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宇琳：“解困叙事网络”如何为传统媒体培养新人？

在新媒体冲击与传统媒体转型困境交织的当下，新闻教育如何培养既适应新环境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媒新人？

2025年4月17日，“共益资本论”主理人黎宇琳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做了《一篇报道，一个角度，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解困式新闻的问题意识是如何生成的？》的讲座分享，同时，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与“解困叙事网络”合作成立解困+实验室。

2025年5月10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开放式新闻教育”研讨会上，黎宇琳分享了他发起的“解困叙事网络”，这一案例为开放式新闻教育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例。

黎宇琳，前记者、专栏作者、《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委、“共益资本论”主理人、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发起人，长期致力于推动解困式叙事在中国的发展。

在分享中，黎宇琳指出，如今许多媒体在严峻的营收压力下，要求采编团队削减成本，承担经营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媒体采编骨干流失，传统“学徒制”失效，很少媒体还能够为新人或实习生提供系统的业务指导。“解困叙事网络是一个以媒体人和公益人为主体的跨界社群，用新的方式来回应了媒体传统学徒制失效所带来的挑战。”

以下内容基于黎宇琳的分享与新新NewTimes对其访谈整理而成：

文字｜范馨雅

编辑｜胡世鑫

指导老师 | 陈显玲

新媒体编辑 | 梁学思

以解困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

在解析“解困叙事网络”前，需先锚定其核心理念——“解困式报道”。作为这一网络得以构建的价值根基，解困式报道不仅明确了社群的叙事方向，更塑造了成员的共同行动逻辑。

解困式报道(Solutions journalism)是近年来在全球新闻界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理念和方法。它希望推动媒体在实现公共利益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在报道中不仅揭示问题的根源和影响，更关注解决方案，深入介绍那些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解决方案和创新实践。有研究指出，这一新闻范式鼓励记者对报道对象做更全面地思考和探索，同时能帮助读者减轻无力感。

以“解困”为导向的叙事思路也不局限于新闻行业，在这个人人皆是媒体人的时代，每一个内容创作者、传播者都可以以通过解困式叙事，来团结更多志同道合者。

解困叙事网络则以对“解困式叙事”的价值认同为桥梁，吸引了媒体人、公益人、新闻学生、社工、企业人士等不同界别的人士加入，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价值共同体。

黎宇琳说，“我们希望推动更多人以解困为导向讲故事，在今天日益极化的舆论生态里，激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解困叙事网络以此为使命，推广“解困式叙事”，提供相应的教育产品，支持媒体记者创作解困式新闻，搭建一个媒体人与行动者的沟通协作网络

三大支点：

整合资源，打破壁垒

解困叙事网络主要以解困支持计划、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共益沙龙论为三大支点，搭建起媒体人与行动者的沟通协作网络。

解困叙事网络的局部 图源受访者

以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https://www.solutionsjournalismcase.com/，以下简称案例库）的成立为标志，解困叙事网络从2021年开始定制化地展开活动。案例库定期招募成员，涵盖了高校大学生、媒体从业者、企业职工等多元群体，组成在线志愿社群，每期进行5个月的案例库运营，目前已开展到第6期。

成员们每月研读解困式报道案例，评选并录入案例库网站。网站现已收录380多条案例，涵盖80多家媒体。除案例研读的基础工作外，开展“客厅聊天室”“女性与解困”“解困者说”等系列博客。作为知识共享和案例展示的核心平台，案例库为媒体人、行动者以及媒体新人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资源。

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网站

案例库成员研读案例录入网站

解困支持计划通过与枢纽型的公益机构合作，共同整合资源，推动搭建灾害、儿童保护等议题的解困叙事。黎宇琳分享了与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进行灾害议题合作的案例，合作方与解困叙事网络相互整合资源，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他认为社群网络的有趣之处在于：“在各自的叙事里，各自都是彼此的中心。”这也是大家愿意参与其中的原因。

同时，解困支持计划还推出“微光计划”，专门为有志于解困式报道的媒体新人与新闻学生提供导师与资源的支持，创作了发布在南方周末、澎湃新闻、青年志等媒体的10余篇解困式报道，为解困叙事注入活力。

图源受访者

由黎宇琳主持的“共益论沙龙”，组织公益界、企业中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士，就特定议题进行讨论分享。“它是一个面向公益界、行动界的窗口。”共益论沙龙已围绕教育公平、气候变化、心理健康、公益筹款、儿童保护等社会议题开展了近40次活动，在讨论中形成多元视角碰撞，为解困叙事网络引入新的解法和渠道，拓宽视野和合作机会。

共益论沙龙播客

三大支点相互支撑、协同作用，链接媒体、公益、学术等不同领域，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跨界资源，使成员能够接触到多元的视角和实践经验，也为新闻教育和实践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志愿社群的“多中心”架构

解困叙事网络的发展并非遵循预先制定好的、一成不变的清晰蓝图，而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行迭代，这个过程离不开网络开放包容的社群文化与成员们的积极创新实践。

黎宇琳介绍了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在《超级参与者》中提出的新势力理论，强调在数字技术环境已经成熟的当下，一种人人参与、人人决策的网络化治理的重要性。在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的运营中，这种理论构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模式 ——多中心化的在线志愿社群架构，倡导开放包容的公共讨论，鼓励每个人提出自己的“解法”。

