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特辑】口述：我的高考

口述:我的高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同时各级各类学校一律停止招收新生。1972年“复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包括中专学校开始接收新生,就有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招收办法是经公社和区革委会推荐,对象是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学历不作限制,有的高小毕业也进入中专读书。成都市金牛区16个公社,先由各生产大队推荐6—10名报名者,再由公社革委会选择,按区招生委员会下达的推荐名额上报名单和政审资料。公开推荐的标准是“阶级出身好,政治表现好”,拥护并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区招委再按市招委下达的招收名额的2:1上报,由省招委录取。学制一律为两年。1974年开始试行简易的文化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三科,分数作为录取参考。结果那一年,阅卷刚完毕即被全盘否定,出了个“白卷考生”张铁生,他被塑造为全国最典型的合格“工农兵学员”。金牛区进入高校含中专的工农兵学员,从1972年的40多名逐年增加,到1976年进入高校的工农兵学员有120多名,中专150多名。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高考,破例为“春季招生”,即11月考试,年底前录取,次年春季入学。金牛区由区委决定成立招生委员会,区委副书记杨作铭任主任委员,成员由区委宣传部、文教局、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招生办公室设在区文教局,办理具体招生事宜。全区报名应考人数约2600余人,报考条件较宽松,“老三届”初、高中生(1964—1966年初、高中生)年龄放宽到35岁,已婚的也可以报名,录取标准突破“以阶段出身划线”,主要条件是思想品行端正、成绩符合录取分数、身体健康。考生到公社文教办公室报名填表,无需初审,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即可参加考试。当年全区设3个考场,南门设在永丰中学(43中)、东北门设在圣灯中学、西门设在20中。省招委组织阅卷并下达分数线。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由公社单位出具政审材料,区医院进行体检并提供健康合格表。各高校(含中专)在省招委的配合下录取新生并发出录取通知书。

1978年高考进入正常程序,实行夏季招生。6月7、8、9三天全国统一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史地、外语。招生程序与1977年大概一致。1978年,金牛区参加高考人数近5000人,被高校(含大专)录取的人数近300人。

口述者:陈庭章(时任成都市金牛区三圣公社粮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年代,对国家如此,对我个人也是这样。

我是1949年出生的土生土长的金牛人,家在三圣乡凉风村。在三圣乡的东南方向有一山坡顶叫凉风顶,凉风村就在这片丘陵地区。在“大跃进”期间,凉风村更名为粮丰村。我们那里可是真正的花果乡。历史上就以花木、果树种植闻名,特别是茉莉花,我们那里的茉莉花的花瓣有六七层,比别处的要多好几层,花香更好闻。我的父母是纯农民,大字不识一个。我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1957年在高店子小学开始读书,不晓得咋个就是喜欢读书,小学成绩好,年年都得第一。十一二岁时就读了《红楼梦》,尽管里面有些意思搞不太清楚,但还是喜欢读。反正找的到的书都读,一本不剩地看,小学的时候还偷教室头挂的书回去看。

1963年开始在川师附中读初中,读的是新制班。所谓新制班,按现在话说就是实验班,初中高中连读5年,读完直接高中毕业。因为饿了饭,进初中时才1米1高,是班上最矮的。可惜刚刚读了3年初中,“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还差2年没读完。所以也就是个初中毕业。“文革”前的初中教育是很规范的,川师附中是当时成都市的四所重点中学之一。课程设置很规范很系统,语文、数学、外语等,管理体制和现在差不多,老师也相当负责任。我记得班主任是袁平方老师,现在还在,我们都喊她袁婆婆。后来77年的高考还多亏了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辍学了。搞串联,写大字报。跟在大孩子后头闹,书也没得读了。1968年下半年太乱了,当时教委就要求复课闹革命,把我们学生喊回学校。工宣队进校,实际上就是把你管到,一堂课都没上。到了12月份,城市里知识青年就开始上山下乡。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有病或能搞到证明就可以不下农村,大部分没有办法的就都下去了。我们学校下乡的地方是青神县。因为我的家本来就是农村的,就回乡了。刚刚回乡就遇到招兵,跟家里商量了一下,觉得参军光荣就报名了,过了春节后就走了。我参的军是铁道兵第八师三十九团二营,当的卫生兵。当时坐的闷罐铁皮火车,一下就拉到云南的禄丰县大河口。从1968年底到1976年3月份,我在部队一直呆了将近8年。

