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是如何借助广州十三行制度成为世界首富的？

2001年《华尔街日报》评选出过去一千年间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登上这个富豪榜的有6个中国人，按照时代顺序，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明武宗大太监刘瑾、乾隆宠臣和珅、清代商人伍秉鉴、民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

在这6名富豪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事经商的只有伍秉鉴（公元1769年—1843年）一人，他发家致富的巨额财富，令千年富豪榜上最后一名的比尔·盖茨也望尘莫及。

他在世界的影响力很大，马克思曾在专著中提到他的名字，他甚至一度是美国社会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其肖像至今仍被挂在马萨诸塞州的几家博物馆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还有一个地方以其名字命名。

要介绍这位曾经的世界首富传奇的一生，还得先从他的父亲伍国莹说起。

一、聪慧父亲奠基业，勤奋创建怡和行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把原先四个特许外贸的城市砍掉了漳州、宁波、云台山三个，只剩下广州“一口通商”，其主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觉得华洋杂处，有“以夷变夏”的危险。也就是怕洋人洋货来中国太多，跟中国百姓接触太频繁太深，百姓视野开阔了，社会风俗会改变，将危及政权的安全。

于是清政府在广州采取商行制度，由政府批准的公司才能经营外贸，由它们对政府负责，所有外贸相关的买卖，皆由他们经手，其实就是特许外贸垄断制度。这些公司就相似于现在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因为经营洋货而被称之为“洋行”。

清政府规定申请成为洋行的商家，必须有两个主要条件：第一，拥有雄厚的财力，每个入行的商家，得缴纳20万两白银作为保证金；第二，商行每年按照进出口的比例向政府纳税。

广州当时特许的较大洋行主要有十三家，因此又被称为“十三行”。

到中国的外商必须要找到能够为他担保的洋行（俗称“保商”），才能够在中国做生意，所以当西方的商船抵达广州之后，船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保商联系，然后由这家保商经办通关验货手续，保商将看中的货品买下之后，再卖到中国内地。

而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只有卖给十三行里的某家洋行才能够出口，这家洋行拿到货物办完通关申报，才能够卖给外商。内地商人和十三行以外的广州商人是不能够直接与外商接触的，清朝官员也不直接和外商打交道。至于外商要向大清提出什么要求，等待朝廷答复，都要通过洋行中转，所以洋行事实上行使了政府部分外交的职能，成为一官一商两头占。

因此，通过对外贸的垄断，银子就像河水般地哗哗流进了洋行。

伍秉鉴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洋行崛起的时代。

十三行的老大是潘振承的“同文行”，而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经在“同文行”担任账房先生，还参与公司的资产管理和投资贸易，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有不少交往。

伍国莹具有经商的头脑和敏锐目光，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资金和人脉。

乾隆颁布“一口通商”政策之后，他毅然用一半的身家缴纳了洋行的保证金，创建“怡和行”，成功跻身于广州的外贸垄断企业中。在公司林立的广州，“怡和行”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几年后便发展成为十三行里排名第六的洋行。

父亲伍国莹去世后，嘉庆五年（公元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开始了他的精彩人生。他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和当时独领风骚的“同文行”并驾齐驱，最后他终于把伍家做成了整个大清乃至世界最有钱的家族。

二、秉鉴机灵众商服，鳌头独居十三行

清朝年间，对待外商有极其严格的限制。

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船靠岸之后，每条商船只能船长和大副上岸，其他人只好委屈继续待在船上。上岸之后的船长、大副被限定在广州城外一个圈定的范围“商馆”居住，不能够随意外出，每个月只有固定的三天可以去广州城的洋行内谈生意和观光，来去的地方和路线也都有规定，一旦越界就有可能被扔石头或者罚款。在由嘉庆帝批准公布的《民夷交易章程》里，此类规定相当具体，如果出现外商违法之事，政府将向保商试问，所以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商得处处小心翼翼。

当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和北美销售大受欢迎。18世纪末，一艘货船如果花8000美元从中国购置了茶叶、丝绸和瓷器等货物，运到美国东海岸可以卖到12万美元，可见其利润相当丰厚。

