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1977年，命运之门为我打开！（同丰里十七号系列）

大学的同学，后来制作了一本同学册，每人写些文字，提供些照片。

我在同学册上写下这样一首新诗，这首诗的一些句子有只有我才知道的密码，其中有这么一句：1977，却让我有缘和命运重新角力。

1977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来了沉寂了多年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激动人心的旋律，那“命运在敲门”的第一音乐主题回荡在空气中。当时，我们爱好文化艺术的一群为之一振，奔走相告。

中国“拨乱反正”的大门，迟迟疑疑地打开着，一个个显赫名字依次平反，一部部艺术作品逐渐解冻。我收藏的禁书可以堂而皇之地亮相，我刚买的四速电唱机可以大声地播放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我兴奋地过着日子，工作，看书，恋爱，也紧张地莫名期待着什么。

这一年的8月，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决定拍板恢复高考，考试就安排在不到半年后的12月。

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大学的招生恢复用考试的办法了，而不是用推荐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的办法了。那种所谓推荐的办法，当时已经在街道办事处中工作的我见多了。比如说，本街和兄弟街的一些有门路的同龄者，就以这种方式进了大学，达到跳出倒霉的街道，换个靓丽身份的目的。要知道，在街道工厂——那时叫做劳动服务站——有个领取薪金的工作，无疑只是处于城市的底层，世俗眼光中的地位等同农村的“知青”。即使像我这样混到办事处的一层，也只是“事业费干部”。我忘不了同在区里的文艺宣传队，某些小学教师向我投来的不屑的目光，尽管他们工作面对的也只是一群顽童，而在宣传队中也只是个路人甲的角色；忘不了进驻街道的工人宣传队中那些来自国营工厂的老大哥老大姐明显高人一等的气息，尽管可能是个锅炉工。女孩子们的父母知道得很清楚，女儿谈对象，不能找“服务站”的，哪怕他们的女儿本身也是“服务站”中的一员。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最多也就只有念业余大学的名堂，达到工作单位希望的业务提升，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的愿望而已。比如说，我当时就念着两个“大学”，在海珠区的广州业余大学文艺创作班，在东风路市总工会的马列主义哲学班，每周上一两节课而已。

但这对我而言，已经感到满足，起码可以听到一些专家、教授讲课，哪怕我在当年的日记中常常对这些专家及其课程来个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评说。

恢复考试进大学，真的吗？

当年的5月份，我正处于热恋中，我那位叫做虹的女友在5月的一天对我说，又到大学招生季了，她父亲准备找关系，托人推荐她上大学，去湛江医学院学医，因她本职是个护士。我相信她父亲有这个本事，因为她复出的父亲的地位，既然有能够让她妹妹参军的能量，也不乏给大女儿打招呼的本事。据说老头和老太太在湛江地区有亲密的战友。

听到这个消息，我敏感的神经当然被轻轻拨了一下，拨出一段有点忧郁缠绵的旋律，但很快就回复到平静的主题，最多改换节奏和调式地变奏着，没有波澜。我只有祝她成功。

但是，8月后，恢复考试入学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得越来越多，从城市到农村，在年轻人的圈子中广为流传着，在我们这些还没有资格看中央文件的阶层，只是传播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消息。因此，最初也没有在我心里掀起什么涟漪。

虽然我早已经没有了在广州实验学校和第二轻工业学校毕业时候那种出于对家庭成分的忧心忡忡，因为这已证实了我只是左翼思潮下的牺牲品。但最初听到的消息，给了我一副清醒剂：别做梦了，即使恢复高考，也轮不到你，你还是念你的业余大学，想象怎么把文章写得漂亮一些，至多希望上调到区委，宣传部或者文化科文化馆什么的，或者入党去当个党委秘书吧。那时的街道党委书记，据说正在努力“解决小黄的问题”。

首先，据说考生的年龄为20至25岁，我已经超龄 ，没希望了。

其次，念大学就没有工资，而且可能还有其他的费用，我负担得来吗？家里肯负担吗？

再次，家中就我这么一个独生儿子，早就盼望我能够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子成个家，好早早抱上孙子，上了大学不就得再推迟几年吗？

还有，国家当前是重科技，出人才，我算个什么人才呢？

没有了”工农兵学员”的路子，虹也要报考，她似乎不靠父亲找人推荐而要凭自己的本事。好，我支持她，答应跟她补习。

我如常作我的官样文章，学习我的文学创作，对了，还有在我开设的提琴学习班给小青年们讲讲基本技巧，而没有做着什么高考的准备。

但是，到了10月份，一切都明朗起来了。

10月17日，我的日记提及，听了虹的描述，我“萌生了高考的念头”。

这是因为在当年的10月12日，国务院以国发（1977）112号文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各省自行命题、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文件正式公布了，在中国广大城乡，顷刻之间“高考”这两个字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窜动着，掀起了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赶考的热潮。

虽然有考生20岁至25岁年龄的表示，但是，关键的一句是：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

这是天大的福音啊！虽然我甚至不属于提及的两届高中毕业生，我正式的学历充其量是一九六八年中专毕业。虽然还有很多的细节不明，例如像我这样的编制能不能带薪？大学期间是否能够结婚？毕业后是否还是回原单位等等不得不考虑。但是，女友说，去考吧，我全力支持你！

