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军万余人包围新四军指挥部，副司令员力排众议：现在不应该突围

1939年5月，为了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叶挺、邓子恢来到庐江，并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迅速沿津浦铁路两侧展开。

由于早期新四军的发展偏保守，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并赴皖东指导工作，当时刘少奇向皖东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指示，指出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这才打开了皖东抗日的新局面。

不过，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军的注意。

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的那天开始，就成了国民党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当时驻守大别山的是国民党军桂系李品仙部，他们联合驻苏北的韩德勤部，对皖东抗日根据地施行两面夹击，使得根据地经营出现困难。

从1939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军沿着津浦路两侧逐步挑起摩擦。

鉴于路西摩擦形势日趋严峻，刘少奇紧急布置反“摩擦”，并调在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开赴路西作战，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五支队主力调走后，驻苏北的韩德勤却动了起来，直接导致了路东被动的局面。

路东反“摩擦”

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前身是四支队第八团，而第八团的前身则是豫南红军团。

这个团的开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五支队副司令员的周骏鸣。

周骏鸣是河南确山人，1919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的团长。

由于当时红军受“左”倾错误主义影响，对部分起义人员采取区别对待，周骏鸣以及不少同志都被遣送回家，当时朱老总心有不忍，特意给了这些人每人60元回家的经费，还特意叮嘱他们，回老家发展。

周骏鸣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延安，再次见到朱老总，才知道朱老总当年这些话其实是“善意的谎言”。

不过，令朱老总也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他的这句话，无意间打造了一支红军劲旅。

周骏鸣1932年回到豫南后，参加地方组织工作，1935年因党组织被破坏，他还曾被捕入狱过，出狱后同鄂豫边省委接上了关系，但考虑到他曾被捕的经历，他提出单独在豫南发展，并征得组织同意。

仅仅凭借七人三枪，周骏鸣就在豫南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直到改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时，已经发展到了1300多人。

这七个人中，活到建国后的就只有周骏鸣一个人，其中五人牺牲于土地革命时期，一人牺牲于抗战时期（新四军五支队营长汪心泰）。

1938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成立后不久，便奉令开赴皖中、皖东发展。

1939年7月，第八团奉令改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周骏鸣任司令员兼第八团团长。

同年年底，国民党顽军在路西搞“摩擦”，形势日渐紧迫，罗炳辉率领着五支队主力开赴路西反“摩擦”，路西则仅剩下五支队留守部队，总兵力大约千余人，当然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兵，还有一部分女兵，这部分人没上过战场，有的甚至连枪也没打过。

就在五支队主力开赴路西后，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调集十个团上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的向我路东根据地猛扑过来。

当时，我军津浦路路东根据地的核心，是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半塔集。

半塔保卫战

半塔集原名白塔集，因在集西北角头道光山上有一座白塔寺而得名。

当年抗战时期，半塔集是敌伪顽三方都重视的军事要地，因为此地位于苏皖两省边界，地处天长、六合、来安、嘉山、盱眙五个县交界处，无论南来还是北往，都必须要经过此地，堪称两省通衢所在。

也因为深知半塔集的重要性，刘少奇在1939年底，就安排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方毅返回半塔集，随时准备反“摩擦”。

图|周骏鸣与老战友方毅

因为主力部队都在路西，当时驻守半塔集就只有教导大队尚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1940年3月21日拂晓，韩德勤指挥的十个团扑到了半塔集，其中顽军117师两个团偷袭半塔集东北，被驻守在那里的教导大队察觉。

说起来也是件趣事，这股顽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却是毫无斗志，在扑到半塔集东北门外一处墓地，双方还没有照面，就抢先一步开火，等于说提前向我军“报告”了行踪。

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和教导员唐克在意识到敌袭后，立即布置教导大队进入阵地，打退了敌人两波次的进攻。

周骏鸣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印象深刻：

“若是敌人没有‘报告’，而是直接快速冲进半塔街上，可能半塔集就真的要失守了。”

不过，韩德勤虽然吃了一个亏，但他毕竟兵力上就占优势，他在布置进攻半塔集时，就确定了三面围攻的态势，眼见东北口无法突破，立刻转向西北，在密集的炮火中，顽军两个连抢占了半塔集西北制高点——光山。

