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时期：香港人是这样生活的

50年代钟表厂正在工作的工人。

（图源：香港历史档案馆）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彩是否浪漫依然”，当歌声回荡在香江河畔，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1841年到1997年，历经152年的英国治理的岁月（扣除日占4年），香港从寂寂无闻的渔港，蜕变为璀璨的国际都会。

这片土地见证了战火与繁华、离散与重聚，也孕育出独特的港式精神——勤力务实、灵活应变、高效守序。如今，漫步香港街头，那些藏在茶餐厅的热气里、地铁站的匆忙脚步中、公屋邻里的生活印记，依旧在无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

搵工唔忧 阿婆都抢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座曾经繁荣的转口港在日占时期遭受严重破坏，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蕴藏在危机之中。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随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两场政治巨变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潮，为香港带来了工业化所需的关键要素—资本、技术和劳动力。

据统计，1945至1950年间，超过30位江浙棉纺工业家来港设厂，他们携带的不只是机器设备，更是一整套产业知识和管理体系。这些“上海帮”工业家在香港建立了现代化的纺织厂，为日后香港成为“东方曼彻斯特”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广东籍移民则带来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精神，他们从家庭作坊起步，逐渐发展成香港制造业的中坚力量。数量更为庞大的则是非技术性难民，他们“为求温饱，拼命工作，甘愿在环境恶劣的厂房长时间开工”，构成了香港工业的劳动主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的联合国对华禁运，则彻底刺激了香港经济从转口港向工业城市转型，1960年代美日电子企业在港设厂，又催生了香港电子产业的崛起。

经历这个年代的黄爷爷向记者回忆，“那时我和妈妈一起搭火车，在火车站有好多工厂招工的人，一把拉住我妈妈，吸引她进厂，做一些手上活计，那时妈妈已经50来岁，依旧十分抢手，可见当时香港工业发展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十分缺工，就算有大批内地偷偷南下的工人都依旧是供不应求。”

当时女工多从事纺织和电子行业，而男性则更多从事五金、塑胶等需要体力的工作。工厂成为了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香港人勤奋、务实的工作伦理也是在那时养成，流水线作业、计件工资成为常态，加班文化开始形成。

按黄爷爷的话来说，只有勤力，就能发财，“当时公司福利好好，经常组织成班人去离岛度假，整烧烤再住一晚，对员工十分优待。”

随着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开始面临变化。生产成本的大幅差异促使香港厂商将生产线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的厂房则陆续收缩，工人分批遣散，公司在香港保留办公室，负责接单、银行、会计、物流、法律等服务，慢慢的，这些行业逐渐完全取代手工业成为就业主体，香港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勤力”和“高效率”的特质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依旧是港人最鲜明的职场特质。

公屋生活成一代港人记忆

港人的居住环境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人口约60万，但到1950年已激增至220万，内战产生的大量难民疯狂涌入香港，使住房问题变得异常尖锐。许多新移民只能栖身于临时搭建的寮屋区，这些用木板、铁皮和油纸搭建的简陋住所密集分布在香港山坡地带，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火灾风险极高。

1953年圣诞夜发生的石硖尾大火，烧毁了占地40公顷的寮屋区，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翌年，港英政府建成首批共八幢六层高的徙置大厦，即现在的石硖尾邨，成为香港首个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可以说，这一灾难性事件直接催生了香港公共房屋政策。

港英政府采用简单实用的H型七层建筑，每户面积仅约120平方英尺（约11平方米），共享厕所和自来水，条件虽然简陋，但至少提供了安全的栖身之所和低廉的租金。这些徙置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邻里关系密切，孩子们在走廊和天井玩耍，主妇们在家门口摘菜聊天，小贩在楼下叫卖，这也构成了香港第一代公屋居民的集体记忆。

童年在石硖尾邨度过的李太分享，“那时在家里不会关门，家家户户都互相认识，几个小孩一同捡汽水盖、玩画子、跑跑跳跳，总之在门外大叫‘去街啦！’，便一呼百应。”

后来，港英政府陆续推出了廉租屋计划、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条件越来越成熟和适宜人居住，注重社区规划和配套设施。久而久之，公共屋邨也成为了香港居住变迁的重要产物，不仅是居住空间，更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

屋邨商场、街市和食肆发展出适应基层市民需求的商业模式，价格亲民，品类实用；屋邨公园和休憩区成为老人晨运、家庭聚会和社交的重要场所；屋邨学校的校友网络往往延续数十年，形成紧密的社会纽带。这种屋邨文化塑造了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私人住宅市场也在发展。战前香港的私人住宅主要是唐楼一种没有电梯的四至五层高建筑，上层住人，底层为商铺。战后初期，许多唐楼被分割成多个“床位房”出租，居住条件极为拥挤。1960年代起，随着经济发展，新型私人屋苑开始出现，这些屋苑模仿西方公寓设计，配有电梯、游泳池和会所等设施，标志着香港居住水平的重要提升。

如今，尽管香港仍面临住房压力，但相比港英初期的艰难岁月，香港人的居住条件已有了质的飞跃。

从人力车到公共交通 港人生活越来越高效

港英时期，香港交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零散到系统质的飞跃。战后初期，香港交通极为简陋，港岛北部沿海的狭长地带是主要聚居区，道路狭窄弯曲，汽车稀少，人力车和自行车是常见代步工具。