在部队里当卫生员虽然辛苦,但还是想看书。抓住一切机会看书,历史、文学、卫生方面的都看。有时文书方面人手不够,就把我喊去写东西。自己也是努力挣表现,就想被推荐上大学。可惜有4次上大学的机会都跟我擦肩而过。第一次是1970年,当时连队可以推荐我去读医学院。但那时还没入党。我们卫生所的所长就说进了学校入党不容易,缓一年,先把党入了,明年再去。1971年4月我入了党。可是那时我们一个领导觉得我写东西不错,就劝我改行不要去读医学院,意思是说以后可以提干。但提干是要等名额的,前面的人不转业,就轮不到我。就这样等了两年,始终没有提成干。第二次上大学也错过了。到了1973年,又有一次机会推荐我到重庆四医大读书,部队领导也觉得我条件符合,还跟我开玩笑说一定要当个医学博士喔。我满怀希望觉得这次一定能读上大学了。可是苦苦等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没有走成。表面的原因是说上面有规定,1951年以前出生的年纪大了不符合条件,其实我后来知道是被一个女兵顶了。后来我就彻底伤心了,我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就坚决要求复员,给我提干我也不干了。1976年3月,我终于复员回乡。部队7年多,苦辣酸甜什么都尝过,铁道兵的艰辛是说不完的。我亲眼见过我们营的战友在隧道里被塌方砸死。我不怕艰苦危险,可是我最遗憾的还是没有上成大学。

1976年12月,我回乡后担任了三圣公社粮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老书记身体不好,基本上我就要顶着干。白天生产,晚上开会。1977年还在搞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那个上大学的心还没死。那年有一个名额给三圣公社,我知道后就找老书记磨,天天找他,请他喝跟头酒,他同意了,还把名都报了。但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有太多人想着那个名额,城头(里)的知青,还有队干部的关系户等等,最后这个名额还是转给幸福大队了,只给我们大队一个中专名额。就这样,我的大学梦再一次破灭。

要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可能这一辈子就真的跟大学无缘了。可是谁想得到,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戏剧性。当时消息传下来的时候,我是又喜又悲,心头复杂得很。大学是肯定想上的,但是要说考,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毕竟那么多年了,没有系统看过书,也买不到啥子复习资料。对自己没有信心。而且那个时候快考试了,是10月份,正赶上点小春。我们村有10个生产队,我每天晚上要回公社报数据,哪个生产队挖了好多,哪个生产队点了好多。根本没有时间复习。而且当时还有个规定,只能高66、高67的参加,我不够资格。结果我们那个班主任袁平方给我们每个人把证明开起“新制68级相当于高67级”,给每个学生送到家头,甚至把补习的费用都交了的,喊我晚上去上课。这个我都没想到。咋个弄呢?当时还是想去考,但是又不敢去考。但我知道我们大队有些人报了名。当时一个文教干事胡老师,他就跟我说,这些人里哪个有搞,哪个莫得搞。我说你说的这些人都考不起,其实我心里是有些不服气。最后说毛了就顶起了。他就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你敢不敢来嘛?我说就五毛钱报名费嘛,当吃盘回锅肉!就这样把名报了。当时是先填志愿,只填学校不填专业。具体哪些学校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文科类的。11月份参加考试,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从报名到考试,书都没摸过,靠着自己的老底子。当时考了两天。后来分数下来了,平均分是60多分,就上了西南师范学院。考起后才有点后悔,因为没有好好复习,应该可以考得更好一些。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道题,是默写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记得很清楚,我写错了一个字,就是“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飏”字。不应该错的。有点不太想去西师,想读川大历史系。但亲戚朋友都劝我,你都28岁了,就去嘛。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考了大学。1978年3月份就入校了,读的是西师政治系。到1981年底,三年就把本科课程学完了。当时有个说法,国家特别需要各类人才特别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就打算让我们这一届提前一年毕业。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说不行,本科生一定要学够4年,保证质量。就这样,我们最后一年又选修了十几门课,1982年1月份正式毕业。

我是在学校里结的婚。当时只要满了30岁就可以结婚。爱人在金牛区工作,我自己也是金牛区人,当然还是想回来工作。就这样,先是分到成都十八中当政治老师,后来被调到区委宣传部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

