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检异常未告知，患儿出生后医院被索赔100万丨医法汇

作者：医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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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索女士因怀孕到区医院处建立母子保健手册，开始进行产前检查。据检验报告单显示，（孕14周）的血常规结果为“血红蛋白浓度（HGB）97g/L（正常值113-151g/L），平均红细胞体积（MCV）55.3fl（正常值80-97fl），平均RBC血红蛋白量（MCH）18.1pg（正常值26.0-32.0pg）”；血红蛋白电泳检查结果为“HbA:95.4%（正常值96.0-99.0%），HbA2：4.6%（正常值≤3.5%）”。（孕31周）血常规结果为“血色素（HGB）93g/L（正常值100-160g/L），红细胞平均体积（MCV）61fl（正常81-96fl），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19.2pg（正常值30-32pg）”医院未将产前检查异常情况书面告知索女士，而是在（孕35周）、（孕38周）时对其按照缺铁性贫血给予生血宁治疗。

（孕41周）血常规结果为“血红蛋白（Hb）测定106g/L（正常值110-160g/L），平均红细胞体积61fl（正常值82-95fl），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19.7pg（正常值27-31.0pg）”检查次日，索女士在该院剖宫产出一名女婴，即患儿妞妞。两月后，区妇保院检查出其患有地中海贫血症。次月在部队医院进行的β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结果为“41-42杂合子，17杂合子”。1个半月后在市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α地贫基因检测结果αα/αα，β地贫基因检测结果41-42/17”，诊断为“β地中海贫血（重型）”。临床检验中心检测报告诊断为“重型地贫”。后患儿父母在部队医院进行了β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两人的检测结果分别为母亲“17杂合子”、父亲“41-42杂合子”。

患方认为区医院没有对索女士进行正确的诊断，也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导致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出生，起诉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00余万元。

法院审理

市医学会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存在“对孕妇产前地中海贫血筛查的阳性结果未能及时追踪”和“未能将地中海贫血症筛查异常结果向患者履行书面告知义务”以及“未能及时转诊到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进一步地中海贫血产前诊断”的过错。其过错在影响患方明确患儿罹患地中海贫血症产前诊断的知情权和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以及早终止妊娠的选择权及导致该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的原因力约为主要作用。医方的医疗过错在影响患方明确患儿罹患地中海贫血症产前诊断的知情权和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以及早终止妊娠的选择权及导致该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约为60%-90%，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医患双方对上述鉴定结论均予以确认。对于患儿的后续治疗费及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机构以“目前暂无关于地中海贫血伤残评定的相关条款规定，无可依据的标准，故无法进行鉴定”为由退回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区医院的误诊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造成患方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患儿父母在产前未进行过婚前检查及孕前检查，未能对其自身是否有地中海贫血等疾病进行了解和预防，其自身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区医院承担75%的责任。患儿的后续治疗费等可待实际损失发生后，另行起诉。判决区医院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区医院不服，提起上诉。其认为在产前保健中确实存在过错，但是医方的过错与患儿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其重度地中海贫血是父母亲的遗传因素所致，而非产前保健行为所致，先天畸形与产前保健行为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国每年有80万畸形儿降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医疗机构进行产前保健的，如果把这些畸形儿降生的过错责任均归咎到医疗机构，那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将承受怎样的压力？医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患儿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是父母的遗传因素所致，但据鉴定意见医方的过错“在影响患方明确患儿罹患地中海贫血症产前诊断的知情权和及早终止妊娠的选择权以及影响该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导致该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约为60%-90%”，故医方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简析

出生缺陷是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导致早期流产、先天残疾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之一，每年新增80万到120万名出生缺陷儿。出生缺陷是胎儿出生前在母体内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包括先天性畸形、遗传代谢性缺陷、先天性残疾 (盲、聋、哑)、免疫性疾病、智力低下等，出生缺陷主要由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可以发生在消化道、 心血管、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和肢体等各器官系统，是我国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可以使至少50%的残疾得到控制或者延迟发生。

产前诊断，是指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包括相应筛查。产前诊断技术项目包括遗传咨询、医学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和分子遗传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亦规定，医疗机构对产前筛查发现的异常结果负有书面告知的强制性义务。

在本案中，区医院在索女士的产前检查中发现了多项血液指标异常，且血红蛋白电泳检查结果也显示存在异常。这些结果提示索女士可能存在地中海贫血相关问题，而地中海贫血属于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疾病，若夫妻双方均为携带者，胎儿有较高概率患病。医院应及时将这些异常情况书面告知索女士，使其了解自身及胎儿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便索女士能够做出是否继续妊娠等重要决策。然而，区医院的处理方式却是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仅按常规缺铁性贫血治疗，开出生血宁药物。故此，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认为医院未能将地中海贫血症筛查异常结果向患者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其过错影响了患方明确患儿罹患地中海贫血症产前诊断的知情权和及早终止妊娠的选择权。

医方上诉主张患儿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是父母遗传因素所致，与产前保健行为无因果关系，若先天畸形均归责医院将不堪重负等。这一观点看似合理，实质混淆了疾病本身与损害后果扩大的区别。司法裁判追究的是医院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而非要求医院对所有出生缺陷担责。若医院履行法定义务，患儿可能不会出生，则损害或可避免，过错与损害扩大之间成立法律因果关系。产前诊断制度的立法目的，正是通过提前干预避免严重缺陷儿出生，医院怠于履职导致患儿家庭终身的重大负担，法院判决赔偿是对制度功能的修复。正如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医院的过错影响了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导致其无法及时终止妊娠，因此需对患儿出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患方自身的责任，患儿父母在产前未进行过婚前检查及孕前检查，未能对其自身是否有地中海贫血等疾病进行了解和预防。基于此，法院酌定区医院承担75%的责任，患方自行承担25%的责任。这一比例划分既体现了医疗机构在专业服务中的主导责任，也考虑了个人在健康管理中的义务。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出生缺陷防治体系，通过推广三级预防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病率。该体系贯穿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及儿童成长全过程，通过强化健康教育、推广婚前医学检查、加强孕前保健、实施精准的产前筛查与诊断，以及普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措施，多环节协同作用，有效降低了出生缺陷风险。《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提出，到2027年，使我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保持在70%和80%以上；产前筛查率达到90%。目前上述各项任务指标已提前达成2027年目标值。

在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患者及其家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是在涉及产前检查及可能影响胎儿健康的重大疾病筛查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更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诊疗行为，切实履行告知义务，为患者提供全面、准确的医疗信息和及时的医疗服务，避免因自身的疏忽和过错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

（本文系医法汇原创，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