连接港岛与九龙的唯一方式是渡轮，天星小轮成为跨越维多利亚港的必经之路，乘船过海是当时港人日常生活的固定节奏。九龙半岛内部则以步行和巴士为主，道路网络尚未完善，新界地区更是交通不便，与市区的联系相当有限。

1950年代，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公共交通系统开始发展。巴士公司扩大车队和路线网络，覆盖更多新兴居民区；小型巴士作为灵活补充出现，满足了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

这一时期，香港街头出现了独特的“叮叮”声——有轨电车（叮叮车）成为港岛北岸的标志性交通工具，其低廉的票价和固定的轨道线路服务了广大市民，至今已成为游客来港感受港味的必打卡行程之一。

1970年代更是香港交通革命的关键十年。1972年，香港第一条海底隧道——红磡海底隧道通车，1979年，香港地铁（现称港铁）首条线路——观塘线开通，连接中环与观塘。

地铁以其准时、快速和高效迅速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时间地理。上班族可以在半小时内从九龙新市镇到达港岛商业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地铁车站周边逐渐形成高密度商业和住宅区，也催生了香港“铁路加物业”的独特发展模式。

到80年代，随着地铁开新线、铁路电气化，公共交通变得越来越流行，成为港人出行主要方式，正是在这时，香港高效、守序的文化随之形成，地铁站内快速行走的上班族、巴士上自觉排队等候的乘客、小巴内喊“有落”的独特报站方式，都成为香港都市生活的标志性场景，延续至今，也塑造了城市的高效形象。

回头来看，香港多山的地形和高密度的人口无疑给发展交通系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正是因为这一“挑战”，鼓励了港英政府通过发展立体交通（如地铁、高架道路）、优化交通管理和鼓励公共交通使用等方式应对这些挑战，使香港在有限空间内建立了全球最高效的交通系统之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艰苦的环境反而塑造了香港人“灵活应变”的智慧。

“亚洲美食之都”诞生记

战后初期，粮食短缺是普遍问题，普通家庭的饮食极为简单，以米饭、咸鱼和蔬菜为主，肉类是难得的奢侈品。公共食堂和大牌档为单身工人和贫困家庭提供廉价餐食，通常是一饭一菜的简单组合。这一时期，饮食更多是为了生存而非享受，烹饪方式以传统的粤式蒸煮为主，调味相对简单。

1950-1960年代，随着经济复甦，香港饮食开始丰富起来。茶餐厅这一独特的餐饮形式在这一时期出现并迅速流行，它融合了中西饮食元素，提供价格实惠、选择多样的快餐。

奶茶、“菠萝”油、蛋挞等茶餐厅特色食品成为香港饮食文化的标志。与此同时，各类地方菜系随移民涌入香港—上海菜、潮州菜、客家菜等丰富了本地餐饮市场，形成了“一城多味”的格局。

香港的大牌档文化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这些街头食摊以价廉物美、方便快捷为特色，提供云吞面、牛腩粉、煲仔饭等地道美食，成为基层市民的日常饮食选择。大牌档不仅满足了物质需求，也构成了独特的公共空间，工人们在此吃饭聊天，交换信息，形成了紧密的社区网络。尽管卫生条件有限，但大牌档以其烟火气和人情味成为香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0-1980年代，经济起飞带动消费升级，香港饮食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高级粤菜酒楼涌现，提供精致的点心和新派粤菜；同时，世界各地美食如日本料理、韩国烧烤、泰国菜等相继登陆香港，满足日益国际化的口味需求。“亚洲美食之都”的称号，便是在那时开始骄气。

香港独特的饮茶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周末全家上茶楼“饮茶”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重要社交活动，点心车在餐厅中穿梭，食客随意选取自己喜爱的食物。时至今日，“饮茶”也依旧是香港人最独特和大众的交友聚会之选。

返乡下救济亲戚 成港人难忘回忆

195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与内地的交往相对有限。这一时期，人员往来也受到严格限制，普通市民很难获得前往内地的许可，内地居民来港更是极为困难。有限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领域，少数获得特许的商人从事两地间的商品交易。

这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导致两地生活方式差异日益明显，香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渐现代化，而内地则相对落后。两地消费和旅游层面的交际几乎不存在，香港人很少到内地购物或旅游，内地居民也极少有机会来港消费，经济差距显著。

内地一穷二白，港人回乡则总会携带大量物资北上接济亲友。那时还是小朋友的张婆婆向记者回忆，“家里人带着我在红磡等火车，好辛苦呀，大夏天我要穿着好多件衣服，一件套一件，这些衣服都是要带回去给乡下亲戚的，到了家再一件一件脱给他们，真是苦不堪言，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真是凄凉。”

说到这里，婆婆眼泛泪光，缓缓又开口讲起另一细节，“那时寄东西，我们都用毛巾做包装，将毛巾一条一条缝起来，将寄送地址绣在毛巾上，就为了乡下亲戚收到包裹后还可以将毛巾拆来使用，跟现在真是天壤之别。”

这样的情况，随着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两地经济状况靠拢，自是慢慢少了。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本刊首席记者 纳婕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