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峰：做医生心态要好，要知足常乐 |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系列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为『心血管医学博物馆』整理原创内容

（全文共约 10000 字，阅读约需要 25 分钟）

编者按：在瑞金医院12号楼下的食堂外，我见到了沈卫峰教授。临近中午饭点，他便亲切地邀请我在食堂吃了顿工作餐，没有丝毫名医的架子。真诚的笑容，朴实的言谈，让人瞬间消除了陌生感和距离感。整个采访过程中，沈教授反复强调的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做医生心态要好，要知足常乐”。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是他50年医学生涯的心灵支柱和人生哲学。

沈教授的人生经历更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缩影，从最初作为留学生被质疑，到后来成为国际同行尊敬的专家；从带回几箱简陋设备开始介入治疗，到如今中国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器材，这一切都见证了中国医学的巨大进步。沈教授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和对医学的执着追求，正如他引用的那句话：“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顾：沈教授，您好！很多医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医学的传承，在您的长辈里有人从事医学相关工作吗？

沈卫峰：从我家里来说，是没有什么医学背景的，我现在能做医生就是一种缘分。不过，现在我家里都是医学人员，我夫人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1]毕业的，她是内分泌主任，我女儿和我一样也是心血管医生，不过她不做介入。

顾：能具体说说这个“做医生”的缘分吗？

沈卫峰：我读书一直很好的，当时读到高中，曾有机会去参军，第一次机会是去海军航空部队，修理飞机的。我没去成功，因为我母亲不同意。当时我哥哥在部队，她坚决不同意：“你哥哥已经在部队了，我不同意。”我所有条件都通过了，包括体检，就是母亲不同意，也就错过了去部队参军的机会。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母亲讲：“你不让我去部队，那现在我就只能去农村插队落户。”倒也没有执拗，我就去了朱家角旁边的张家圩大队。

刚才也说了，我读过高中，数理化都学得很好，因此，插队落户期间我除了大部分时间去田里干活外，还被安排在公社广播站工作，写稿子、编播，有几篇稿子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也会修机器，爬电线杆修线路、收音机这些都会。

后来又有一次去部队的机会，但我又没去成。填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年龄填错了，出生年份我填成了1946年，实际上我是1947年4月3号出生。这个表格上报后，录取单位说：“我们只招47年以后出生的，46年的不允许。”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好像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我两次要去部队，阴差阳错都没去成，最后怎么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呢？当时是“工农兵教学[2]”选拔模式，因为在整个插队落户的地方，我成绩最好，平时人也勤快，动手能力也不错，我一报名，队里就把我选出来了，这次没有任何阻力，所以当医生真的是一种缘分。

顾：您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沈卫峰：1975年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1978年考上心血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0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我国教育制度改革、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首批研究生之一。

当时，中国刚刚向全世界敞开国门。教育部号召全国有志青年到国外进修学习、攻读学位，我有幸参加了选拔考试并获录取。出发前的晚上，教育部领导找我谈话，说“尽管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但仍派你们出国留学，希望你们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并告诉我“你到国外去是攻读博士学位，而不仅仅是进修”。当时，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顿感责任重大。

在填写留学志愿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去哪个国家，更无法选择自己要去的大学和医院。我只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填报了志愿，最后被分配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3]。为了做好准备，我的行李里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外，还带了整整两大包参考书。

1981年春节后我去澳洲，读了五年博士，这个五年比现在辛苦多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送出去的，他们根本没怎么接触过中国人，觉得很新鲜，他们经常会问我：“中国有没有X光机和心电图仪？”“你们的医学教育是不是主要培养赤脚医生？”

图1 沈卫峰教授澳洲留学读博期间照片

而且，开始的时候国外不承认我们学位，在他们眼中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位更像是一个专科学位。当时我导师第一次跟我谈话时，态度也是非常傲慢，甚至说“从中国来的大学生是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的，以前悉尼大学医学院从来没给过中国学生PhD。”当时我的态度也很坚定，“凡事总有个开头，我是中国开放后第一批派到澳大利亚做PhD的，不是简单的进修，如果你不让我做博士学位，我可以回去”。导师也没有立刻回复我，只是派秘书领我去心脏科各部门转了一圈。当时我暗下决心用成绩证明能力，为国人争光。

图2 沈卫峰教授与导师David T Kelly合影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还让我担任留学生联谊会主席，为了改变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看法，我从大使馆借了很多电影拷贝，比如《今日中国》等纪录片，与澳中友好协会的华侨一起利用周末进行免费放映，让澳大利亚人领略中国的山清水秀，了解中国的国情，试着一天天地改变他们的看法。

