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大学”本为旧时典籍名称，变成高等学校的称谓，则是晚清时候的事。清代沿袭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培养知识分子以“入仕”为主要目的。从府、州、县选拔生员（又分附生、增生、廪生，俗称秀才）开始，进而通过考试等方式择其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的贡生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等五种，号称“五贡”）。
在清代，选拔人才的考试为“三级四试”。州、府选拔生员的考试为院试，考中者即走上了仕途的起点，地位也比普通百姓高一些，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动以刑罚；每三年在省城贡院（专门的考场）举行乡试，被录取者成为“举人”，即拥有做官的资格；最高级的考试是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参加者必须为举人，通过考试选拔进士。历史上，吉林城虽为省城，但长期没有贡院，考生要跋山涉水到盛京参加考试，直到清同治七年后，吉林城才有了贡院。
在吉林市新兴园史话博物馆中，展示一幅手绘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吉林城八门图》，其中在城内东南侧，自西向东标有学、圣人庙、文昌宫、贡院。学即学宫，清代学童、生员每月朔望到此诵读《训饬士子文》、《圣谕广训》等；圣人庙即孔庙，为儒家圣殿；文昌宫是供奉文昌帝君的道教寺庙；贡院即考试场所。
十九世纪末，闭关锁国的封建大门被打开，以“八股应试”的旧式科举制度日益成为掣肘国家发展的障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提倡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西式新学日益盛行，催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萌芽。旧式书院之外，逐步出现了新式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清廷进行了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改革。清光绪三十一年，正式颁布诏书，宣告自自丙午(1906年)科开始，废科举，从学堂选取人才。七月二十八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接到清廷通电，吉林城停止科举，推广学堂。
在晚清时，吉林城除了设置普通的中学堂和小学堂外，还设置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官立外国语学堂、讲武堂、十旗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巡警学堂、实业学堂等新式学堂。在当时吉林城还没有一所像近代意义的综合大学，吉林民众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去关内，或者选择留洋海外。
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吉林市历史上最早的大学生出现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一年，张松龄等6名吉林学子远赴日本求学，其中张松龄、孙树棠、聂树清、王树声所入宏文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种大学预科学校。而杨策（民国时期任职北洋政府农工部）和何裕康（民国时期任职于省公署）所进入的法政大学虽未完全具备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规模和学科体系，但已具备高等学校的特征，因此二人当为吉林市历史上最早的大学生。
从民国二年开始，在国内攻读高校的吉林籍学生也不在少数。史载：民国二年（1913年）杨荫霖入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求学、杨汝霖入北平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求学，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在国内高校求学的大学生。另外还有杨伊霖入北平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从时间和姓名上看，三人好像是一家的三兄弟。
在民国版《永吉县志》中，留学生、大学生的名单是附在第十卷《选举表》中进士、举人名单之后的。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清廷规定：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对回国留学生进行考试，最优者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如此一来，成为留学生即已取得入仕资格，至于国内大学毕业生，在清代很可能也比照这个制度执行。
进入民国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大学校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政令，1913年2月，吉林官立法政学堂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制预科1年，正科3年，其层级也被归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但从学科设置及学校规模看，这所学校还只属于专科学校。1929年8月法政学校并入新创立的吉林大学。自此，吉林市有了本地学子可以就读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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