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心理语言学家Barbara Mertins说，语言是与身份认同紧密相连的。她本人拥有捷克血统，在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多样性研究所工作。她说，“语言是使一群人成为群体的首要特征之一。” 婴儿甚至在出生前就开始学习他们所处环境和母亲的语言。“语言最初像一根线，将我们与一个社群、一个家庭，或者，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语言传达着文化、仪式、幽默和情感——没有语言，我们很难感受到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群体的归属感。此外无论讲多少种语言，它们都不会相互妨碍。
波兰裔二代：Friedek
Friedek的母亲是波兰人，继父是德国人。幼儿园时期主要说波兰语，基本不怎么说德语。她喜欢听波兰广播剧，波兰诗歌，直到可以背诵。在体操俱乐部认识的一个波兰女孩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喜欢说德语。感觉自己就像拉链上的拉头，必须强行将波兰语和德语合在一起。我的家在德国，但我们说波兰语。波兰语让我与这个并没有在那儿生活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德语越来越溜。她开始听各种德语故事和诗歌，参加德国朋友的生日聚会，和波兰朋友也越来越多地讲德语。当母亲用波兰语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时，她越来越多地用德语回答妈妈。
她几乎只在假期和祖母在一起短暂生活时说波兰语。而且每次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她的波兰语不知不觉就褪化了。
十一岁那年，Friedek和妈妈一起去买笔记本，妈妈用波兰语问想要哪本。她非要妈妈说德语，妈妈坚持要说波兰语，结果大吵了一架。
渐渐的Friedek身上波兰女孩的气质消退了。她给熟人发聊天信息时，被嘲笑太多拼写错误。因为害怕出错，她渐渐也失去了与陌生人交谈的勇气。有两年她甚至完全没去过波兰。而在此之前，她每年最多甚至会波兰六次。
波兰人其实在2011年就成为德国第二大移民群体，她后来问妈妈为什么不给她在校外上波兰语课，妈妈说：“你不想上。” 她遗憾地回想，要是高中可以将波兰语选为第二外语，她肯定会选的。
直到在大学期间，Friedeck终于开始探寻自己的根源。她的本科论文主题是波兰政治。为此她接受挑战研读了很多波兰文献和电影片段。如今波兰语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可以看懂波兰新闻 ，听波兰流行音乐，可以理解波兰阿姨们的恶搞照片。和妈妈打电话时，会先用波兰语说点什么。她现在每年至少去波兰五次。在波兰超市，还会和其他顾客讨论哪种冷冻饺子最好吃。就是说错了，也毫不在意，马上纠正就是了。
希腊裔二代：Danai
企业销售Danai 的母语是希腊语。她的父母小时候就来到德国。
Danai在小学期间还在一所希腊学校学习了四年希腊语。她小时候在家里也很少说德语，父母坚持让她先学希腊语，然后再学德语。然而后来家庭语言变成了德语和希腊语的混合体。如今，当她和父母谈论她的感受时，她会使用希腊语，因为这能帮助她更好地表达情感。一谈到工作，她就变成了德语。
Danai 回忆说，“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家就在希腊度假，我每次都不想回德国了。有一次甚至从机场逃走了。”她觉得希腊人的心态更轻松友好，也更能融入其中。她家的绝大部分亲戚都住在希腊。她说，“如果我不懂希腊语，我就无法与亲戚联系。那简直不敢想象。”
Danai说，她老师们对她掌握多种语言给予积极评价。同学们对她如何庆祝圣诞节以及她是否会说希腊语很感兴趣。“我从不以我的语言感到害羞。”
土裔库尔德二代： Ahmet
刚刚完成医学学业的Ahmet Bekişoğlu父母是库尔德人，于20世纪90年代逃离土耳其。他的父母和老师都告诉他：“你必须学习德语，那才是你的未来。”
父母用土耳其语和他交流，而他用德语回应。每当他跟父母讲些有趣的事情时，他们通常只是点点头。他有点苦恼，“我感觉他们不理解我。”Ahmet 从八岁起就一直帮父母翻译官方信函和申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几年前，当时他从科隆到下萨克森州探望他们。他解释说，“我在那里待了三天，有两天全在翻译。”
直到今天，他与父母的关系仍然充满语言障碍。他不愿与父母倾诉自己的感受，尽管父母现在德语说得更好，他也在大学里也学了库尔德语。库尔德语现在成为他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因为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常常会遭到暴力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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