在国外求学过程中，我深刻地意识到,年轻人如果能学会与周围同事、朋友间相互协作,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像我这样既做临床研究，又要攻读学位。这里所指的朋友是广义上的,甚至包括你的老板，但大多数还是与你处于同样地位的同事。我在澳洲时，就有好几位关系融洽、相处甚欢的同事，他们有的是当地年轻医生，正在从事PhD研究工作；有的则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进修生。其中Gary Roubin[4]医生是我在澳洲学习时最好的合作者和朋友，90年代他发明了裸金属支架，一时间声名鹊起，但那时，他也才刚开始PhD课程,但在课题设计和研究方案实施方面遇到了困难。于是，我就利用自已读硕士时积累的经验，经常和他商量讨论，帮助他设计课题，并在相关科研工作具体实施和资料统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共同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图3 自左往右分别是：Philip Harris、Gary Roubin、沈卫峰教授

Gary Roubin医生也全力帮助我，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心脏病患者运动时血流动力学和左心室功能变化及药物治疗作用。他知道我最大的困难是与病人沟通及与私人医生联系，因此，他就利用开会、会诊和查房等一切机会，把我一一介绍给他们。经过努力，我得到了各级医生，特别是私人医生的信任。这样,我就能很方便地收集到研究所需的病例,同时,还锻炼了我的英文交流水平。这种同事间的互帮互助,至今仍温暖着我内心深处。

图4 进行运动血流动力学博士学位研究

在澳洲的五年，我基本上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医院里，生活也很规律，每天6点起床，做临床实验或心导管检查，晚上和周末就趁人家休息，计算机没人用的时候，分析资料，写文章，周六日也会抽半天时间去超市买点菜。

图5 在Louis Bernstein医生指导下，掌握冠脉造影和介入技能

最终，我完成了课题，并在Circulation、JACC等国外著名的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悉尼大学医学院对我的博士学习给予很高评价，经两位美国教授复审后，认为我的论文可以申请评奖。在我完成学业、离校回国前，他们还在悉尼大学的中央大厅里为我举行了欢送晚会，这对中国学生来说是第一次。

图6 悉尼大学博物馆保存有沈卫峰教授的博士毕业信息

当时，悉尼大学也提出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但我觉得应该回来为国家作贡献。我回到瑞金医院工作不到半年，悉尼大学还发信来询问我对现在工作是否满意，并称他们绝不允许悉尼大学博士毕业的医生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合适工作，我可以去他们那里。我回信说：“我一切很满意，中国很好！”

顾：我看之前报道说您见过Andreas Gruntzig[5]医生？那怎样的一次机遇？

沈卫峰：对的，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见过他，而且和他有过交流。Gruntzig医生是冠状动脉狭窄球囊导管扩张术的发明者，那时候他来到悉尼做学术讲座，很多临床医生、专家参加了会议。但是他的技术当时还是存在非议，不少人认为,这项技术太危险了,搞不好血管破裂或斑块脱落，会造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引起死亡。我也有幸聆听了报告，并在会后向Gruntzig医生作了请教。我告诉他,这项技术很好,如果我们临床医生真能通过介入的方式把狭窄的血管疏通的话，那就可以避免开胸，未来前景远大。我还对他说：“将来如果条件许可，我也一定会学习这项技术。”他听后非常高兴,并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我说，我来自中国上海。Gruntzig医生当即表示,将来可以加强合作。不幸的是,1985年Gruntzig医生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图7 Andreas Gruntzig与他研发的球囊

顾：您后来又去了美国埃默里大学学习，这又是怎样的经历？

沈卫峰：1986年10月，我受Roubin医生的邀请，去了美国埃默里大学医院[6]介入心脏病学科，从此开始了我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职业生涯。虽然我在澳大利亚就已开始做心脏导管操作，但美国的制度很严格，外国学者在取得当地医生执照前，一律不准上台操作。多亏Roubin医生帮我打报告，我才获得一个“法外开恩”的特例，成为科主任Spencer King[7]教授的助手。在那三个月中，我亲身体验了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惊心动魄，同时也获得了治病救人的愉悦和技术提升。当时导管室每天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但他们都只能在外面观摩，我能上台操作，他们都很羡慕。

图8 在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进修冠脉介入时，Spencer King、Gary Roubin 签字赠书

图9 80年代各国心血管医生来到埃默里大学医院学习经皮冠脉血管成形术（PTCA）

在埃默里大学医院期间，Roubin医生发明了裸金属支架，现在来看有点简陋了，更像是一个弹簧圈，初期还是在动物实验阶段，我协助Roubin医生在狗的冠脉里放支架，不过那时候Gruntzig医生已经去世了，想想真的很可惜，他要是能看到自己的球囊介入技术发展到现在这样一定会很开心。

