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位16岁姑娘芬娜,和自己的上司“尼古拉”陷入一场热恋。尼古拉22岁,不是苏联人,他来自中国。是厂里的一位小领导,还兼任《重工业日报》的主编,他的中国名字叫蒋经国。
和尼古拉显赫的背景不同,芬娜来自山区的普通家庭,但是她热情活泼的性格让尼古拉非常着迷。热恋中他们,夏天一起骑自行车、游泳,冬天一起滑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光。这段恋情持续了三年,1935年芬娜和尼古拉正式结婚,结为跨国夫妻。
芬娜虽然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了这个中国青年,但却对自己丈夫家族在中国的显赫权势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正相反,在芬娜眼中尼古拉总是担惊受怕,虽然身份还算体面,但在工厂经常会受到到冷遇,想回国也不行。
蒋经国这时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十几年,他1925年仅15岁就被蒋介石送到苏联留学,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表面上,他过着和普通苏联工人一样的平静生活,但特殊的身份让他根本无法享受宁静,一场又一场的风波经常把他裹挟进去,根源都来自遥远的祖国。
当时,只要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在苏联的蒋经国日子会立刻变得艰难。比如在1936年,当他的父亲指挥各路军队围攻陕北时,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立即解除了蒋经国副厂长和《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同时停发工资。这时他已经和芬娜育有一子,失去收入让这个小家庭立刻陷入困境。
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这段艰苦的日子一共维持了六个月,我们全家三口人,只能依赖我太太在工厂工作的微薄工资过活。”
对自己在苏联的处境,尼古拉副厂长完全无能为力,不管他如何小心谨慎,左右逢源,只要国共争斗,他就立即陷入煎熬。反之,国共关系一旦好转,他在苏联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善。这种近似人质的境遇让蒋经国苦不堪言,多次申请回国也都被苏联当局拒绝。不过,命运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蒋经国立刻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返回中国参加抗日。因为每次要求回国都被拒绝,所以这次蒋经国也没有抱太大希望。谁知,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批准他回国的通知就送到了乌拉尔机械厂。
蒋经国马上收拾行装,带着年轻的苏联妻子和孩子动身回国。芬娜自此告别祖国,跟随丈夫一起远赴陌生的东方,开启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1937年,芬娜抱着儿子和蒋经国一起回到浙江溪口,拜见丈夫的生母毛福梅。12年没看到儿子的老太太泪眼婆娑,紧紧牵着芬娜的手,欣然接受了这位洋媳妇。这时的蒋经国已经修复了和蒋介石的关系,年近而立的他已经逐渐成熟,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他不再对父亲抛弃母亲的事耿耿于怀。
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芬娜这个儿媳也表示接受,为了名正言顺,蒋宋还给他们补办了一场隆重的中式婚礼。从此,苏联女工人芬娜正式成为蒋家的媳妇,并且有了一个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名字:方良。然而,做蒋家的媳妇,最容易的可能就是改名字的第一步,嫁入豪门的蒋方良要面对的还有很多。
在溪口的日子里,蒋方良不但每天要穿旗袍,还要学着说难懂的宁波话,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像一个合格的中国儿媳那样,伺候婆婆和如何处理微妙的家庭关系。蒋介石此时虽然早已和毛福梅离婚,但也经常和宋美龄一起回溪口老家,蒋方良也少不了要和公婆见面,她要掌握好分寸,和宋美龄保持一种敬重而得体,不远也不近的距离。
至于蒋经国,在和父亲解开心结之后,已经开始鞍前马后地为蒋介石做事。就在蒋方良像一个中国传统妇女那样深居简出的时候,蒋经国却在赣南开始了另外一段感情,他认识了活泼漂亮的章亚若。不久,章亚若就给他生下了一对儿子:章孝严和章孝慈。对这两个私生子,蒋经国在世的时候虽然多有照顾,但从来没有正式承认。在他离世的当晚,章孝严和章孝慈被秘密接来磕头送别,但却始终不能认祖归宗。一直到2005年,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后,他们才正式从章姓改为蒋姓。
对章亚若和蒋经国的这段私情,蒋方良一直毫不知情。蒋经国去世后,他有私生子的事在台湾闹的满城风雨,蒋方良才从新闻上得知此事。据蒋经国的小儿子蒋孝勇回忆,蒋方良当时显得非常难过。
抛开这段婚外情不谈,蒋经国和蒋方良毕竟是自由恋爱,是有感情基础的。撤离大陆后,50年代一家人曾在台湾度过了一段温馨和睦的时光。
彼时蒋经国还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因此不需要在公众面前维持神秘感。这个阶段的他,有充足的时间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他们一家经常像普通人那样上街购物,周末休息时也会和邻居闲谈,这一时期他们留下的家庭合影也可以感受到温馨和轻松的气氛。
和所有的夫妻一样,蒋经国和蒋方良也会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对孩子的教育而争吵。蒋经国经常埋怨蒋方良对孩子们太溺爱,但他自己宠爱起儿子和女儿来也毫不逊色,这张心甘情愿让两个儿子骑大马的照片,流露出浓浓的父爱。
50年代蒋方良的生活同样平静而安逸,她在台湾有一群白俄朋友,每逢周末就聚会。他们经常举办家庭舞会,一起做蛋糕,一起回忆故土俄罗斯。但随着蒋经国慢慢掌权,蒋方良也很难再享受这份平和。她和丈夫一起搬进了庄园式的官邸,周围开始戒备森严,去哪都有警卫跟随。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一个个搬离父母身边,官邸慢慢变得越来越寂静。
提起蒋家第三代孙辈,蒋经国的子女们,不得不为他们的人生结局感到唏嘘。
蒋经国的女儿远嫁美国,两个儿子虽然一直留在台湾,但因太靠近权力而从小被人纵容,长大后平庸无奇但个个盛气凌人,难成大器。蒋经国去世后仅两年,正值壮年的蒋孝文就因癌症离世;4年后的1996年,蒋孝勇也同样患癌症撒手人寰,同年,庶出的儿子章孝慈突发脑溢血离世。短短几年内,蒋家第三代的4个仅50岁左右的男丁就相继离世。
此事在台湾坊间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台湾学者徐宗茂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民间对蒋家第三代说三道四的不少,诸如“天意如此”、“执意要悬棺,才给子孙带来厄运”的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但不管民间如何对权贵评头论足,丧夫丧子的痛苦只能由蒋方良来承受。她晚年曾说,90年代对她来说非常煎熬,每次听到来自荣民总医院的电话铃声,就不得不去赶赴一趟伤心之路。
送走丈夫和儿子的晚年蒋方良,孤零零地居住在士林官邸,陪伴她的只有护士,孙女蒋友梅偶尔会来探望。从19岁那年,苏联共青团团员芬娜,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中国青年尼古拉算起,到2004年,88岁的蒋方良在台北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她和中国结下了近70年的姻缘。
离世后,她的灵柩覆盖着青天白日旗,政界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并颁布褒扬令,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经国先生夫人方良女士.....中华传统矩范“温良恭俭让”,斯人有之。综其生平,宁静澹泊,廉洁恪慎,懿德淑世,朝野同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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