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给那些除了读书没有其他任何关系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唯一的一个竞争平台,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你要说它是新科举制度也好,但这个制度不能废。这是一个国家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

陈庭章大学毕业文凭

口述者:刘选正(时任成都市金牛区龙潭乡院东小学民办教师)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令我终身难忘。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大概这一年九、十月份,报上公布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决定和招生简章,对于十多年来求学无门的广大学子特别是“老三届”毕业生,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报考的人很多,考前龙潭和院山两个公社的考生集中在一起听公社领导作动员,38中的操场都挤满了,大概上千人吧。那年的考试对我们来说像是一场“遭遇战”,因为时间很短,无法复习,连过去读过的教材都找不到了,早当成“毒草”给毁了。好在考题较浅,基本上都是初中的内容,我记得语文考试中有一道题是默写毛主席词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太简单了。第一天考试人来得很齐,考室全坐满了,第二天就少了很多,第三天又少了很多,说明很多人中途放弃了。但我考得很顺利,感觉很好,后来果然是两个公社中上线的5个考生之一。接着是体检,政审、等待录取通知。学校发榜的时间渐渐过去了,我没有接到通知,落榜了。后来公社的人告诉我,我是政审不过关,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这对我的打击真是太大了,比考砸了还要糟,考砸了明年还可以再争取,但在那个年代,像我这种情况,读大学的路就算是被堵死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5月,1978年的高校招生简章又出台了。有了1977年的痛苦经历,我没有去报名。后来公社的文教干事告诉我,我完全符合报名条件,已经替我报了名,叫我去领准考证。那时我在社办小学教书,同事们也积极鼓励我,于是我再次鼓起勇气,准备参考。这一年报考的人比上一年少多了,但水平更高,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人人显得信心十足。我复习应考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没有复习资料,找来了复制资料又没有复习时间,因为每天都有上课任务。好不容易挪出一点时间复习,同时还得兼顾家务,照看孩子。那时我的儿子刚1岁多一点,正在呀呀学语。那年高考文科要考地理,我在家里墙上挂了两张地图,有一天我正复习的时候,孩子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要我抱。我把他抱起来。他指着地图清晰地说了三个字:“加拿大!”然后用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那一刻,我的儿子俨然成了我的地理老师,告诉我地图上的那个地方叫加拿大。感动之余,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考好。这一年考试的难度要大许多,但自我感觉基本满意。后来分数出来了,虽然和期望值差了很多,但也比划定的分数线高出了几十分。接着又是体检、政审,又是漫长而痛苦的等待。录取工作渐渐结束了,我还是没有接到通知,大学梦又一次破灭了。

但是我还是很不甘心,因为我听说一些比我分数低许多的人都被录取了,我就到当时位于簧门街的市招生办去咨询情况。那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招生学校不太愿意录取年纪偏大的学生。那时高考刚刚恢复,录取工作还不像后来那样合理和规范,也没有搞按分数段送档和录取。但那位工作人员也给了我一点希望,他说领导正在研究扩招,解决高分落榜的问题,争取把300分以上的考生都招进学校,叫我随时来关注新的情况。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他没等我问就说:“明下午3点钟你来一下,可能会有好消息。”第二天下午3时,市招办的过厅里挤满了人,还是那位工作人员拿着厚厚的一叠大学录取通知书出来了。他说:“下面我念名字,念到的同学就到前面来领取通知。”接着他一边念名字,一边发通知。其中有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跳了起来,接过通知后退了一步,大概是准备向那位工作人员深深地鞠上一躬,可是他突然倒在了地上。当大家把他扶起来时,他一边抹着泪,一边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哎,那种情形真是难以形容!后来是什么时候念到我的名字,我是怎么接过的通知,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我回家时骑车骑得飞快,还撞倒了一个下班的女工,再三向别人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我后来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激动。在那个错误的时代,我们被耽误了十年,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一份录取通知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但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又是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个人读不读大学又有何意义?重要的是,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各方面的工作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步入正轨。我们已经看到祖国、民族以及我们自己的光明前途。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么,1977年和1978年恢复高考的过程中,已经是到春江水暖,春意盎然了。

1978年成都二十中考场

(节选自《亲历——五十年金牛记忆》)

来源:方志金牛

口述者:陈庭章 刘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