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国】在张居正墓园看望荆州城北大明王朝的孤忠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6月9日下午的湖北荆州城，暑气渐蒸。我站在首辅路16号的石阶前，仰头望着“张居正墓园”的匾额，忽然觉得脚下这块土地在微微发烫——仿佛五百年前那具病骨支离的躯体，仍在此处辗转未眠。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讲授明清史的陈继珉先生讲到明代宰相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刹那，喉结突然剧烈滚动，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枯叶，在“拙于谋身”四字上戛然而止。他转过身去擦黑板，粉笔灰簌簌落在藏青中山装上，像落了一场迟到的雪。那时，我尚不懂得，一位史学家为什么会在讲到这位改革家时突然哽咽，只记得先生转身时，眼镜片后泛起的水光。

“将来总要去看看他的落身之地。”那天散课后，我在《明史纪事本末》上写下这句话。后来，我自己曾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线装书页间，从国图善本部的微缩胶卷里，从无数个挑灯研读《张文忠公全集》的深夜中，追寻过张居正的改革足迹。而今，当我终于站在荆州城北的张居正墓园，才惊觉当年先生未落尽的泪，早已化作我掌心沁出的薄汗。

穿过青石铺就的甬道，只见两侧的石羊、石虎、文臣武将翁仲尽显精神。据说，当年墓园的石人、石马、石龟、石狮都曾被砸毁殆尽。2004年的复建工程，在原址上重塑了神道与墓冢。今天看来虽雕工精细，却依然难掩人工斧凿的痕迹。我在想，这种“复建”与“毁灭”的悖论，恰如张居正的改革：他以“考成法”整顿吏治，以“一条鞭法”重构赋税，却在死后遭遇抄家清算。

陵园西侧的碑亭内，2004年立的《重建张居正墓园碑记》篆额“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碑阴“捧日”二字，是否在隐喻这位首辅“以一人之力托举大明”的悲壮？

神道尽头，张居正的墓冢呈覆斗形，高约3米，周长约30米。墓前香炉中，几支残香尚未燃尽，青烟袅袅升向暮色苍穹。走近碑石，我看见上面摆放着一大盒“麝香痔疮膏”。看着我不解的面容，同行的孟教授告诉我：那时，明神宗皇帝年幼，朝政实际上由张居正一人掌管，他为国事日以继夜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去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开始便血，肛门瘀肿，出现“下部热症”，但初时没有当回事，当作痔疮来治疗。后来，无论中医怎样精心治疗，也是肛部血污不止，毒发断断续续，病势无法好转，最终缠绵病榻半年后去世。今天，后人以送药的方式纪念他。

我忽然想起张居正为明神宗编辑《帝鉴图说》中的一则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言“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唐太宗遂罢其役。

张居正的改革，何尝不是一场“以史为鉴”的豪赌？“考成法”要求官员按月汇报政绩，六部尚书需对内阁负责，这种“以文书治天下”的制度，把明朝的行政效率推向巅峰，却也埋下了“相权过盛”的隐患。“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杂税折银征收，简化了税制，却也触动了江南士绅的利益。他以一己之力，试图在王朝的腐朽肌体上剜去毒瘤，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权贵眼中的“毒瘤”。

山门前的石狮沉默如碑，石阶缝隙里钻出几茎野草，在夏风中轻轻摇晃。我忽然想起先生说过，张居正的灵柩从北京南下时，沿途百姓“焚香哭拜者数十里”，而此刻墓园外，共享单车的铃声正惊起一群白鸽。历史与现实在此刻重叠，像两片被风揉皱的宣纸，在暮色中透出朦胧的影。

临别前，我特意伸手抚过山门朱漆剥落的门环。铜绿斑驳的纹路里，仿佛还残留着当年仪仗队三千甲胄的寒光。先生当年未说出口的哽咽，此刻在我喉间化作一声轻叹——原来有些答案，不必在史书中寻觅，当暮色漫过首辅路的青石板，当晚风掠过张文忠公的墓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悲怆，自会从地底渗出，浸透每一寸踏足此地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