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哈佛，和我们动荡的时代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哈佛大学因学生校园抗议声援巴勒斯坦，引发美国政界保守派不满，矛盾迅速升级。今年 4 月，特朗普政府以“应对反犹主义不力”为由，冻结对哈佛大学高达 22 亿美元的联邦资助。5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特朗普总统相继限制哈佛大学给国际学生发放签证的资格，而哈佛大学 27% 的学生来自海外。这场冲突，已远不止是一场关于加沙战争的校园言论风波，也正逐渐演变为一场校园自治与政治干预的正面对抗。

为什么当美国政治空间收紧，哈佛大学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哈佛大学曾经代表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界对世界什么样的想象？十多年前，记者、作家杨潇曾在哈佛游学，写下了数篇“哈佛来信”。从埃及革命到南非转型，从对新闻伦理的追问到对公正价值的阐述，彼时的作者一边被哈佛课堂上的“古典之美”与全球议题深深吸引，一边保持着一种温和而犀利的自我追问：纷繁世界里，如何既不迷失方向，又不放弃感受？在历史的缝隙中，谁的声音能占据上风？

今天单读分享这篇《哈佛来信》的节选，收录于杨潇《可能的世界》一书中。作者与其说想传达一种立场鲜明的判断，不如说是给动荡时代中的困惑者写了一封信——正如《纽伦堡的审判》里那句令人难忘的台词：“合逻辑的不一定是对的，世上没有人能使它正确。”在世界大事总是出人意料的今天，我们仍希望可以保留一些不向虚无主义让步的执拗、一些不那么容易被拆解的道义与感受。

哈佛来信（节选）

撰文：杨潇

后知后觉

报到之前某天，我去“李普曼之家”（Lippmann House） 打印资料，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有点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过其余 23 位同学的照片和简介，便主动打招呼：“你是格雷格吗？”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当晚躺在沙发上看书，我掏出手机，查格雷格的简介，上面写着，“

The Bang-Bang Club

那天已近黄昏，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上网——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写字朋友聊天，说到最不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分，大多数人都投了傍晚——设想你从一个迟到的夏日午睡中醒来，天色已晚，广场上大妈们热烈起舞，楼下的烧烤摊旁熙熙攘攘，你却四顾茫然，而这一天就要结束，是否也会“细思恐极”？彼时我刚从埃及的广场回到中国的厨房，满脑子是“开罗比萨饼”——这是跟《纽约客》驻中东记者 W 聊了一个下午后的结果。

她提醒我，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某个地方重建开罗，结果它的历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比萨饼般摊开来的。我从“科普特开罗”走到“伊斯兰开罗”，从“尼罗河畔的巴黎”来到“纳赛尔城”，又从穆巴拉克时期的“嘈杂和混乱之地”来到革命当中的“解放广场共和国”，满心欢喜，自以为从这张“比萨饼”上看见了历史。

电影《杀戮战场》

那个傍晚，我在网上撞见一部叫

The Bang-Bang Club

如今格雷格早已不做战地记者，他现在是南非一家线上日报的副主编，正写一本关于一年前南非马里卡纳屠杀的书。李普曼的时代，新闻业一步步走向光荣与梦想的顶峰，而在我们这一届同学抵达校园前，最大的业界新闻是《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 2.5 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并非所有人都对传统媒体的黄昏感到忧伤，但你可以闻到这种情绪。一个同学说，他已经厌恶了那种对于自己工作的担心。我有点好奇，他也会担心工作不保吗？“我不担心自己丢掉工作，目前我们不愁钱，但我担心这种趋势席卷过来，最终你得裁人、减薪，越来越为钱低头。我懂新闻，不懂商业，现在做新媒体的很多人懂商业却不懂新闻。我希望学一些商业的东西，掌握自已工作的命运。”

W 也成了我在哈佛的同学，她带来一部朋友拍摄埃及革命的纪录片。影片放映完后，众人聊如何报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历史的脉络，而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尽你所能采访你遇到的人，逐渐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新闻业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头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购课一周

进教室坐下 5 分钟后，我就开始庆幸自己来得早。10 点一过，人不断涌入，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穿短裙的、裹头巾的，还有一位大叔，乍看以为是查韦斯转世。10 点 07 分开始上课时 [ 上课时间总比课表迟 7 分钟，所谓 “Harvard Time”（哈佛时间）] ，教室里大概挤进来小两百人，几无立锥之地。授课教授和《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同名同姓，银发银须，看着颇威严。课名是“宗教、政治与公共政策”，讲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读书时的室友，是著名的无神论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这是我在哈佛“购物”（shopping）的第一堂课。李欧梵先生在《我的哈佛岁月》中写道：

哈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早在后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到来之前就用这个字：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学生⋯⋯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

周一恰逢美国劳动节，所以周二、周三是“购物”的高峰。宗教课一结束，我来不及向老师请教他对希钦斯的看法，就骑着单车往社会学系赶，去听“记忆的政治”（Memory Politics）。这是人类学专业开的一门小型研修课（seminar），只有十几个座位，最后也来了三四十位“顾客”，女生为主，一个女孩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满了女权主义的漫画。两堂课的大纲都写明了“阅读任务重”几个字。讲“记忆的政治”的老师不断抛出普里莫·莱维、汉娜·阿伦特、齐格蒙特·鲍曼这样的名字，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来。案例分析重点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嚷嚷，为什么不讲曾属苏联的国家？”她一摊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门大课专讲苏联和东欧，哗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挤爆了。老师瘦高个，肤色棕红，俄罗斯口音，上来就说会专门花一堂课讲讲普京的俄罗斯：“我是一个现在时的历史学家，虽然我历史系的同事都说，太关注时事是罪过。”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带你们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假如这是在那个年代的课堂，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很大一部分会同情社会主义，一部分会成社会主义者，还有人会成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你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献，你会惊讶于自由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处于怎样的下风”。

