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东方贵族生活的活化石”与“东方母权”的博弈者

西方读者把《红楼梦》中的贾母比喻为“东方贵族生活的活化石”，而我认为她是“东方母权”的博弈者。这在程乙本《红楼梦》贾母的绣像画背面一首诗可以找到答案：“安重深闺质，慈祥大母仪。盛衰同一瞬，白首苦垂低。”以凝练的语言概括了贾母的性格特质、身份地位及其悲剧命运，同时暗含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深刻批判。

一、“活化石”论是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隐喻的浅表误读。

西方读者受19世纪末的西方译本（如裘里译本）着重渲染贾母生活的奢华细节（如金鸳鸯、翡翠西瓜等）的影响，将其视为中国封建贵族的活化石，这种解读带有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异域情调”。

诚然小说中贾母的日常起居渗透着贵族生活的精致与奢靡。如第四十一回“茄鲞”的复杂做法，需“十来只鸡配着”，工序繁琐到令刘姥姥惊叹，这不仅是食物本身的奢侈，更是贵族阶层对“仪式感”的极致追求。贾母居住的荣禧堂与大观园中的藕香榭、凸碧山庄等场所，从陈设的金银器皿、名人字画到园林布局的“曲径通幽”，无不彰显着“钟鸣鼎食之家”的物质底蕴。

诚然小说中渗透着贾母的贵族审美。如她精通戏曲，能指点龄官排演《游园惊梦》，强调“借着笛音才好”；在藕香榭听戏时，要求乐队“隔着水音更好”，这种对艺术氛围的考究，绝非普通富户可比。她主持的诗社、灯谜会等活动。当刘姥姥在大观园行酒令闹出笑话时，贾母的“笑而不语”暗含着贵族文化对“粗鄙”的隐性区隔。

诚然她是封建家族的活态缩影。贾母作为贾府“老封君”，维系着家族的伦理秩序：她对子孙婚姻（如宝玉婚事）有决策权，乃至对下人（如袭人、鸳鸯）有支配权，体现着“宗法家长”的权威。而她八十大寿时“江南甄家送礼”“四王八公贺寿”的场景，则折射出贵族阶层通过联姻、交往构建的权力网络。她的生活史，就是一部封建家族从鼎盛走向衰败的微缩景观。

但是，这些只是表象，如果仅仅从这些表象论断贾母是“东方贵族生活的活化石”，只能说比较肤浅，没有看到贾母这个文学形象更深刻的隐喻和价值，因为她是“东方母权”的博弈者，浮华与脆弱在她身上达成了悲剧性的统一。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开始从现代性视角审视贾母的形象。我很欣赏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认为，贾母对享乐的沉溺本质上是对封建制度“未老先衰”的隐喻——她越是追求感官满足，越暴露了这个阶层在精神上的贫瘠。这种解读将贾母从家族符号升华为一个文化批判的对象，超越了西方现代文学中“衰落的贵族”母题（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

二、“东方母权”的博弈者，慈爱形象与权力的扭曲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曹雪芹描写的贾母的“母权”呈现出独特的博弈形态——她既依托宗法伦理获得权威，又受制于父权框架，其权力运作本质是传统性别秩序的妥协性产物。

贾母的权威建立在双重身份之上：作为“孝”伦理的最高对象（老祖母），她被赋予“代行父权”的资格；作为男性继承人（如贾赦、贾政）的母亲，她的“母性”被伦理化、神圣化。贾母在元妃省亲时率众人跪迎的礼仪，在中秋宴上按辈分排序的座次，都是将“贵族排场”转化为宗法秩序的象征。这种权力在宝玉挨打事件中尤为明显：她以“我带了宝玉回南京去”相要挟，迫使贾政下跪认错，表面是母亲对儿子的管教权，实则是宗法制度对“孝”的优先性设定——父权必须在“孝亲”的框架下行使，贾母正是利用这一规则实现对男性权威的暂时压制。

贾母的权力更多体现在后宅事务的决策中。如她对王熙凤的任用与制衡，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一方面默许凤姐揽权以维持家族运转，另一方面通过“掰谎记”（第五十四回）敲打王夫人一派的势力，甚至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中，初期是纵容，后期不得不干预则是为了维护家族体面。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本质是在父权主导的家族结构中，构建“母权”为核心的女性权力中心。但这种权力始终局限于后宅。（对家族经济（如田庄收入）、官场事务（如贾赦谋官）等核心领域，她只能间接影响，无法直接决策。）

慈爱形象与权力工具的扭曲。贾母对宝玉的溺爱常被视为“祖母温情”，但深层逻辑是维护家族继承人的稳定。她反对宝玉与黛玉的自由恋爱，最终选择宝钗，并非单纯厌恶黛玉的“小性”，而是从家族利益出发，考量宝钗背后的薛家势力与“宜室宜家”的封建妇德，从而酿成了黛玉悲愤而死，宝玉最终出家的悲剧。贾母的母权本质是父权制度的“安全阀”，却无法突破制度对女性的终极限制。这种悲哀的深刻性，在于当女性将自身价值完全绑定于腐朽的制度时，无论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她的悲剧，早已写在那套将“人”异化为“符号”的制度基因里。

三、文学隐喻：封建文明的挽歌与人性困境的叩问

贾母的双重身份——贵族文化的享乐者与母权博弈的参与者——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矛盾。

1、贵族生活的回光返照。贾母的“安重深闺质”与“慈祥大母仪”，本质上是封建贵族文化的人格化体现。她对生活细节的极致讲究（如“茄鲞”的繁琐做法）、对戏曲艺术的鉴赏力（如要求“隔着水音听戏”），既是贵族审美趣味的巅峰，也暴露了特权阶层的腐朽。形容贾母的诗句，将这种贵族文化符号浓缩为“最后的晚餐”，暗含对其华而不实的批判——当家族衰落时，这些精致的文化表象终将如“呼啦啦大厦将倾”般颓然崩塌。

2、权力伦理的现代性反思。贾母的“母权”是父权制度的妥协性产物：她通过“孝”伦理获得权威，却无法突破性别框架。诗句中的“慈祥大母仪”既赞美其治家智慧，也暗示这种权力的局限性——她对宝玉的“慈爱”本质是维护家族继承人的稳定，对黛玉的“偏爱”最终让位于“金玉良缘”的家族利益。这种矛盾在“盛衰同一瞬”的冲击下尤为尖锐，揭示了传统权力伦理在现代性面前的脆弱性。

3、生命本质的终极叩问。贾母绣像诗句以“盛衰同一瞬”将个人命运与家族兴衰绑定，暗合《红楼梦》“色空”主题。贾母的一生从“安重深闺”到“白首苦垂”，既是个体生命的自然轨迹，也是封建文明从鼎盛到衰亡的缩影。这种“瞬”与“垂”的对比，既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也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当繁华如过眼云烟，唯有“慈祥”的人性光辉（如临终分财的善意）能超越制度与时间的局限，成为永恒的价值。

综上所述，贾母作为“东方贵族生活的活化石”与“东方母权”的博弈者，其形象的深刻性在于将文化符号与权力关系熔铸为一体。她的贵族生活既是美的展演，也是腐朽的注脚；她的母权既是对父权的制衡，也是对制度的妥协。这种矛盾性不仅成就了《红楼梦》的艺术深度，更让贾母成为解读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关键坐标——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曲封建文明的挽歌，也是一面映照历史复杂性的明镜。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