有她这句话，当时的我如沐春风，心里像蜜一样甜。她对我物质上的支持，已经有两年的实践证明了。她说，“最好我们两人一起都能考上。”说完，是一阵暴风骤雨式的吻。

但是，我还不能马上展开紧张的复习，因为我第二天一早，要跟区里的一个文化宣传的干部代表团，去高州、湛江等地访问、学习和交流，大约一个星期。这通常是游山玩水的好机会。

我只是嘱咐她，找一些复习提纲，因为大凡考试都有林林总总的复习提纲的，文科理科都要。我回来后就要来一场冲刺了，因为广东省的考试定在12月，时间不多了。

湛江行归来，已经将近11月，而我们这些大龄青年，还得应付日常的工作。

归来后，我知道的消息更多了。我那也住在海幢街的中学老同学叶邦彦，我的海珠区宣传队好战友、业余大学文学创作班的同学江明明，也都要考大学。

叶邦彦因为也是没有上山下乡和我同在海幢街的学习班中待过一段时间，住在名字很有诗意的“珠海波光”一栋小洋房二楼，开窗可以欣赏海幢公园的风景。不远，我们常来常往，在那混沌的岁月里，我们在家啃老，一起听音乐，印谱纸，学小提琴，自制乐器，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当然也交流对于街道青年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曾经相约试图到某乡镇工厂做技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忙不完的活。此前，他已经进了海珠区机械厂当车工，因此他要报的是工科。江明明用过很多名字，我叫他江明，我和他一起在文艺宣传队中混，一起上业余大学文学创作班，结交了一批未来的文艺界的朋友，他当然也报文科。

我所在的海幢街，也有一些青年跃跃欲试，于是，在我的圈子中不断流传和交换着不同的复习提纲。

当时一个区政府属下其实有很多单位，除了区委机关和街道工厂，还有区属工厂、管卫生院的卫生局、只管小学的教育局、房管局、城建局和环卫局等等。圈子中流传消息说，海珠区全区原报名者有2000多人，但是，最后只有400多，据说有人打了退堂鼓，因为考试日期逼近，文化课一下子拿不起来，希望多复习一下，来年继续冲击。

据说广东收3万学生，但是报名的有80万。

这段时间，市面有两个部门的业务是最为兴旺的。一是新华书店，出版社加班加点，印刷了很多初中和高中的课本，更不用说五花八门的复习提纲了。黑市也有复习提纲出售，还附上答案，一时居然洛阳纸贵，敏感的地下商人也发了一笔。当然，那时数量不多的图书馆也是人满为患。二是交运部门，因为无数的老三届的学生们，他们绝大多数还在广阔天地里锤练红心，那些大龄老三届也是和我同一时间，知道高考年龄放宽的事实，于是马上从田间地头，从果园胶林撤出，昼夜兼程，一头重新扎进这知识的汪洋大海中。

怪不得我后来进了大学，发现我的同学很多来自海南的农场，他们有着更多更加精彩的高考故事。

第一届高考，文科考的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数学四科，总分满分是400分。我看了一下复习题，前面的三科都不难。数学就难倒了我，我实际上只念过初中的代数和平面几何，根本没有接触过高中数学。这时候再自修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匆匆浏览了初中课程一遍，把精力放在前面三科，尽量拿高分。

但是，我还得帮助女友复习物理和化学，因为她考医科。尽管她是完整的高中学历，但是那时她上的是怎么的一种学校啊，是学工学农学军的学校，是“反潮流小将”黄帅和“白卷英雄”张铁生当红时代的学校。那时流行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反得越厉害就越成为英雄好汉。没办法，我只有再次拿出我那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辅导她这个高中生。

怪不得中央文件特别重视老三届，尤其是六六、六七两届的，是货真价实的高中生。

不过，这段时间媒体关于一些在特殊年代仍然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并且取得成功的报道多起来了，似乎营造一种人人只争朝夕学文化长知识的气氛。

到了11月中旬，要报专业了。我看了招生学校那张长长的名单，最后选了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二志愿是中大中文系。熟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报考古系，我很天真地不假思索回答，不想跟活人扯关系，只希望换个单位，有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过一辈子的工作。

跟活人打交道，太难了。

我能进入中山大学那红墙绿瓦围起来的校园吗？看看蜚声海外的教授陈寅恪、容庚、商承祚等，也包括后来因“评法批儒”而红得发紫的杨荣国住过的小楼吗？

我的同时代人，纷纷把握这拨乱反正带来的大好机会，各自选定前进的方向，努力冲刺了。比如说好朋友江明，这个中山大学教职员工的子弟，海珠区宣传队的男高音，长得帅，超一米八的个子，又有一副好嗓子，既报考艺术专科学校，也到珠影碰了碰当演员的运气，而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学系，希望跟随他母亲的足迹前行。