而且有时候我也在想，像Gruntzig医生、Roubin医生他们是怎么想到的？想到用球囊扩张、想到用支架支撑住血管，现在看来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只有他们能想到并且做到了呢？我们国家擅长“从1到10 到100”的技术应用，但这种“从0到1”的创新我们国人是缺乏的，值得我们反思。

顾：1985年回国后，您是如何在中国推广心脏介入技术的？

沈卫峰：1987年初从美国回国以后，我着手准备在上海瑞金医院开展介入工作。我们买来了导引导管、导引钢丝、压力表和特殊注射器等设备，但项目实际开展起来，还是受到很多因素制约。

第一个问题是影像设备。现在的设备都是DSA，而在当时只有普通的X光机。就像Roubin医生对我讲的：“我们不能关着灯开刀。”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有力的心脏外科支持。80年代中后期，支架还没进入临床。因此，一旦发生冠状动脉夹层撕裂和急性闭塞，经常需要心外科进行紧急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第三，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的器材很粗糙。导引钢丝直径0.018或0.016英寸，导引导管都是8F或9F，球囊导管也很粗，还必须在插入前排气。

当然，我从美国、澳洲回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介入器材，有的是用过的，有的只是拆封过没有使用的，经过消毒后给我的。后来，我还去过上海医疗仪器厂看他们生产的导管，都比较简陋，不太能满足临床需求。也就在这样的硬件条件下，心脏介入工作一步一步开展了起来。

从90年代初起，我在上海华东地区每年至少举办2次学习班，使该项技术在短期内得到了普及和推广，算是给这项技术的推广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图10 与陈灏珠院士、钱贻简教授主持介入论坛

顾：听说您后来去了法国交流和工作？

沈卫峰：1989年、1991年和1993年，我3次受聘为法国亚眠大学医学院和南部医院客座教授，去帮助他们开展二尖瓣狭窄球囊扩张、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及科研工作。从当初做留学生时被人家看不起，到作为教授被请去指导工作，巨大的转变来之不易！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强大，这也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我帮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迅速提升他们科室的学术地位。后来1995年，我开始担任瑞金医院副院长，除了繁忙的院内行政工作，还有临床任务、带教工作，他们多次邀请我长期去法国工作，并许以丰厚待遇，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说可以去讲课或者参加会议交流，但不能把全部时间花在那里，瑞金医院需要我，不能“忘恩负义”。这样讲，他们反而认为我做人讲良心，也认同了我的做法。

顾：作为我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实践者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技术的发展历程？

沈卫峰：1989年底我在上海首次开展经皮二尖瓣扩张术，当时影响很大，治疗了很多来自全国的病人，现在风湿性心脏病几乎没有了。

图11 一例35年前我亲手扩张的二尖瓣狭窄病人，至今疗效很好，且病人及家属一眼认出我，非常感动

冠状动脉支架发明问世以后，确实对整个介入是一个很大的推进。裸金属支架大概在90年代初期出现，我们医院在1995年开始常规使用。

在没有支架的时候，我是不敢出去会诊的，因为并发症率高，当时病人球扩后如果出现急性闭塞，需要紧急手术，这个并发症发病率至少有5%。但是很多医院是做不了冠脉搭桥的，我记得当时国内有个规定是，不能开展冠脉搭桥的单位同样不能做介入治疗。

后来90年代有了裸支架，这第一代产品虽然很粗很大、难做，但至少血管有夹层或内膜撕裂时，能通过支架支撑住了，保命最重要，是不是？后来我就赶快总结操作经验，迅速开始推广该技术，

现在支架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药物洗脱支架，药物洗脱支架的问世确实是进一步降低了再狭窄率，使得再狭窄从10%-15%降到了非常低。近年来又出现了可降解支架和药物球囊，都是很好的进步。总的来说，介入技术的发展非常快，现在占了整个心血管病学的一大半。在上海，从2003年起我负责心脏介入质控。当时上海只有15家医院做冠脉介入，现在有接近60家，因为介入技术确实帮助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顾：患者对于介入治疗的接受度如何？

沈卫峰：在上海，老百姓对介入治疗是完全接受的了，我没太遇到患者对支架介入治疗担心的。药物洗脱支架出来以后，再狭窄率更低了，效果立竿见影。只要病人配合控制危险因素，长期疗效还是很好的。

