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北大中文教授芦荻做过主席侍读，看她怎么说

《——【·前言·】——》

毛主席让芦荻读书给他听，表面是“助读”，实则是一次场上对话，她以为只是朗读，结果每页都让她重新认识古人。

意外之选——从北大讲堂到中南海书房

1974年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被通知暂停授课，没有解释，没有预告，她只是被叫去参加一次“内部审查”。

不是调查，是“审选”，后来才知道，是给毛主席读书，不是普通读书，是陪他一起看古典文献。

原因很简单，毛泽东白内障越来越严重，看书吃力，但不愿中断阅读。

她是怎么被选上的？不是靠职称，不是靠政治立场，是因为她在北大主编的《历代文选》。

这本书的注释准确、用典考据详尽，被文化界公认为当时古典选文中“最能用功”的一部。

她在书末注解中对《西塞山怀古》《别赋》《枯树赋》都有点评，选她，是因为她在文本背后动脑，不只是抄注解。

中南海通知只有一句话：“毛主席想让你读点古文。”她不敢问细节，收拾两本书去了勤政殿，毛泽东当时卧床，眼睛微眯，桌上堆着书。

不是堆放整齐，是像刚读完刚扔在那种，封面压着白纸条，有红字批注。

第一次见面，气氛紧张，毛主席先开口：“你这个芦荻，是不是《西塞山怀古》那个芦荻？”芦荻一愣，点头。

毛笑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写得好，就是这诗里的‘芦荻’。”这句破了僵局，他不是在寒暄，是在提醒她：你若忘了典故，我不会忘。

第一天读《枯树赋》。她读完前两句，停了，想解释典出，毛泽东摆手，说：“你听我说。”然后背诵整篇，对“予独抱幽贞之节，参天地之变”的理解直接跳到了“士人之志”。

他对“枯树”不是看景，是看人，说：“左思只是词藻堆砌，陆机才是真正‘文以载道’。”

芦荻那一刻意识到，自己不是来读书的，是来被检查的，主席不是让她讲，而是验证她有没有“读进去”。

她发现，他的记忆力极强，哪一页，哪一句，哪个注解不当，毛主席都能指出。

“这个‘珪’字，你查错了。”主席指着她注释下的“古玉器”解释，“这是祭器，不是佩玉。”接着翻出《说文解字》，朗读段注。

“你要记得，字根不会说谎。”这句话她一直记着。

后来，芦荻每次去，都带着纸和笔，主席从未要求她记录，但每一次对话都像考试。

读到《别赋》时，她解释“别有幽愁暗恨生”，毛主席点头，“贾谊真聪明，但你要看他在长沙的心态。”

主席再转头提起“屈原之悲”，说：“这不是词采，是人格。”

这已经不是普通阅读，而是用古人照现在，用过去拷问现在，对芦荻来说，那是读书；对毛主席来说，是研究。

浩瀚学识——跨越千年的智慧对话

每天一小时，不超时，毛泽东对时间极敏感，对书也极苛刻。

一次读《旧唐书》，芦荻提到武则天条目下的异象记载，毛泽东沉默几秒，说：“你看得太顺了，正史写神迹，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你不能信，也不能笑，你要问它为谁写。”

接着转头说，“《资治通鉴》好在‘删’，不在‘全’”，他说，司马光是个删书的高手，也是用人眼光的人。

毛主席说话从不绕弯，他不讲背景，也不做分析，每一句都是判断，“书不能当真，要看真假为什么要混在一起”，他说史学不是记忆，是判断。

芦荻提问：“那《老子》的‘无为’怎么理解？”

毛主席马上反问：“你念第十六章。”芦荻念：“致虚极，守静笃……物壮而老，是谓不道。”

毛说，“你看这个‘不道’，和马列的‘规律’是对得上的，自然有规律，社会也有，问题是怎么识别，谁能识别。”

他不是在讲玄学，是在用哲学反驳经验主义。

从哲学跳回文学，再跳回历史，主席的思维跨度极快。

有一次谈起鲁迅，芦荻提到《华盖集续编》的“灯下漫笔”，毛立刻说：“你看这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以为没有。’这一句，鲁迅在想什么？不是写民族，是写生存。”

他说鲁迅不是写家，是“解剖者”，他能从一句看出“词背后的用意”，也能从全书看出“写书的目的”。

读《水浒传》，主席说得最多，不是因为情节，是因为“投降”，他提到宋江，说：“这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招安，是不信自己，打到一半就想投。”

他评价梁山：“能打但不敢变，英雄未必是变革者。”芦荻没敢接话，只记下这句话：“水浒是中国政治的缩影。”

一次芦荻尝试谈自然科学，说读到《天工开物》时很惊讶，毛主席说：“宋应星确实好，你再看看《梦溪笔谈》，能看出我们早期怎么理解世界。”

他翻出一本破书，自己做了十几处注，批得最密的，是关于“水力”的部分，他写：“机械之用，本乎自然。”

