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滥诉的类型都有哪些？

诉权滥用与保障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自《行政诉讼法》颁布起，二者便相伴而生。起初，“民告官”中诉权保障的积极意义远超对诉权滥用的规制，且此后十几年诉权保障呈上升趋势。直至“陆红霞案”刊载、《行政诉讼法》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防止与规制“行政滥诉”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引发广泛讨论。2017年最高法发布意见，要求法院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规制滥诉行为，凸显规制行政滥诉的急迫性。但当前行政滥诉无统一概念，不便界定其内涵外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也未明确“滥用政府信息获取权”等概念。为此‬，本文‬罗列出‬当事人滥用行政诉权损害他人权益的‬五种‬‬典型‬类型。

行政虚假诉讼虽多见于民商事领域，但在行政诉讼领域也时有发生。此类诉讼因涉及公权力机关，敏感性高、影响恶劣，报道较少。以‬广州市某‬地王扯出广州市行政史上罕见的行政违法诉讼事件为例‬，此案中原告‬某‬工‬贸‬公司‬与被告‬国土房管局、土地开发中心合谋，以虚假违法诉讼意图注销1.4万平方米属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证，凸显其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的特征，且损害公共利益，影响恶劣。该案还暴露出下级法院的纵容态度，在强行政、弱司法及政绩诉求等因素影响下，此类诉讼成各方心照不宣的“戏码”。若行政机关理性履职、司法机关公正裁判，行政虚假诉讼便无滋生土壤，各方应共同维护诉讼的公正与权威。

行政恶意诉讼指原告主观恶意，借行政诉讼不正当告发，损害他人权益以达目的，具体表现为“骚扰”“泄愤”等，意图扰乱行政机关秩序、发泄不满。此类诉讼多集中于政府信息公开及要求行政机关履责两类案件，常与对征地拆迁补偿不满相关。其客观表现多样，如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反复无据起诉、诉求重复。判断关键在于是否损害他人权益，包括行政机关及利害关系人权益。行政机关行为具拘束力、公定力与执行力，恶意诉讼损害其公信力，消耗司法与行政资源，影响职能与效率。此外，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也构成要件。需注意，若‬当事人‬仅出于‬‬好奇而‬多次起诉不宜认定为恶意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无理缠诉常与恶意诉讼并列，作为认定行政滥诉的依据，但二者存在差异。主观意图上，无理缠诉者未必有恶意，可能仅是盲目想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合法”利益，因屡屡受挫且无其他救济途径，才紧抓行政诉讼不放。客观表现上，二者有相似性，都多次重复提起诉讼，具有零碎性。损害后果上，无理缠诉者主观不追求损害，危害性小于恶意诉讼，但客观上仍损害行政机关或利害关系人权益，需规制。行政无理缠诉的显著特征是无正当理由和多次重复，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反复提起琐碎、轻率、相同或类似诉讼，破坏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如大量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的滥诉行为。

起诉会使当事人与行政机关陷入无休止的纠纷，既耗费司法资源，若同一案件出现不同裁判，还会损害司法权威与法律稳定性。《行政诉讼若干解释》第44条明确了三种重复起诉情形。实践中，同一事项处于诉讼中或已有生效行政复议处理时，当事人不得再提争议。行政重复起诉多见于行政不作为案件，如石崇昌案，其撤诉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被认定为重复起诉。但最高法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认定重复起诉易引发混乱，如会昌县案例。法官‬认定重复起诉时‬，应从“同一当事人”“同一被诉行为”“同一诉讼请求”三方面考量，避免诉权滥用、司法审判混乱。

行政诉讼过程中滥用诉讼权利，指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在行政诉讼中滥用程序性权利，如滥用回避申请权、强行要求行政首长出庭等。这种滥用往往阻碍行政案件正常推进，影响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还会使司法审判的完整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受损。行政过程中滥用诉讼权利并非孤立存在，常与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相伴而生。将其单独讨论，原因有三：一是普遍性，此行为在行政滥诉案件中常见，成为当事人实现目的的“手段”；二是易被忽视性，滥用诉权常被等同于滥用起诉权，而滥用程序性权利这一广泛现象却遭忽视；三是危害性，滥用程序性权利与保障诉权的初衷相悖，会破坏司法权威。

日益频发的“行政滥诉”案件给司法机关带来诸多困扰，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时，法官自行创制的应对裁判规则虽受学者质疑，但仍需不断完善。规制行政滥诉的终极意义在于保障诉权，正如学者所言，要通过规制权利滥用来反哺权利保障。对行政滥诉加以规制，也是为了引导公民正确运用行政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为真正受公权力侵害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若本末倒置，过于重视对行政滥诉的规制而忽视当事人诉权保障，中国的行政诉讼改革或将重蹈民告官艰难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