在多中心的公共话语空间中，传统层级管理模式被打破。案例库每月定期召开平等参与的议事会，每个成员的声音都能被倾听与尊重。黎宇琳分享了案例库多线发展的故事，在案例库网站稳定运营的基础上，解困播客与解困公众号分别由1期、2期成员自主提出构想并落实搭建。

案例库公众号与播客

人们往往用“去中心化”来形容这样的新型组织，但黎宇琳认为在中文语境下，“去中心化”会产生一些误导，让人觉得一个组织缺乏明确的方向，因此，他更多地使用了“多中心化”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中心，而是很多人都可以成为中心，来阶段性地引领社群的发展。”黎宇琳将案例库的志愿社群比作一株生长着的植物，园丁有所修剪，案例库自身也在不同的气候下发展出新的特点，“它既有被设计的一部分，也有它自己生长的一部分。”

多元协作下的“做中学”

媒体新人与新闻学生不仅是新闻案例的研读者，也是解困式报道的创作者。“让媒体新人可以在‘做’中‘学’，是这个网络在教育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黎宇琳说。

解困式报道的创作不仅需要扎实的新闻采写能力，更需要对社会问题与解法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反思。黎宇琳表示：“无论是记者还是媒体新人，要去操作一个解困叙事的稿子，应当找到那个问题的专家，借助他对问题的判断与经验来展开报道，这样会比纯靠记者个人判断要靠谱很多。”

因此，微光计划采用业内媒体导师与公益导师的双导师模式，为媒体新人提供专业指导，确保报道的专业性与深度。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习采编相关的业务，也能够深入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议题。”微光计划让媒体新人在“做”中“学”，通过实践锻炼新闻采写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加深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理解，丰富了新闻实务教学的训练场景。

解困叙事网络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为新闻教育和媒体实践开辟了新的道路。多中心化模式为新闻教育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架构模式，激发创新活力，鼓励学生和媒体新人积极参与、自主探索。网络高度动态与开放的模式为新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媒体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黎宇琳将自己与解困叙事网络定位为活动组织者、服务提供者、网络搭建者。“我首先希望大家过来能够玩得开心，希望大家是enjoy的。第二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结交到很多师友。无论是拓展大家的社交，还是帮助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提升，哪怕是交到了一个你比较聊得来的朋友。第三个，学到知识，不仅包括一些抽象知识，也包括一些经验、技巧，待人接物的生活经验。”

Q&A

新新报：解困式报道以解困为导向，但不保证可以解困。在这种情况下，它与其他报道的区别是什么？

黎宇琳：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保证能够解决某个问题，解困式报道也不能保证解困，但它鼓励人们朝着解困的方向去努力。好比记者没法确保获得真相，但可以提供寻找真相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一个已经成型的社会问题，从发现到被解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人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解困的过程也可以分成若干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公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因为如果大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你大概无法期待有人会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它。比如说，像自闭症议题、性别歧视的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在过去十多年里，社会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种观念的变化，离不开许多媒体年复一年的报道，那种聚焦问题本身的报道，我们把它叫做“增强意识”的报道，它的功能是增强公众对某一个议题的意识。在传统的新闻操作里，我们认为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但解困式报道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仅停留在“增强意识”的阶段。因为，公众、政府意识到一个问题的存在，并不代表他们会自然产生解决问题的意愿与行动，甚至有可能因为某个问题太过棘手，大家觉得没有办法、搞不定，反而可能会对反复增强意识的报道产生一种“新闻回避”的情绪。所以，解困式报道主张媒体人应当在报道中不仅揭示问题的根源和影响，更关注解决方案，深入介绍那些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解决方案和创新实践。

新新报：您提到解困叙事网络形成一个基于公共对话理论的价值共同体，这个价值共同体该怎么理解？

黎宇琳：解困叙事网络的一大特点是，这是一个跨界的网络社群，以媒体人和公益人为主体，此外有学者、有律师，甚至有公务员和企业从业人员，其中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大家的知识背景，从业经历也不尽相同，是什么把大家聚到一起呢？我想，一定是大家认同一个共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如果用两个字来表达，那就是——解困。

大家是基于一种对“解困”的非常朴素的认同聚集起来，也许大家对解困的理解也很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大家相互交流，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一群人聚在一起，还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近期我就把解困叙事网络的使命描述成“推动更多的人以解困叙事去讲故事，激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认同后半句“激发更多建设性的公共对话”，但这其实是解困式报道的底层逻辑，这种报道范式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对话理论，可被视为公共对话理论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

新新报：您认为国内解困式报道在体裁、主题等方面会有哪些发展趋势？

黎宇琳：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人认同解困的理念，我想未来主流媒体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进行解困式叙事，各家媒体、各个编辑、各个记者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和诠释解困。有的人喜欢拍视频，有的人喜欢录播客，尽管文字报道依然是主流，但解困式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显然并不局限于文字。

我同时看到，许多媒体人对问题与解法的追问也会不断深入。比如，看到一个贫困的小孩，传统的解困思路是让TA吃饱饭，给TA捐一些钱。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越来越多人会思考更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再深入一点，如果一个渔业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有该如何解困呢？那就推动变革，营造一个有利于渔业发展的生态系统。解困，也应该由浅入深，不断的追问结构性问题和潜在的解法。

这也是我们倡导“解困”的初衷：让大家不断思考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种尝试不断深化，提供更多的工具、知识、渠道、平台，帮助有心有力的人继续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