这些对话，没有宣讲，没有总结，全是反问，全是推导。

芦荻说，去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讲师，回来的时候发现是听众。

主席常说：“你讲，我听。”但实际上，是他讲，她记，他不是想教，是想问她能不能跟得上，读书不是讲座，是搏杀。

他每天眼睛痛，但书不放手。

治学之道——在批注与对话中解码方法

毛泽东读书，方式特殊，不是读，是批，不是顺读，是跳读。

“不动笔墨不读书”，不是口号，是他的习惯，芦荻见过他批注的原稿，旧书再生纸，边角发黄，文字用红、蓝、铅笔三种颜色标注。

层层叠叠，有的页码旁边写“查”；有的在句旁标“错”；还有些直接在书角写“此论不通”。

她翻过一本《出师表》。正文无改动，但下边写了一句：“读诸葛要看时局。”旁边又写：“忠而不知变者，难存。”简短，狠，不是学术点评，是政治判断。

他对《红楼梦》的批注也多。评林黛玉：“才气高，心志弱。”评贾宝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弱者。”一句话打破普遍理解，他不看“悲剧性”，他看“心理结构”。

芦荻问过：“你怎么看书时做这么多笔记？”

毛主席答：“不是怕忘，是怕信，做笔记，就是和它对话。”

一次读到《史记·封禅书》，芦荻解释“泰山刻石”的制度背景，毛主席没回应，只说：“神话不是神，是技术的缺乏。史记写得太神，是因为不敢写人。”

随后他提起班固，说：“东汉以后史家胆子小，只记，不辨。”

读书不是背，是咬，每一页，都要咬出味。

芦荻曾引用“信史”之说，毛泽东立刻摇头：“你不能信书，书不是人写的？你去比《旧唐书》《新唐书》，哪一个对？两边都写武则天，一边神光满天，一边说她背道而驰，你不比，不会知道历史是人为的选择。”

他让芦荻找出《通鉴》、唐代史、甚至野史，摆在一起，三本对比，逐字看，芦荻记得一句：“你要练逻辑辨识，不是背材料。”

读到杜甫《兵车行》，她试着讲作者用韵，毛泽东反问：“你读懂他写‘夜深开宴’那句吗？那不是抒情，是控诉。”

然后他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说这不是诗，是史，是怒。

他带芦荻读《说文解字》，读“家”字时解释：上为宀，下为豕，“你看，中国古人把猪放屋里，才叫家，不是神圣，是现实。”

芦荻后来明白，他用字源解构社会观念，他是从根上破题，不是从表面讲义。

讨论司马懿，他问芦荻怎么看，芦荻犹豫，说他善忍，毛主席点头：“是，可问题是，他知不知取舍？贺知章你看他醉里吟诗，放下权位，那是知止，读历史不能看成败，要看得失的边界在哪。”

这一套读书方式，不是学院派，是把书读“成兵器”的方式，毛泽东不求体系完整，不求术语精致。

他求的是理解之后的判断能力，芦荻说，她过去在讲台上讲书，现在每一本书都被“打断重来”。

他不是教她背新观点，他逼她改旧结构。

精神遗产——超越时空的学问启示

毛泽东最后一次让芦荻朗读，是1974年秋，那天读的是《鲁迅杂文选》，全篇没有一句温柔的词，都是狠话。

他闭眼听，偶尔点头，芦荻读到《“友邦惊诧”论》一段，毛泽东开口：“这篇文章要看情绪，鲁迅知道‘震惊’不是事实，是姿态，他写得准。”

芦荻那天没再多说什么，读完，她站起告辞，主席说了一句：“你以后要多看书，少信书。”

离开中南海后，芦荻再未踏入那扇门，但她整个人被那四个月改变，她后来在北大讲课，换了讲法。

讲《文选》时不再讲注释，而是讲“背后写的人”；讲《史记》时不再讲神迹，而是讲“写这段话时谁在位”。

她晚年成立小动物保护协会，别人不解，她只说：“万物皆有家。”她解释，“毛主席讲‘家’字那次，说得很重，我记了一辈子。”

她讲的，不只是“读书”，她讲的是：人和文字之间的距离，不该靠信任，而该靠“对话”。

毛主席的学问从不炫耀，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他总在对话，对古人、对现实、对文字、对自己。

芦荻说得最重的一句话是：“你以为你在读历史，结果历史在读你。”

读书，不是积累，是拆解。

毛泽东一生藏书数万册，尼克松访华时，曾进书房，回来写道：“书架压弯了木梁，书堆得像墙。”他问这些书都看过吗？翻译说：“都看过，不止一次。”

那不是藏书，那是用过的工具，每一本都留下痕迹。

读书如兵法，不是收藏品，芦荻讲的，不是传奇，她只是一个见证者，她见过一个病中老人，靠听别人朗读，就能逼着人重新理解中国古籍。

不是强压，是力量，不是姿态，是内容。

毛主席的学问之深，不在量，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