从临床研究来看，支架再狭窄发生率不是非常高，而且即使再狭窄也常不会致命，它是一个渐进过程。作为医生，必须向病人交代清楚：装了支架不等于永久好了，将来其他血管可能还会发生病变，所以要注意危险因素的控制。

顾：您认为做一名好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沈卫峰：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做医生这个职业挺不容易的，不光要有技术，更要有一颗为病人着想的心。

图12 2008年CTOCC合影，沈卫峰教授（一排右十）

我觉得做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真心为病人好。1985年我从国外回来后，发现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一般要住院1-2个月，而国外才1-2个星期。我就想，能不能把在国外学到的技术用上，让我们的病人也能早点康复。于是就开始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脉造影和左心室功能测定的研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心肌梗死的病人是不能动的，做造影太危险了。为了让病人和家属理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解释。有时候一个病人要谈几个小时，病人谈完了还要跟家属谈。不过慢慢地，3、5个月后大家接受了，这个工作也就常规开展了。

1995年开始，我们又做急性心肌梗死的直接介入治疗，就是放支架。心肌梗死的病人经常是半夜发病，那时候真的很辛苦，治疗前要跟家属详细沟通，手术后还要密切观察，经常整夜睡不着。但是没办法，病人需要我们。之前我是一直住在瑞金医院安排的宿舍的，后来买了房子，医院对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离医院近一点，现在这房子走路来医院也就10来分钟，有突发情况也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我是这样，我们的团队也是这样，成了习惯或者说是一种传统。

这么多年下来，我感觉大多数病人对我们医生还是很理解的，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认真救治，病人都会感激的。现在可能病人的要求比以前高了一些，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多关心病人一点，多解释一点，很多问题都能避免。做介入工作确实很辛苦，每天要接触射线，但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有奉献精神。

图13 瑞金医院心血管内科科室合影（非现科室人员合影）

顾：您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念？

沈卫峰：我带过的研究生至少有几十个，很多人已经成为主任了。我的理念跟很多导师不一样。现在很多导师让学生帮他们做文章，时间长的可能要花八九年才完成。我跟我的研究生说第一，希望你们在研究生阶段学会怎么做研究，掌握研究方法，这最重要，而不是单单完成一篇文章，如果只是为了完成硕士论文，我现在就能给你写好，你明天就拿学位。第二，我要求你在研究生期间学会一门技术，因为你以后不一定单纯搞研究，临床技术的掌握也对你做医生很有帮助。所以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学会研究方法和掌握一门技术。

图14 沈卫峰教授与带教研究生合影

要做一名好医生，特别是教学医院的医生，一定要将临床与科研结合。学会一门操作性技术比较容易，但要提高它，做到精益求精很难，这就需要做科研。我积极鼓励研究生、青年医生去做科研，提高他们的临床实践和科学思维能力。有些医生抱怨职称评定靠文章，但我认为三级医院的医生除了临床技能外，科研能力也必不可少。如果要对医学有贡献，不做科研工作绝不行。有人提到科研就是基础和实验研究，不是这样的，结合临床问题开展研究同样可以取得很大成就，国外报告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非常有用，为临床指南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顾：您提到了临床基本功的重要性，能具体谈谈吗？

沈卫峰：现在我告诉年轻医生，首先要掌握基本功。我培养研究生时强调三个基本功：临床基本功、技术基本功、科研基本功。现在技术设备都很先进了，有CT、分子影像和各种检测，但绝大多数心脏病人看病时还是需要最基本的技能，病史要问清，听诊要听好。

然后是技术，我在澳洲学习时就受到严格训练，首先他们规定必须通过心血管基础和临床考试才允许你对病人进行操作，老师告诉我：“在通过考试之前，你只能跟病人说话，不能碰病人。”对于介入医生要求更加严格，比如股动脉穿刺技术要精准，一针见血。如果穿刺不好，造成血肿，那需要在旁边看一个月再来。

现在医生培训半年就能拿证书，这种速成培训虽然满足了国家需要，但作为医生自己，你要清楚自己的技术存在哪些不足，针对性解决问题，为了病人安全，必须扎实掌握技能。介入医生不仅要会做常规操作，还要会处理各种并发症和特殊情况，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训练。

图15 沈卫峰教授总结自己经验，所著《实用介入性心脏病学》

顾：在既往的采访中您提到很享受和妻子一起在厨房做菜聊天的时光。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沈卫峰：我跟我夫人都是苦出身的。我在读书以前在郊区朱家角，现在听说朱家角是好地方，小桥流水、江南古镇，但那个时候不是。我母亲当时没有工作，她给人家做保姆的。我父亲是一般的工人，一个月30几块钱，家里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辛苦。