这样巨额的利润，外商们当然乐此不疲。

伍秉鉴执掌“怡和行”之后，第一步就是平等对待外商。伍秉鉴利用“怡和行”的关系网，给外商尽量创造便利条件，提供机会让外商上岸旅游观光，让外商们感到方便。在贸易活动中外商要求签订正式契约，明确规定买卖双方的权责，这样双方都有安全感，伍秉鉴一直遵从这个规矩而让对方满意。

让商家更放心的是伍秉鉴极其重视自己的信誉，凡是经怡和行交易的商品，质量都是最好的，不会以次充好，因此受到商人的喜欢，自然怡和行就成了外商们首选的保商。

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生产出的各式布料，运抵中国沿海，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当时十三行里的所有行商都想争取一种叫“羽纱”的纺织面料在中国的销售代理权，但是英国商人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怡和行。

正当其他行商为竞争失败而叹息的时候，伍秉鉴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大为意外的事。

公元1811年，伍秉鉴以自己过生日为由头，把十三行的所有行商都邀请上门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宴会上伍秉鉴宣布，作为英国公司羽纱销售总代理的“怡和行”，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

凭着怡和行自身的经济实力，是完全能独自拿下这个代理权的，但是伍秉鉴却主动提出跟大家利益均沾，令同行又惊又喜，虔诚佩服。

同时伍秉鉴经常救人于危难之中，慷慨解囊帮助别人。有一名波士顿商人，当时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笔生意，向伍秉鉴借了7.2万银元，这名商人经营无方，结果血本无归，他虽苦苦坚持了三年，但仍还不起这笔巨款。伍秉鉴对这个商人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待人诚实，只不过做生意时运气不佳，当着这个商人的面，伍秉鉴将这笔巨款的欠条撕掉，并对其说道，你的欠账清了，欢迎以后继续合作。

这个商人感激涕零，此后，伍秉鉴慷慨的名声就在美国商人当中传开了。

凭着人脉和信誉，几年之后怡和行就坐上了十三行的头把交椅，在伍秉鉴的带领下，十三行里的行商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内讧现象，就这样伍秉鉴轻松地完成了他父亲努力一辈子都没有达成的目标。

三、叱咤风云傲全球，跨国投资成首富

早在公元1834年，伍秉鉴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他的个人资产，包括房屋、土地、海外投资以及现金，达到了2600万两白银。这个时期美国最富有者资产也不过五百多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伍秉鉴的个人资产超过了大清帝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拥有巨额财富的伍秉鉴不仅商业嗅觉灵敏，更有长远的眼光——他不仅投资商业也投资“人”。

他曾收养了一个美国人约翰·默里·福布斯作为义子。福布斯是家中三个男孩里最小的一个，6岁时父亲去世，17岁时跟随舅舅来到中国学习海外贸易，通过关系被送到伍秉鉴身边当学徒工，一干就是8年。福布斯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为人机敏，办事灵活，而且很有冒险精神，伍秉鉴很看好他，认为他是个做生意的人才，把他带在身边教他各种经商的学问。

公元1837年，在福布斯返回美国之前，向伍秉鉴辞行，伍秉鉴交给义子一张价值10万美元的银票，福布斯推辞不受。当时美国一个中学教师的年薪也不过两三百美元，10万美元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伍秉鉴微笑着对他说，这笔钱包括你8年以来的薪水和福利，剩下的就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希望你回去后能够把钱用于创业。

伍秉鉴果然没看错他，福布斯回到美国之后，就把钱投资到生意上，他看准了美国的铁路建设。那个时候美国的铁路建设刚刚起步，福布斯兴奋地把这个商机写信告诉义父，伍秉鉴立刻给他追加投资，在底特律和芝加哥之间修起了一条铁路，从而福布斯在美国铁路建设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此之后，福布斯事业发展迅速，不久就成为了美国的铁路大王。伍秉鉴在福布斯的公司里占有股份，而且一直为福布斯做担保，因此被美国人尊称为“教父”。

随着福布斯的发达，伍秉鉴的财富越发巨额增长，他同时投资了美国和英国的证券保险业务，还一度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在伍秉鉴的经营下，“怡和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跨国财团，拥有的财富不亚于现在的石油巨富。

