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再也拍不出这样的传奇

刘起

1985年，香港作家李碧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胭脂扣》，精心炮制了一则「情到深处，死者可以生」的现代鬼话。

1988年，关锦鹏将其改编为电影，选用张国荣与梅艳芳担任主角，这次选角之精准与贴切，后来的华语电影难出其右。

张国荣在1993年《霸王别姬》中饰演程蝶衣，被袁四爷赞叹「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而《胭脂扣》中，年轻五岁的张国荣更是倾国倾城。再好看的女演员，在他身边都会逊色三分。

然而，这个故事的戏核终归是痴情女鬼如花，张国荣太过耀眼就会让故事有所倾斜。关锦鹏真是独具慧眼，挑选了冷冽艳丽的梅艳芳。一开场，十二少在楼梯上回眸风情万种，也只有男装梅艳芳的冷冽英气才能压得住场，与之抗衡。

张国荣与梅艳芳，都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奇异之美，男装女装皆相宜。我总觉得，《胭脂扣》中张梅二人的情绪气场，比《倩女幽魂》中张国荣与王祖贤的搭配更契合。

李碧华擅长写作旷男怨女的爱欲煎熬、轮回情孽。同时，她惯常对传统文学文本加以演绎变化，书写一种极致的爱恨情欲，《潘金莲前世今生》《霸王别姬》《青蛇》，莫不如此。在她的世界里，「古为今用，人鬼同途，生生死死，轮回不已」（王德威《魂兮归来》）。

《胭脂扣》继承了宋明民间话本烟粉加灵怪的传统。书中开场，报社记者袁永定半夜遇到一位前来登寻人广告的女子如花，这一情节多少嘲弄了书生夜遇艳鬼的《聊斋》传统。

关锦鹏的电影对小说做了不小的改编。书中，以如花在现代香港寻找十二少为主线，穿插如花讲述的30年代塘西情事。电影中，如花与十二少则成为故事主线，以如花与十二少的相遇开场，直到两人定情，才切到五十年后的现代香港。

在小说文本中，即使如花的回忆与讲述深情款款如痴如醉，她所讲述的与十二少悲欢际遇，在李碧华惫懒与世故的语调中，依然显得轻描淡写，像是一个刚做完的梦，遥远又模糊。现在才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袁永定与楚娟的当下是真切的。

然而，关锦鹏似乎更迷恋书中这段塘西旧事，旧时欢场情事中的爱欲纠葛，显然比冰冷的当下香港多了情契与颜色。

于是，在电影中，现代部分淡化成为这一痴情故事的背景，在当下冰冷的水泥森林中，上演一出女鬼返世寻爱的故事。

如花与十二少纠葛缠绵的古典爱情，同袁永定与楚娟互不干预的现代爱情，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对照。这两种爱情的并置，同样也是不同时代与价值观的并置。

前现代的古典爱情是绝对的，不计任何代价的。从十二少与如花一见钟情，十二少在房间苦等如花，到私定终身、离家出走，直到最后的相约殉情。这种爱是为了彼此互相牺牲，如花为十二少不再接客，后来又为两人的生计去委屈应付大方的恩客。十二少为了如花抛弃家庭、低三下四去学戏。这样的爱情里有一种照见性命的郑重。

现代爱情则是相对的、随意的、计算代价的。袁永定与楚娟有各自的生活和事业，不会为了对方迁就，是一种互不干涉、互相方便的陪伴。

电影中，楚娟问袁永定：「你会不会为了我殉情」，袁永定的答案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在一起开心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为情自杀。人命关天，没那么严重。」小说里，袁永定暗想，「殉情，这是一宗很艰辛而无稽的勾当。只应该在小说中出现。现代人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呢？」

即便是情人间送礼物的细节，也能看到古典爱情的郑重与现代爱情的随意。影片中，如花与十二少是妓女和恩客的关系，这本是一种逢场作戏、以钱换情的欢场情分，做不得真，但十二少和如花却假戏真做、深陷其中。

嫖客送礼物给妓女本是青楼中常见的情景，但在影片中，送礼物的三场戏，被表现的特别隆重，像一种许诺、也像一种言之凿凿的誓言。十二少送了如花一个生花扎做的对联花牌，联云「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第二次送了一张西式铜床，第三次则是两人决心殉情时送的胭脂扣。

