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基层创作得失谈之四】朱辉军｜对生活素材点石成金

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名家谈｜基层创作得失谈之四

对生活素材点石成金

北京｜朱辉军

缺少生活素材，常常让基层作者焦虑；生活素材过多，也让基层作者烦恼。

因此，要修炼出一双慧眼，选择那些有价值的素材；同时删繁就简，努力发掘生活素材中的“闪光点”。

杰出的作家往往对生活素材加以“点化”，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即使是看似很寻常的生活素材，到他们手里，也能变成一部（篇）寓意深刻或意味隽永的作品。基层作者应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逐渐掌握这一本领。

（一）

对于生活素材，切忌“捡到篮里都是菜”。就算是挑“石头”，也要挑选那些可能成为“金子”的石头。叶蔚林为此指出：“写作需要生活，但决不是指日常生活、衣食男女之类的。能成为写作素材的‘生活’，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三个条件：1、具有较鲜明、生动的形象；2、具有独特性；3、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所以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无论对人物、对故事、对环境，都应以上述三方面为出发点，勇敢地扬弃那些碎屑的、纷纷扰扰的‘流水账’，抓住真正有用的写作素材。所谓提炼，其实就是作者对所接触到的、有用的写作素材，进行概括、认识的过程。”尽管叶蔚林全盘否定“日常生活、衣食男女之类”，显得有些过激，但其主要观点是值得基层作者参考的。

但选择还不够，还要将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和提高。删繁就简的目标，不止是“简”，而是要“精”。

韩愈在《顺宗实录》卷二中记载过一段真实故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所谓“宫市”，指唐德宗时期起所设的宫中市肆；“门户”，指门户税。韩愈此文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宫市”不公、宦官横蛮的现象。但韩愈未加深究，于是无非记载了一桩轶事。

白居易听后，做了一番思索和改写，把这桩轶事变成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故事。在白居易笔下，卖柴郎变成卖炭翁，驴改成了牛，同时具体描绘了老翁的处境和状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如此羸弱的老翁面对宫使的霸凌，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才更符合当时的实情。白居易于是删去了韩愈文中两个细节：一是卖柴郎在被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怒殴宦者；一是“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如此处理，就使《卖炭翁》对“宫市”的腐败本质揭露得更为深刻。诗作以此谴责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对下层劳动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从而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典型意义。

所以，韩愈的记载只有史学家关注，白居易的《卖炭翁》则引发了广泛影响，并流传至今，成为历代社会治理的镜鉴。

（二）

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歌剧《白毛女》，其素材原是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经过众多文艺家努力，终于成为享誉世界的名作，并被改编为电影、舞剧等多种形式。

河北涞水野三坡一带长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1943年5月初，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学队的负责人邵子南搜集到了这一民间传说，即在阜平写成《白毛女》初稿。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得知后，决定用它排一个新歌剧，向党的“七大”献礼。鲁艺先请邵子南写剧本。不料，他写出的本子只有文学性而无戏剧性，因无法排演而不得不放弃。于是，周扬就把此任务交给了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立即把它作为重要任务布置下去。1945年4月，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五幕歌剧《白毛女》问世。此后，日臻完美的《白毛女》很快传到国统区，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赞扬。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将《白毛女》拍摄成故事片，1951年即在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特别荣誉奖。1965年上海舞蹈学校推出芭蕾舞剧《白毛女》，被誉为中国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该剧最大的突破，就是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使一个充满迷信、因果、宿命的民间传说，转化成通过抗争争取自由与幸福的现代传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起到了团结人民、激发斗志的重要作用。

但仅仅如此看待《白毛女》的价值，就不能解释进入新社会后、在世界许多地方，“喜儿”的悲欢离合依然深深地令人感奋。这说明：是“人鬼转化”这一深层主题，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为之深受触动，而这并不因社会的新旧、世界的东西就发生变易。所以“喜儿”的命运，在一意义上是超越时空的。

（三）

《红岩》所描述的，是国共大决战之际国统区最黑暗的一幕。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一同走出渣滓洞的患难战友。重庆解放后他们应邀到各地作报告，听众建议用笔把这一切写下来。于是便有了1951年6月发表在《大众文艺》上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在此基础上，1956年10月，罗广斌、杨益言和同是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刘德彬，相约在重庆合作，准备写出更详尽一些的回忆录。然而，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临时组建的写作小组带有局限性，写出的稿子不免松散、粗糙，许多生动的素材片段缺乏连贯性。

一位老作家读到初稿后指出：“作者好像还是坐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写的”。这句委婉的批评可不得了，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道出了初稿的症结就在于缺乏开阔的视野、没有站到历史的高度，这令作者们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此后，罗广斌和杨益言通过学习、参观、访谈、调档、研读等方式，进一步丰富深化了创作思路，创作激情如像泉水般喷涌。到1961年12月，《红岩》全书定稿出版，迅即引发如潮好评。《红岩》的成功，可以说与老作家的点化密不可分。

（四）

对作品的初稿，也要不断打磨提升。这其实也是对所写素材的深度整理。在这个环节，“高人”的点拨，往往也相当重要。

我国古代有一个“一字师”的重要典故。据五代王定宝《唐摭言·切磋》记载：诗僧齐己作了一首《早梅》诗，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句子。他对这两句诗很得意，便高兴地拿着这首诗去请教诗友郑谷。郑谷览后说：“数枝”不能突出“早”字，不如改为“一枝”好。齐己因此叹服，称郑谷是自己的“一字师”。郑谷的点醒，让齐己的诗意更准确。古代文学史上，像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自然，如果没有郑谷般的睿智，则可能误导作者。唐朝尚书张乖崖遭奸臣陷害贬为州官，心中郁结，于是作诗排遣，其中有“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溧阳县令肖楚才自作聪明，把“恨”字改为“幸”，还假意殷勤地劝导老尚书。岂不知，完全歪曲了老尚书的一片苦心！

（五）

由此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要警觉那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的“苛求”。那不是点拨，是带人进沟，作家不要盲从。

当代中国文学“……之歌”甚多，小说中最有影响的是《青春之歌》和《欧阳海之歌》，后者时代局限较多，这里我们就说前者。

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反响不一。赞誉之外，非议者亦有之。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郭开连续发表文章，批评《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分浓厚”，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引发激烈争论。虽然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心有余悸的杨沫竟然采纳了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作了重大修改。杨沫在《再版后记》里说明道：“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然而，许多人基本不认可这十章。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批评，让主人公“硬性”与农民结合，又迅即成长为学生运动骨干，显然有意拔高了主人公，掩盖了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这，正是《青春之歌》最可贵的创新之一。

因此，对于来自各方的指导、点拨及批评，作家还是应既虚心纳“谏”，又坚持主见，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作家档案

朱辉军，1961年7月生，湖南籍。共和国第一代文学硕士，资深编审，著名文艺评论家。

2000年2月至2014年2月，先后任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历任公社经营管理干事，县委党校办公室负责人，《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文联研究室期刊处、宣传处处长。曾兼任《中国文艺家》杂志社社长、总编等。

著有《艺术创造主体论》（1988）等10余部；发表各类文章逾千篇。获得各种奖项百余次。其中《沿着马列的足迹——文艺的科学阐释与中国贡献》（2018、2019）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先后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主讲“马列文论”；担任“鲁迅文学奖”、“金鹰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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