伍秉鉴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是座豪华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中庭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河，这是何等的气派！

那个时代的有钱人实行捐官，但花钱买到的并不是实授的官职，一般就是买一个政治待遇。伍秉鉴也花巨款买了一个三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成为体制内高官，真是风光无限。

四、为救大清出血本，凄凉落幕了一生

伍秉鉴经商有着璀璨的业绩，然而他的人生却在凄凉之中落幕。

在正常外贸的同时，鸦片贸易悄然兴起。英商绝大部分鸦片避开了十三行，以走私的方式进入中国，于是中英贸易的格局迅速逆转，变成了中国处于贸易逆差，白银大量外流。

因为同伍秉鉴长期合作的英国商人当中有不少是鸦片走私大户，因此朝廷对伍秉鉴产生猜忌。既然十三行作为大清在外贸领域的耳目，既代办外交也负责监督外商，朝廷认为鸦片泛滥十三行有失察之责——朝廷还怀疑十三行里面有人跟鸦片贩子有私下的勾兑。

伍秉鉴作为十三行的掌舵人，难道没有责任吗？道光皇帝一度下旨夺去伍秉鉴的三品顶戴花翎。

更严峻的事情还在后面。公元1839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委任为钦差来广州禁烟，他一到广州便给伍秉鉴来了一个下马威，将其父子逮捕，投入大牢，准备斩首。

林则徐转身一想，委实缺乏证据，于是把伍秉鉴召来，吓唬道，想不想活命？想活命就乖乖地按我说的办，叫英国商人交出鸦片，至于你自家的小命，可是攥在本钦差的手里的。

叱咤风云一生的伍秉鉴，这时候什么辙都没有了，只得跪在英国商人的“宝顺洋行”外面，恳求英国商人交出鸦片。

在林则徐的断水、断粮、武力威胁和伍秉鉴的哀求下，英商被迫交出鸦片，后来这些鸦片被林则徐在虎门悉数销毁，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

公元1840年初，英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英军入侵，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积极捐款，出资修建堡垒、购买军械。朝廷派靖逆将军奕山、湖南提督杨芳等将领到广州应战，结果个个是草包饭桶，连战连败。

奕山胆怯无能，挂白旗向英军投降，并令“怡和行”前往调停。

公元1841年5月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奉命跟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奕山批准广州知府余保纯跟英国代表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撤至广州城60英里以外，一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并赔偿英国商馆、商船的损失，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这600万银元当中奕山向十三行强行摊派了200万银元，怡和行一家就独自出了110万银元，这是伍秉鉴第一次拯救了大清。

其实，从大清朝廷留下的档案和英国留下的史料来看，怡和行或十三行里的任何一家行商，都没有卷入鸦片贸易的直接证据，你说伍秉鉴冤不冤？

大英帝国为了在中国打开更多通商口岸，在英军离开广州之后，沿海北上相继攻陷了厦门、定海（舟山），再进入长江口，溯流而上准备进攻南京。

这个时候道光皇帝终于认怂了，派来钦差耆英，和英国人签下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赔款是2100万银元，可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结余不过700万银元，剩下这1000多万银元从哪出呢？钦差大臣又找到伍秉鉴，说你们伍家世受皇恩，现在朝廷有难你们要为朝廷分忧，你就带头捐点钱吧。

于是，十三行又成了填补窟窿的冤大头，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家就承担了100万银元，这是他第二次拯救大清。

经过鸦片战争，从朝廷到普通民众，对洋人的仇视变得愈发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靠着跟洋人打交道而发家的伍秉鉴，跟大部分洋行商人一样，都被骂作“汉奸”“卖国贼”，名声扫地。此情此景，令伍秉鉴心灰意冷。

公元1843年9月4日，74岁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心力交瘁，在广州伍氏花园病逝，其墓碑书曰：“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足见朝廷对他的评价甚高。

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广州“一口通商”改成了“五口通商”，取消了洋行的垄断地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十三行很快走向了衰败。

伍家的后人们再也没有了伍秉鉴那份心胸和财气，在时局的沉浮当中，他们的万贯家产也很快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