，这让生性平和的森很是厌倦；而在这个大西洋对岸的新剑桥，却完全没有宗派主义。这个包括萨缪尔逊、索洛、莫迪利亚尼、多玛、费希尔在内的杰出经济学家群体，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在教师俱乐部相聚，边吃午餐边讨论学术。气氛轻松活泼，将智力刺激与心态松弛结合得很好。在这种氛围的激发和感召下，森得以有机会反思自己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学的理解。他很欣慰不再需要把经济学视为不同思想流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不同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的综合学科。在这里，森认识到，对于经济学而言，不同的方法依问题的情境变换而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均可以有效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恰如其分地处理多种问题，有时需要数学有时则不需要，这个认识原本是英国剑桥经济学派奠基人、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率先提出并坚持的，如今在它的发源地已经被人抛弃，反而在美国的剑桥生根开花。真是令人扼腕！

保罗.萨谬尔逊（1915-2009）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访学经历让森坚信，经济学是一个比乍一看要伟大得多的学科。这给了森很大的信心和学术动力。森对自己学术能力的信心还来自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得到经济学大神萨缪尔逊的信任。萨缪尔森在出差去华盛顿期间委托森代为讲授一堂关于福利经济学的课。森对此深感荣幸，也感佩于萨缪尔逊作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身上的只问真理、不问输赢的精神。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期间，森又收到了从斯坦福大学寄来的阿罗的亲笔信，邀请他代替突然患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森慨然应诺。此后，森与美国学术界的联系就开了挂一般不断扩展。先后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与一大批活跃在美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交上了朋友，包括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戴蒙德、海萨尼、乔根森、麦克法登、威廉姆森、班纳吉等，这些人都先后成为诺奖得主。在哈佛大学，森和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联袂授课，也和阿罗、鲍尔斯等成为益友。

不同于当时的剑桥经济学圈，美国经济学界呈现出来的积极气象和健康活力，都让森认识到经济学创新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最大的要素就是只认真理，而不认权威。而真理是在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学术共同体全体成员的认同和呵护下逐渐形成的共识。对权威的迷信、宗派主义以及对利益的屈服，是学术的大敌。经济学的中心从英国剑桥转向美国剑桥，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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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33年的阿玛蒂亚.森，如今已是92岁高龄，他漫长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有着和阿玛蒂亚`森类似的经历。都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都是有色人种，都在青年时代负笈英伦，都受到过伟大老师的教诲，后来都在都做发展经济学研究，都是左派经济学家，都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血肉相连的感情并尽一切力量服务于祖国的建设发展，他们也都获得了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奖。不同的是，刘易斯是黑人，要比森大差不多20岁，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并留校任教。在成千上万的殖民地知识青年中，他们脱颖而出，上升到了学术生态链的顶端，无疑是幸运儿，但外人可能很少了解到他们在奋斗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他们应该都经历过一个边缘人、“他者”在中心地带遭遇的特殊文化困境。刘易斯的肤色、森的恶疾，都伴随着他们的生命。若没有强韧的神经、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所谓的幸运也是不可能有的。这两位可敬的伟大经济学家，虽然长期在西方世界学习、生活和工作，但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的国籍。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深沉之爱令人动容，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展现出了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依据对歧视、迫害等不公正的抗争。他们把大量精力投入服务弱者的事业之中，尤其是都借用战后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提供的平台——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殚精竭虑。

阿瑟.刘易斯（1915-1991）

1963年，阿玛蒂亚.森年满30，正值而立之年，他即将离开剑桥这个学术母体，返回祖国，去德里经济学院教书。那时的森以为他的职业生涯将以祖国作为终身平台（做梦也想不到在十几年后会再次回到三一学院，而且是以院长的身份）。在离开英国到开启在德里的新学期教学任务之间，他有几个月的自由时间，利用这段时间他去了巴基斯坦拉合尔、卡拉奇，以及希腊的雅典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去拜访同学和朋友，他和新婚妻子在希腊度过了数周美妙时光，去看雅典城的巨大遗址，观赏古希腊戏剧表演等等，伊斯坦布尔和拉合尔、卡拉奇这些城市让他体会到了气息浓郁的伊斯兰文明。在返回已经离开了10年的祖国之前的这趟涉足多个国家的旅途中，森的“世界感”又有了新的内涵。

1963年，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回到德里经济学院担任教授的阿玛蒂亚·森，已然是衣锦还乡。他人生中的第一个30年，是从圣蒂尼克坦这所独特的学校出发的，经由管区学院的两年本科教育，最后在英国的顶尖学府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完成经济学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的学习内容越来越学科化，越来越专深，关注的问题也由博返约，从最初的普世主义、人道主义，聚焦到社会选择；另一方面，他的经历则越来越国际化，从印度北部的小镇，走到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再漂洋过海到英美这两个资本主义最强国的中心部位。展现在他面前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以圣蒂尼克坦为中心，森的人生经历，不仅是空间半径的不断扩大，也是推理和共情半径的不断扩大。虽然文化多元和包容的世界主义理念是圣蒂尼克坦这所由泰戈尔创建的学校播下的种子，但对普世主义的学理智识和与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他者的共情实践，则是离开圣蒂尼克坦后，在加尔各答、伦敦、波士顿、伊斯坦布尔、雅典、拉合尔、卡拉奇……等不断积累，逐渐成型的。

《四海为家》写到30岁就止笔，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年的阿玛蒂亚·森基本完成了此后构筑辉煌的事业大厦的基础建设，对历史的认知、对人类同胞的认知、对各种文明多元一体的认知……走向成熟和稳定，此后的森再也不会为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基本问题的现实冲突而焦虑纠结，30岁的他因为各种主动和被动的人生经验完成了对偏见、分歧、冲突的超越，可以没有精神上的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投入到建设性的事业中去了。

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再次返回到人类不同部分如何能够实现彼此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如何解决触目惊心的不平等问题，从而使得世界上的全体人民能够像一家人一样和谐地生活一起。在这里，他再次强调了自己之所以聚焦“社会选择”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现实需求，他呼吁大家关注，在社会选择问题上，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内在包含的丰富思想资源，从佛陀主张基于普遍仁爱主义的无条件善行，到基于正理的正义，再到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等等。他返回到了休谟和斯密这两位最伟大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关于人的明智（开明）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促进人类交往以健全同理心的论述，斯密的“公正旁观者”的理论等等。这个时候，在森的内心，佛陀的慈悲、启蒙哲学家的进步信念、马克思学说对平等自由的憧憬和追求、经济学伦理学关于社会选择的思想碎片，已经融汇在一起，绘就了一幅关于美好世界的概念图，此后就是通过学术推理去完成更加清晰而合理的设计图，并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转化为改进现实世界大型工程的施工图。

“三十而立”，1963年，年满30岁的阿玛蒂亚·森，完成了智识上的成人礼。此后的人生就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了。他的事业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

《四海为家》这本回忆录以这个年份结束全书，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