这位亲历苏联解体的历史系教授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好几次摸鼻子，讲着讲着还会自己笑起来（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个个都是演说家，不动声色让底下笑成一团），有几分天真，又似乎有讨好学生的企图。有一次他明显口误，尴尬地笑：“对不住啊，昨晚看美网看得太晚⋯⋯”转过身去，可以看见他皱巴巴的衬衫背后湿了一大块。

身边多数同学关注的都是政治，“记忆的政治”“网络时代的媒体与政治权力”“讲故事的政治”“个人数据的政治”……一个同学说，她的课堂里有两个中情局前雇员，其中一个还是发言人，“他发言可真多”……另一个同学在听了“个人数据的政治”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从技术上说，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邮政编码，就能锁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选了查尔斯河对岸商学院的课，回来感叹 “就是不一样！”——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学期课老师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学院，你还没去上课，老师就已经把你 Google 了个底朝天。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去商学院参观，问公共关系部主任，这里是否也有迟到七分钟的“哈佛时间”？他立刻否认了：“全部准点开始，有些教授到点还会把教室锁起来！”

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对“购物”感冒。“讲故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orytelling）是本学期新开的课，老教授叫迈克尔·杰克逊（是的），来自神学院，不讲开场段子，不笑，不提问，不发教学大纲，站着笔直开讲。有人中途离开，但关于这门课我听到的最好评价是：有一种古典的美。

电影《乞丐博士》

有关逻辑

“记忆的政治”的老师布置了作业：回去看一部 1961 年的黑白影片《纽伦堡的审判》（

Judgment at Nuremberg

电影长三小时，讲述“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战犯第三轮受审的故事——特殊之处在于，受审者是纳粹时期的法官，他们被指控批准给犹太人施行绝育手术，但更根本的追问是：你是做一个爱国者，忠实地执行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是拒绝执行你认为不义的法律，当一个叛徒？

威克法官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辞职。审判时他作证人出现在法庭上，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受审者简宁法官。他遭到简宁代理律师劳尔夫的步步逼问——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这位年轻的德国律师在逼问证人的同时，也把电影不断推向高潮。

“请问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对 1934 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威克，“（既然你认为希特勒的法律不义）为什么你不拒绝宣誓？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宣誓，希特勒就不会走到绝对权力这一步！为什么你不拒绝？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养老金……”劳尔夫巧舌如簧，善设逻辑陷阱，又懂得适时以暴风骤雨式的“吼问”震慑证人。在另一场质证中，他面对的是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的犹太人鲁道夫。劳尔夫攻击鲁道夫的母亲有精神问题，攻击鲁道夫智力低下，所以做绝育手术理所应当。在鲁道夫掏出母亲照片，激动地“自证清白”后，法庭一片沉默，这时劳尔夫深吸一口气，冷冷地说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它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你说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

一种深切的悲凉降临在我那开不了窗的卧室里，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让我难过的时刻。对于简宁这样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贵族太太愿意在法官面前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么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册，罪责与荣耀，虽然也有各种纠结和难言之隐，总归有人书写，可谁会去理会鲁道夫这样的小人物？历史永远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哪怕你是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我曾读过《时代》周刊关于 2011 年年度人物“抗议者”的长文，好归好，可是在文章里，这位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小贩也只不过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走向那片凶猛的火光，然后变成一个导语。

我和以色列同学都选了这门“记忆的政治”。当老师从纽伦堡审判讲到东京审判时（后者只是附带），我想我们都各怀心事。下课后，我想跟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感情过于汹涌而一时语塞。她宽容地笑了，这都让我更加苦涩。在媒体待久了有时会失掉了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对于“慰安妇”问题，我好像一直不够感兴趣，也许是觉得太“老生常谈”（我们都默认了新闻就是“势利”的，影片里的记者很直白地对法官说，我可能发不了稿，美国读者对审判战犯已经不感兴趣了），也许是对这一议题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满，但终究没有去想一想这么多年她们需要面对的日与夜。

我自然没有笨到认为她们不会有新的生活。“记忆的政治”后是一门介绍社会运动理论的课，现代意义上的“社运”和古代各种起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我一边听老师讲对“意义”（meaning）的建构方式，一边瞎想：学社会学的人把各种话语拆解得这样不留情面，会不会很容易“再也不相信 ×× 了”？而围绕着“慰安妇”建构起来的种种话语，又是不是总还有些坚固的东西在里面？

在《纽伦堡的审判》的最后，主审法官和劳尔夫有一段对话。劳尔夫说：“我跟你打赌，在五年之内，你宣判无期徒刑的人都会（因冷战形势的变化）被释放。”法官回答：“你所说的那些人都会被释放，这在我们时代是正确的逻辑。但合逻辑的不一定是对的，世上没有人能使它正确。”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

《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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