紧张的复习在进行中。

但是，这段时间，我日常的工作还得完成，比如说也因为岁末，各种各样的工作总结，评先进的材料要我写，还有海幢街的“文艺外交”需要我安排。我是文艺宣传队不可缺少的人物，既是负责人，也是演员和乐手，当时安排了到水泥厂、缝纫机厂、文化公园、市二宫和海幢公园曲艺台（就是现在海幢寺新修的念佛堂处）的演出。缝纫机厂没有去，去水泥厂演出后他们拨给我们几吨水泥，我们这支文艺宣传队的活跃也见了报，并指定要在不久后召开的先代会上发言，把党委书记和管街道工业生产的头哄得心花怒放的。

关键的时刻来临了。12月10日下午，我到小港路第26中学看了考试场地，属于踩点吧。晚上回家，冷静地把复习提纲默念了一遍，很早就上床，养精蓄锐，迎接明天的战斗。

第一天考数学和政治。政治对于我是十拿九稳的小菜一碟，数学也比预想的容易，高中程度的不多，我放弃了，但估计不会全部掉分，毕竟完成了几道题，也胡乱蒙了题几道。

第二天是语文和历地，我更显得不慌不忙，舞文弄墨已经是我的日常工作，而历史地理知识也是我一向喜爱的。于是，一气呵成，在必答题之外把所有加分的选答题也做了。

到了11日晚上，虹来了。她自称考得不理想，显得神色黯然，不抱希望。

而我，静静地希冀着，只是不要把“择优录取”作为一种堂皇的文字糊弄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让暗箱交易涂抹上亮丽的油彩，粉墨登场。

我那“阴谋论”的思维出现了，冲突的双方在我脑袋中辩论：甲说：题目太容易了，让更多人达到分数线，这样可以淘汰更多人，而选择某些人；但乙说，不对，只要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把机会留给优胜者，就不会有这个弊病。

过了元旦后的不久，放榜了。我在单位接到通知，要去红十字会医院体检了，这意味着我考上了！考上了！

我从街道办事处出来，沿着同福路前往医院，那种感觉，跟1965年我被广州实验学校甩弃后回家路上的感觉迥异，虽走的是同一条路，但却是两个时期的天渊之别。测量血压的时候，有点高。医生说，放松点，太激动了吧！

这怎能不激动呢？

相信激动的，还有全中国无数的青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温暖的冬天举行的高考。当年全国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录取的比率是4.79%，也大约就是100人中挑不到5个。

当年海幢街，一共三人考上大学，油印社的小伙子李可康如愿地上了广州外语学院深造英语，木模组的伍继镛和我一样入读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的大专班，后来改为广州师院的本科，念物理。

我的好朋友也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叶邦彦考上了广东工学院，继续他的金属切削的研究。江明领取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入读中文系。我们另一个业余大学的朋友左正，也进了响当当的暨南大学经济系。

当年的海幢街三子，大学毕业分配后，都已经先后出国，至今哥俩几个隔着大洋靠着微信偶尔聊聊天，逗逗趣，安享晚年的欢喜，环游世界的大好河山，欣赏域外的春花秋月。

叶邦彦后来更加考进华南理工大学念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以国家二级教授的职称退休，每月退休金起码二万人民币。

而江明以不同的笔名活跃在广东的传媒界文化界，作为金牌记者经常访问大名鼎鼎的明星大咖，采访重大事件，踏足显赫场合，先后成为《南方日报》和广东电视台部门的负责人。打下“丁冠景”的名字，就可以发现他海量的新闻报道。

当年考入大学的年轻人，后来很多成为了共和国栋梁式的人物，或者各行各业堪称为标杆式的人物，这不在话下。

我们广州师院中文系的77级，也是人才辈出，日后慢慢道来，够长篇的。

当年同一个班的大学生年龄差别，从16岁到32岁，在我们班就有这样的例子。后来，政策也越来越利好，比如事实证明考试年龄放得更宽，我们可以带薪上学，国家分配，并非要回原单位，符合年龄者可以申请结婚，等等。

这是载入史册的文革后第一届恢复高考的事件，关于这一届高考前前后后有很多传奇故事，就请读者诸君在网路上寻找吧。

我后来想，如果不是当年邓公的英明决策，还是沿用着推荐入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这一套，我相信我当年的女友虹，能够沿着家庭为她铺就的道路顺利进入医学院展开她的锦绣前程，而我，只能继续管理着街道“劳动服务站”的芸芸众生，因而形成地位的落差而不会继续与她维持着时断时续若即若离的恋爱关系多年，一直以故事性的情节推进并结束，终止在一个有时代性暗喻的结局上。

其实，虹是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我甚至为曾经在我那驰名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中某些人物形象映射了她和她父亲一下而感到后悔。至于我和她的故事，则在另一部从没有发表而不能发表的中篇小说《枯焦了的发辫》中，也许永远永远藏在我的心里。

我追求的是什么？只是一种平等，平等的对待，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发展，不要任何的歧视，包括海外经常谈到的种族歧视和可能是我后来发明的概念：同种歧视。这种同种歧视，我们领略得够多的了。尽管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有人不断变换名堂，玩弄花招，推行各种的不平等，而这种的不平等，就在权力的操纵下，仍然发生在同一种族的人们身上。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6月7日的高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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