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干部下放与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大迁徙的历史抉择，揭秘文革时期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

到1968年，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各地该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

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口”问题：

其一，对于数以百万计处于“靠边”状态的干部，应如何妥善处理。显然，不能每日都以批斗会的形式，强迫他们交代那些毫无根据的所谓罪行。

其二，面对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应如何妥善处理？鉴于当下国民经济处于空前萧条的状态，众多工厂要么停产，要么处于半停产状态，这种情况下，工厂根本不具备招收新工人的条件。

如此一来，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中犹如一股肆意泛滥的“失业洪流”。他们在城市里游荡，随时可能对现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而他们对于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几乎毫无顾虑，完全是“不计后果”的状态。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

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

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

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旋即，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拉开帷幕。

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

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10。

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40年后的2009年，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和下乡青年邓贤在《南方周末》上写道：

“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

从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点08分，北京火车站都有一趟“知青专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锣鼓声中鸣笛启程，驶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偏远村庄。

一位时年20岁的人大附中毕业生郭路生在开往山西汾阳农村的列车上，写下了激情荡漾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任何极端的社会运动都是有后遗症的，当“革命”失去了具体对象的时候，它要么“反击”于自身，要么消弭于悲观，无论如何，这都是与“革命”有同样能量的代价。

一年后，贫乏、枯燥而苦闷的农村生活终于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观哀怨的知青诗歌开始在地下流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

在9月的一个幽暗深夜，郭路生写下了让他名垂诗史的《相信未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