敌军如此势大，一度令坐镇司令部的周骏鸣焦虑万分，甚至有几次他都认为“半塔集守不住了”。

当时敌人抢占西北制高点后，周骏鸣除布置一个重机枪排守卫司令部外，其余部队都交给了侦察科长娄学政率领，并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光山：

“哪个敢不前进，就枪毙。”

不仅如此，周骏鸣自己也跟随着大部队出发。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特务连夺回了光山，并在随后的激战中，确保了半塔集周围制高点。

图|周骏鸣与新四军五支队的领导同志罗炳辉、张劲夫、郭述申

当时，中原局以及江北指挥部在半塔保卫战打响后，命令半塔集周边部队火速靠拢，尽可能增强守军实力，同时还下命令，要求撤出石涧子的第十五团2个连和当地2支游击队在竹镇和苏郢之间，偷袭进攻半塔的顽军。

可即便如此，也是杯水车薪。

留守的江北指挥部领导同志以及五支队的领导干部短暂的开了一个会，认为在如此危险境地下，想要守住半塔集应该不可能，应该集中力量突破一路，然后伺机突围。

同样出席会议的周骏鸣考虑再三，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们不能突围，反而还应该固守。”

应该指出的是，新四军挺进皖东，目的是为了东进抗日，并创建抗日根据地，如果因为顽军压迫，半塔守不住，那么新四军东进一年来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

时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拍板同意了周骏鸣的意见，并发电给江北指挥部，要求迅速增派援军。

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不仅下令半塔周边守军迅速靠拢，还给在路西的五支队主力下令，要求罗炳辉迅速回援。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在听闻半塔遭到围攻后，也派了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火速增援。

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跨过层层阻碍，五日之内与日伪顽激战，连续取胜，极大的震撼的日伪顽三方。

全线反击

半塔保卫战，其实最难的就在于前一阶段的固守。因为敌众我寡，半塔集随时可能守不住。

不过，在我军顽强死守之下，其实在援军尚未抵达之前，我军在半塔集的防守就已经占据了优势，顽军的攻势也因为连日来进攻不顺，露出了疲态。

1940年3月28日，韩德勤见新四军已经从四面合围上来，于当晚仓皇撤退。

可我军这时已经决定，不给他机会。

第二天，江北指挥部下达反攻命令，回援的新四军各部开始追击撤退的顽敌。

整个半塔保卫战，新四军共歼灭顽军有生力量3000余人，津浦路东土顽全部被歼，顽政权均告瓦解。各部均斩获颇丰，为部队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抗战时期新四军而言，半塔保卫战有着很大的意义。

从小的方面来看，半塔保卫战是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而且还是打得最难的防御战，也正是因为半塔保卫战前期8天艰难的防守，才有了后续回援部队的斩获。

换言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固守待援的范例。

从大的方面来看，半塔保卫战牵制了顽军韩德勤部，保证了津浦路西对桂顽作战的胜利，粉碎了韩、桂两顽实行东西夹击，把新四军赶出皖东，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企图。

这也令新四军成功在皖东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并在此地深深地扎下了根。为后续创建、发展，巩固淮南乃至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就连陈老总后来也评价半塔保卫战：

“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周骏鸣为半塔保卫战的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来安县于1958年开始修建半塔烈士纪念塔。

1964年，来安县县委、县政府写信给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希望他能为半塔保卫战写一篇碑文，张云逸谦让，认为此战是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带领下取胜的，因此建议他写这篇碑文，但刘少奇坚持认为勇敢作战、指挥有力的一线士兵、一线指挥员才最有资格写。

在刘少奇鼓励下，张云逸写下《半塔烈士纪念碑记》，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此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同志在路东指挥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个营及地方游击队奇袭顽军侧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十昼夜，击退顽军多次进攻，半塔阵地，屹立不动，直到我军路西大捷……”

这无疑也是对周骏鸣功绩最好的肯定。

周骏鸣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于1954年11月调出部队，出任水利部副部长。

也因为这个缘故，周骏鸣错过了授衔，毛主席后来闻讯，还颇为惋惜。

不过，周骏鸣并不为此难过，后来还很坦然的说了一句：

“见证革命胜利已是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