因此现在我们在一起时，我跟妻子说：“我们现在的日子不就是‘天堂’吗？还要求什么呢？”我们过去生活很艰苦，我在插队的时候，家里没有钱，我会烧饭。那时烧饭没有煤气，都用稻草、木材，在河边去捡这些东西来烧饭。一年吃两次肉已经很好了，大多吃蔬菜，还是自己种的。

现在我和妻子在家做菜是一种享受。我们两个人做菜聊天，感觉很惬意。我女儿有时候回来，也喜欢我做的菜。我不喜欢外面的饭菜，虽然味道很香，但质量不好，油太多了。自己做的健康又新鲜。

图16 沈卫峰教授与妻子做饭的日常

我这个人心态很好，也很开心。其实我在澳洲时很多同学都留在国外了，当时是可以的，很开放的。我回来是因为国家给了我机会让我出去学习进步，应该回报国家。虽然有时候想想，如果当时教育部把我派到其他地方，或者我在澳洲留下来，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不过算了，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吧，就和两次错过从军当了医生一样。

顾：您认为家庭生活对一个人的职业成功有什么影响？

沈卫峰：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好工作，一要勤奋努力，二要有和谐环境。如果你家里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吵架，你的事业肯定不会成功的，也是我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

图17 沈卫峰教授家庭合影

与子女关系也要好，有些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忽视了家庭，最后事业成功了，家庭却出了问题，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在外面做什么，主任也好，院长也罢，回到家还是一个普通人，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谐、身体健康，这就很好了，还要什么呢？

顾：您对年轻医生有什么期许？

沈卫峰：我对年轻医生的期许是：第一、爱国。国家培养了你，你就应该回报国家。第二、仁心。医生要关心人，要从病人角度多考虑。第三、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医生，尤其是心内科介入医生，你说你技术不行，仅靠爱心是治不好病人的。

第四点，我上面提到了年轻医生重视基本功训练，不管是临床基本功、技术基本功还是科研基本功。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看看国外医生是怎么做的，现在国内的不少技术已经领先于国外了，但是仍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多对比多学习，眼界可以更开阔。

还有一点也是老生常谈了，做医生这个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医学发展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更新知识，跟上时代步伐。最后，也要有良好的心态，知足常乐，这样才能在医学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顾：在您看来，您对中国心血管医学领域最值得自豪的贡献是什么？

沈卫峰：我的贡献不是很大，在心血管介入领域，我只是做了一些工作。在上海我是比较早开展这项技术的，特别是在质量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从2003年开始，我担任上海市心脏介入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做了二十几年。我们举办了很多培训会，全中国很多医生都来学习。我们联合卫生局、药监局、医保局一起管理整个上海的介入质量，确保安全。在我负责的20年中，上海没有发生重大的介入并发症或医疗纠纷。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做的每一步都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过去的这40年，不仅仅是介入技术，我国的心血管多项诊疗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很多国家都要跟中国合作。同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在深化推进中，设备、技术、人员的规范化正日趋完善。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相关工业的提升，现在诸如冠脉药物洗脱支架、先心病封堵器和瓣膜等国产化的介入器材层出不穷，这不仅让病人得到了实惠，也让国外同行们非常羡慕。

最后用一句名人的话作结：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谢谢你的采访。

沈卫峰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心脏介入质控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欧洲、法国、香港心脏病协会会员，《国际心血管病杂志》主编，《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介入放射学杂志》副主编。历任瑞金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常委，法国亚眠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介入心脏病学、动脉粥样硬化与临床合并症、高危冠心病诊治策略、心力衰竭和瓣膜性心脏病处理。发表SCI文章150余篇，主编专著10余本。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医学科技二等奖等。“人事部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和“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

[1]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年上海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后经历改名，并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工农兵教学，文革期间，自1970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3]悉尼大学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成立于1882年，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公立教学医院之一。

[4] Gary Roubin，心血管介入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发明了首个获得美国FDA批准的冠状动脉支架（Gianturco-Roubin Flex支架），革新了冠心病治疗手段‌。

[5] Andreas Gruntzig，介入心脏病学领域的先驱，1974年发明双腔球囊导管，并于1977年在苏黎世首次实施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6]美国埃默里大学医院，成立于1904年，多次被评选为美国十大心脏病中心之一，1980年Andreas Gruntzig来到该院心导管实验室。

[7] Spencer King，埃默里大学医院心导管室第一任主任，曾任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主席（1998-1999），《美国心脏病学杂志》JACC创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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