与此相对，现代这条故事线中，袁永定也送了楚娟礼物，一双便鞋，楚娟却看都没看一眼，穿上就匆匆忙忙跑出去采访了。就像两人的爱情一样，轻松、随意、实用，但也是互相方便的一种关系。

这是另一个时代与另一套价值观绝对的不同。如花的痴情，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已不复见的往昔的奇特物体。这样一个诡异艳情的鬼故事，却写透了世间女子的爱恨嗔痴，以及内里玉石俱焚的巨大欲力冲动。

《胭脂扣》中，如花1932年去世，她死后几年，政府禁娼，西塘风月也完了，就像「整个石塘咀是为了如花的痴而倾覆了」（周蕾《写在家国外》）。

李碧华在亦古亦今的虚构世界中，处理乱世男女浮沉征逐的悲喜剧，其世故狭俗的市井风情，更近于话本小说中那些人鬼离合的爱情故事。

《胭脂扣》中，十二少与如花书生妓女的模式，是中国话本小说的一种延续。而如花从阴间返世寻人的现代鬼话，也有承自《聊斋志异》与《牡丹亭》之处。

传统中国文学谈情说爱，多半讲究发乎情止乎礼。苟有逾越，不是被打入非奸即盗的窠臼，就是被化作鬼狐精怪的臆想。明末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之所以值得重视，即因作者能把情绪的想像由人本出发，推至极限，因而穿透生死的障碍（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

而轮回爱情故事的动人之处，正是在于这种情爱的能量强大到可以跨越生死，比如《白蛇传》中的报恩与《红楼梦》中的还泪。

如花的身份——女鬼／妓女，也承自中国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为什么是女鬼/妓女？

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欲望、情感更是被彻底遮蔽的。因此，古典小说话本中，所有痴情的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女鬼。因为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是不能轻易表达情感和欲望的。

好不容易在《牡丹亭》中，有一个思春情动的大家闺秀杜丽娘，用死而复生书写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故事，虽然是情到极致，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女性欲望的禁忌。

所以，在种种明清话本与《聊斋志异》中，女鬼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被镇魇住的回忆或欲望？是被摒弃于理性门墙之外的禁忌、疯狂与黑暗的总称？是以男性为中心礼教社会的女性象征？可能都是吧。

《胭脂扣》将明清话本中的才子佳人变成二三流的欢场人物，本来是一种不堪的情感，但如花却抱定必死的决心，恋将起来，死亡给他们原本平庸的爱情某一实在向度。而如花宁可下一世折寿七年，也要回来七天寻找十二少，这正是《聊斋志异》中，「阳世走他一早，阴间百死不悔」的正宗女鬼精神。

而李碧华在1985年的现代香港书写《胭脂扣》中这样一个痴情女鬼，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在现代社会讲述一个复古的鬼故事，探讨另一个时代与其价值观之余，集中呈现了一种怀旧的倾向。

无论在小说（1985年出版），或是在电影（1988年拍摄）中，1997，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80年代后期的香港，处在一个大时代转折的交叉口。未来与现在，对于香港人而言都是不确定的。李碧华的小说，多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转，并由此思考香港作为交易前生与今世的转折点。

在此历史节点，《胭脂扣》这种怀旧的讲述，就成了一种香港文化身份意识的确认过程。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用「香港意识」来论述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的原因。他说：「50年前的爱情悲剧作为香港意识的延长被重新记忆，方与20世纪80年代联系起来。小说《胭脂扣》让80年代的读者记忆30年代的香港，借此创造出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

《胭脂扣》结尾，如花终于在片场找到苟且偷生、沦为茄喱啡（临时演员）垂垂老矣的十二少，她终于心灰意冷的消失在黑暗中，这是对逝去古典爱情的一种缅怀。而袁永定与楚娟在唏嘘后重新拉起手，也有对当下存在的一种笃定。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纵身一跃，12月30日，梅艳芳肺功能衰竭病逝，至此，传奇落幕。两个风华绝代的传奇过早逝去，也让这部1988年的香港传奇《胭脂扣》晕染了一丝阴阳两隔的森森鬼气。

而这样因缘际会、华丽凄美的香港传奇，也随着时代变迁、香港影人北上，一同落幕了。

华语电影，也许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爱情传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