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通车如何改变区域创新格局？——成都与重庆的科技竞合十年观察

“蜀道难”曾精准勾勒出巴蜀地区被山川阻隔的交通窘境。当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深入西南腹地，一场由高铁带来的城市间重构正悄然展开。2014 年12月成绵乐高铁开通，把成都、德阳、绵阳与乐山、峨眉山连成一条1小时经济走廊；2019年12月成贵高铁贯通，又把轨道向东南延伸到自贡、宜宾、毕节乃至贵阳，进一步放大了成都面向黔中和滇黔结合部的开放门户。随着成渝高铁的通车，两城之间通行时间压缩到1个小时；而成都到西安、昆明、贵阳、武汉等城市也形成“半日科技圈”，促进科研合作与企业联动，将成都、重庆这对西部核心城市拉进了更复杂的竞合场。本文尝试以两座城市的高铁建设节点为坐标，以R&D投入等关键指标为基础，比较成都、重庆两座西南重镇的科技创新能力变化，以期勾勒出高铁如何为城市科技创新注入新动能。

一、科技创新的时空尺度：高铁开通作为分水岭

高铁作为两座城市科技发展的重要分割线，可以看到在高铁开通前（2010—2013年），成都年均R&D投入37亿元、重庆153亿元，两市科研资金曲线走势平缓；随着成绵乐、成渝高铁的相继通车（2015—2018年），成都攀升至64亿元、重庆抬高到247亿元，等到成贵高铁全线贯通后（2019—2020年），成都逼近 105亿元、重庆升至470亿元。两座城市都在“通车拐点”附近出现经费加速的情况，但重庆对资金的吸附更强，五年增幅达206%，高于成都的184%，显示重庆在接受外部要素冲击时有更强的财政与产业配合弹性。资金浪潮推动了专利产出的分化：高铁开通前，成渝科研机构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基本一致——成都每年259件，重庆260件。在高铁运营四年里，成都把年均专利提升到301 件，属于稳步爬坡；反观重庆跃升到584件，凸显“跳高”姿态。到了2019—2020 年，成都年均336件仍按既有斜率向上延伸，而重庆直接跨到1680件，验证了“资金—专利”乘数效应在高铁触发下的指数性爆发。人才流动同样呈相对温和却持续的变化：成都凭借成德绵高校圈与文旅景区，始终保持更大的在校生体量，从 2010年67.6万人增至2020年81.6万人；重庆同期从48万攀升至57万，并借助双城经济圈的就业虹吸效应和扩招政策把毕业生留渝率提升到72%，与成都的 76% 仅差4个百分点，说明“虹吸”与“外溢”效应在人才层面并存，未造成单向流失。可见，高铁压缩的时间长度正在悄然置换为城市的科技资源禀赋与创新位势。

二、政策取向与产业结构：高铁之外的决定力量

高铁提供了契机，却并非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真正决定科技能力能否转化为城市竞争力的是政策取向与产业结构。成都在高铁开通后率先布局科技服务业与总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技+金融”“科技+平台”“科技+产业生态”的政策，锁定“科技＋金融＋平台”的改革路径，围绕打造西部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引领四川、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先后推出研发补贴、首台（套）保险、股权投资基金等配套工具，有效推动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技术等高端产业链集聚，形成“服务式创新”的生态闭环。而重庆则把高铁视作制造业外向通道，立足已有制造业优势，把轨道当成产业链搬运带，依托高铁延伸汽车、电子等传统产业的上下游，将研发资源集中投向智能网联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环节，呈现“工业转型导向”。

从供应链角度来看，重庆借高铁降低原材料与整车调度的时间成本，实现制造业“补链”；成都则借会展、比赛、旅游放大数字文创和医药研发“延链”优势。二者在“强链”环节形成互补，使“补链”与“延链”相互交织：重庆主攻智能制造中游，成都致力于应用场景和技术孵化。高铁作为时空重塑的工具，通过制度政策设计、产业支撑转型、人才吸引战略等多重助推，使得“资本—人才—平台”三角在高铁沿线快速成形，为成都与重庆带来了不同的科技红利。

三、时空压缩与认知重构：高铁缩短了什么？

城市系统演化模型显示，当交通时间压缩到某个临界值，次中心的创新捕获能力会陡然提升。高铁把“研发—转化—场景”闭环在成都周边刻画得更为紧凑，德阳、绵阳由制造基地升级为试验与中试节点；成贵高铁进一步延伸外向门户，与贵州大数据试验区的算力和场景无缝对接，推动成都科技成果更快的商业转化。重庆则更多偏向本地区域合作，充分发挥高铁的连接作用，显著提升科研合作的实时性。

高铁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器”，更是认知地图的重绘者。成都正从“休闲消费城市”转为“西部创新策源地”，也让重庆从“传统制造之都”升级为“智能制造样板”。然而二者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提升速度并不一致：成都依托自身城市定位叠加高铁便利，在国家创新版图中的形象升格更快；重庆虽在智能制造赛道突进，但更多被视为“制造之城的升级样本”，尚未转型为“科技策源”的形象。

可见，高铁带来的创新网络形态经历了从“点状节点”到“线性扩散”再到“面状耦合”的三级演进：一是中心—腹地不再是单极辐射，而是多极互补，成都激活了“服务式创新+平台经济”，而重庆则实现了产业链延伸生长；二是制造业与数字经济形成错位赛道，重庆在实体制造端利用高铁降低供应链时间成本，成都借助流量优势做强数字场景的领跑；三是内外交互同步升级，成贵高铁让成都外向开放更强，重庆则在西部科创走廊节点角色中收获溢出红利。

四、高铁改变了什么？未来还需什么？

高铁不仅缩短了城市之间的物理距离，更重塑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路径，进而影响产业链的布局、人才的集聚、资本的流动，最终作用于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高铁重塑了成都与重庆的时空格局，使成都把研发环节嵌入的更紧、场景试验半径更大，也逼迫重庆用资金与产业政策做“加速度”补偿，两城以竞促合、以合促竞，共同塑造了“小时创新圈”里的西部未来，抬升了西部科创走廊的整体高度。未来，轨道之上的动能需要制度之下的支撑。两地可共建“高铁科创共同体”，开放沿线科研设施、试验平台与数据资源；试点“高铁即校园”，让人才的课程表与列车时刻表无缝衔接；打造“成渝专利池”，对跨城协同发明给予评价加分与质押融资绿色通道；建设跨城数字孪生试验区，用真实运营数据迭代新能源汽车、XR文旅等产品；同时沿线布局“零碳园区＋碳交易沙盒”，把绿色创新与高铁速度同步配套。

高铁压缩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是创新的“时间常数”，它让创意迸发与成果落地从遥远的彼岸走到当下的日常。但真正决定成渝两城能飞多高、飞多远的，仍是制度、经济、人才、文化等所形成的创新生态支撑系统能否与高铁速度同频共振。当钢轨不断延伸，惟有不断的制度创新与多元协作，才能把轨道上的时空红利沉淀为经久不衰的科技动能。或许，下一站的科技竞争力，不仅是高铁能带我们去哪里，更是我们如何用“高铁速度”布局“科技未来”。

霍佳鑫，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何梦曦，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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