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若襄忆37年解决曲沃事件，两点失误留隐患，致两年后损失4000人

决死三总队是以原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团为基础，于1937年9月15日在寿阳成立的。它一建立，就改变旧的姿态和作风，推行与旧军队不同的崭新的行政管理方法，在总队设政治委员，大队、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工作员，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护和爱戴。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出现了很多可喜的迹象。但这新的一切，却遭到旧军官出身的总队长李冠军的顾固抵制和反对。

李冠军是一个反共军官，1936年红军东渡山西前后，他曾任山西防共保卫团团长，是个十足的反共顽固派，他一到曲沃，就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拉上了关系。

起初，李冠军在口头上也表示赞成青年抗敌决死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却仍按他那老一套，我行我素，根本不听戎子和政委的意见。对此，戎政委曾几次找他个别谈话，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但他不仅不听，而且玩弄花招，使军政对立的局面愈来愈严重。

戎子和政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观察之后，感到如果让李冠军再这样继续搞下去，势必对决三总队的建设带来致命的影响。于是，戎子和就向阎锡山提出建议：把李冠军调离三总队，另任命三大队大队长王子玉为总队长。

李冠军在接到调令之后，不仅拒不办理移交手续，而且还凭借大队、中队等军官多半是他的老部下，又多是他晋城、高平一带同乡之便，阴谋策划叛乱，企图把这支队伍拉走，自树一帜。

他们在李冠军家里集会密谋，与会者有总队附刘宝堂，一大队长王焕章、二大队长孙瑞琨、三大队队附杨致祥等。

之后，他还密令军需官携带巨款到指定地点等他，又令他的亲信、混进曲沃县北董区任自卫大队长的王恒山，届时带队向东山开进叛逃。

王子玉对李冠军是早有警惕。在王带领第三大队进入曲沃营盘之后不久。便发现李冠军想把这支新军变为私人军队。特别是李得知王子玉将接替他任决死三总队总队长时，便企图控制王子玉，而王则想方设法躲着不见李冠军。

在李叛变前的几天，王子玉每天晚上带着三大队政治指导员杨绍曾和几名护兵，在曲沃营盘南边和西边的几个村庄游动，直到第2天早晨才返回营盘。

12月22日早饭后，秘密党员在三大队做政治工作的赵若襄去曲沃城找总队政治部了解情况，路过随营三分校时，看见赖林芝队长在指导学生擦拭新发的步枪，正严阵以待，而到了政治部，却发现政治部门口连岗都没有设。

赵若襄随即当即向戎子和政委汇报了营盘内的情况和王子玉晚上带人警戒的事。并向戎子和政委建议，请他调模范队进城担任警卫政治部的任务，戎子和政委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写了手令交赵若襄代转。

赵若襄急忙返回执行命令，回到营盘时，发现营盘门口的卫兵加了岗，除原设双岗外，还派一排人全副武装分坐在两边，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赵若襄走到三大队队部走廊中间，李冠军的马弁突然用手枪对着赵若襄的胸，喊道：“不许动！”大队长王子玉听到走廊里有动静，就连忙走出房间，上去把马弁的手枪按住，赵若襄即脱身回到自己的住房。原来是李冠军带几个马弁窜到营盘，正在王子玉房内胁迫王带三大队跟他一同叛变。

见此情景，赵若襄连忙去找指导员杨绍曾，没找见，就直接去找模范队崔晋山队长，将戎政委的命令交他看，并把见到的异常情况告诉他，叫他带模范队速到城内警戒。但这个队长思想很麻痹，反认为赵若襄是大惊小怪，没有采取执行戎政委手令的行动。

赵若襄又急忙拿着手令，终于找到了三大队指导员杨绍曾。汇报说了崔晋山不执行戎子和政委手令的情况，杨即拿上手令去找崔晋山，并和崔一同带着队伍从后门出去进了城，领了枪支弹药，去执行保卫总队政治部的任务。接着，城内的政工人员也组织起来了。

李冠军得知模范队出了营房，立即在营盘4个墙角的哨位上加派岗哨，营房内一派紧张气氛。平时有同旧军官关系好的政工人员，有的被旧军官送出了大门，九中队指导员庞惠润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有的躲进进步学员的班里。这时，十二中队中队长贾清海气焰嚣张，将该中队指导员李柽、工作员王大经、曹更修、解玉田及政治工作员张慧芳(女)、赵彩梅(女)等同志扣起来，派兵看守。

赵若襄连忙到各中队找政工人员，可是都不见了，只找到十一中队工作员李伯伦同志。他俩只好各自端着冲锋枪，子弹上好膛，蹲在屋里准备同反动分子作决死斗争。

赵若襄连忙到各中队找政工人员，可是都不见了，只找到十一中队工作员李伯伦同志。他俩只好各自端着冲锋枪，子弹上好膛，蹲在屋里准备同反动分子作决死斗争。

晚上9时许，部队在大操场集合。李伯伦上厕所时，发现院墙东北角没有哨兵，回来和赵若襄交换意见后，俩立即登上墙头，跳下墙外沟。因沟很深,一个人爬不上去，他们只好互相托举、拉拽，好不容易，才爬上了沟坎。

这时李冠军正在操场讲什么：“抗日第一军……”还有呼喊口号的声音。他俩顾不得这些，一口气跑到城里，到总队政治部门口时，见到已组织起来的政工人员周伦等人在站岗，便立即加入了模范队派到西城楼值勤巡逻的行列。

戎子和政委在掌握了李冠军要带队叛变的确切情况之后，立即电告住在临汾的阎锡山。阎派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韩栋材来曲沃大营盘处理此事时，正赶上李冠军在声嘶力竭地喊口号，煽动部队叛变。韩即到操场讲台上与李冠军谈话，这时队伍就解散了。晚上10点钟，韩栋材将李冠军带回临汾二战区司令部，李自知罪行严重便畏罪自杀了。

李冠军制造的“曲沃事件”彻底破产了。但在此之后的政治工作上，却存在着两点失误，以至于由决三总队发展而成的决死三总队在“秋林事件”中损失惨重。

首先，没有认真查清参与或支持李冠军叛乱的骨干分子。在当时，上级允许把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调走，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让这些人留在部队，而且还官升一级。

结果在1939年秋林事变中，首先叛变的正是参与过李冠军叛变阴谋的骨干分子，这里边为首的八总队队长，就当时任二大队大队长得孙瑞琨，他积极参与了李冠军的叛变，当时因为积极揭发李冠军而受到信任。

他们发难的日期也选在“曲沃事件"的同一天，即12月22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刻意的安排。后来还得知，枪杀八总队政治主任陈士平等7位同志的那些反动骨干，行凶后立即派人到李冠军墓前祭奠，以“告慰”为他报了仇。

其次，早在教十团结束时，没有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多留些学员继续在部队工作，使将近一半的学员离队回家了，实在可惜。

如果把这两个失误加在一起，就是该走的没有走，该留的没留。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和付出的代价是在秋林事变中，由决死三总队发展而来的决死三纵队被孙瑞琨等反动军官胁迫拉走了1个纵队司令部，1个旅司令部，3个总队(回归了1个中队和2个分队)，1个建制营，3个连；被顽军缴械3个连，以及一些县的独立营受损，共计损失4000余人及武器装备。这样的损失令人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