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中法战争中保卫台湾有功的李彤恩，缘何遭嫉妒而驱逐回籍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廿三日，中法战争刚结束，清政府就宣布对台湾沪尾通商委员李彤恩“著即驱逐回籍，不准逗留台湾”的处分决定。

这是错把功臣当罪人的历史冤案，是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从历史文献中得知，李彤恩在中法战争期间，献策出力，保卫了沪尾和台湾，建立了不朽的战功。

1884年，法国殖民军企图以越南北部为跳板，进而向中国本土推进的战事，因受黑旗军和部分清军的顽强抗击而受阻。于是，改变策略，利用他们“船坚炮利”的海上优势，转而向中国本土台湾发起进攻。

8月5日，法舰队副司令利土比率部分军舰，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基隆炮台和守军阵地，并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妄图一举攻占基隆，但遭到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所率守军的英勇反击而溃败，不得已暂时撤离了台湾。

素有谋略的刘铭传，料定法军不甘失败，必然会以更大的兵力进攻基隆和沪尾。刘铭传经详细勘察和对比分析后认为；基隆炮台已被法舰摧毁，一时难以修复，防守困难，但有狮球岭等险阻可扼法军深入内地；沪尾离首府台北仅有30里平坦的道路，且有淡水河相通，具有关系全台安危的重要战略地位。基于守台兵力单薄无援的实际情况，遂拟定采取集中兵力，诱敌陆战取胜，确保沪尾和全台的防御方略。

原浙江候补知府、沪尾通商委员李彤恩在沪尾工作多年，对沪尾地形、海域等情较熟悉，因业务工作关系，“与西人最稔”，通过外籍海关人员、海员和外商，也了解了法舰队的火力、兵力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出于民族自尊和爱国热忧，为了保卫沪尾和台湾，主动积极地向刘铭传献策云：法军舰众炮锐，有相当的杀伤力和对海防设施的破坏力，但法军远道而来，乃疲惫之师，地形又不熟悉，陆战不利。台湾守军既无善战的水师，又无强大的舰队，“沪尾港道宽阔，无险可据”，海防炮威力又不强，不宜海战，但守军地形熟悉，以逸待劳，且有民众助战，故陆战有利。因而建议：“公欲诱敌陆战，非填石塞海口不可。”刘铭传认为此计使法舰炮火发挥不了作用，是“诱敌陆战”的好办法，确系我军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之良策，欣然纳之。刘铭传发现李彤恩善谋略，有才智，办事干练负责，于是委李彤恩“兼办沪尾营务，监修炮台，办理沉船塞口各事”。

李彤恩即组织守军和民众，抢修和加固沪尾炮台，装置新炮，增强防御力量；同时向当地民众和商贾晓以大义，讲明堵塞海口与保卫沪尾及全台安全的利害关系，取得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于是，李彤恩广集民间的废旧船只，满载石头，密集排列于海口备用。

正在紧张堵塞海口时，受到外国领事和外商的反对与阻挠，据有关文献记载：“英领事以秋茶上市，有碍商务，不可。”“李彤恩始议填塞海口，各洋商以秋茶上，恫喝阻挠。”李彤恩不畏强权，不惧恫吓，多次与英领事据理力争，“往复辩论”，终于说服英领事不再坚持反对填塞海口。并数次向洋商表明，若沪尾不保，还谈何秋茶贸易？为长久通商之计必须填塞海口。李彤恩还设法通过海关税务司法来出面去做外商工作，于是“法来格谕以利害，开导多方”，外商们最后也同意暂塞海口。李形恩还要求法来格“羈縻引港洋人，不为法用”。故后来法国“鲁汀号”战舰“把征求领港人的旗帜挂在它的前樯上，没有一个领港人来应征”。

法舰将犯沪尾时，李彤恩“赶将沪尾前备堵口石船接连沉塞”，在入海口还装上了栅栏，栅栏前又安放了电发水雷，迅速堵塞了海口，筑成了一条强有力的海上防线。据当时参战的法国人罗亚尔说：“只有帆船从一条狭小而水浅的航路可以通过。”吃水较深的船舰，均无法通航，法舰“船坚炮利”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法舰队既无法摧毀沪尾炮台和守军阵地，也不能支援法军登陆作战和撤退。当时的情况是：“10月1日，孤拔率舰队到淡水港外，次日炮轰炮台，但距台过远，造成的损失甚微。”“法舰开巨炮，声震屋瓦，然莫能中。”当孤拔率舰队进攻沪尾时，李彤恩速向刘铭传告急报警，刘铭传则按原拟防御方略而行，除以少数兵力扼守基隆狮球岭等险要外，断然集中优势兵力战沪尾。法舰“欲入海口，为石所阻，则登陆攻我海岸军”，遂中了李彤恩填石塞口诱敌陆战之计。

法军登陆后，很快就陷入沪尾军民的包围圈，在刘铭传亲自指挥下，“士卒皆以一当百，短兵相接，呼声动天地”，“血肉相搏”。法侵略军很快就全线溃败，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争先恐后登艇逃命，沪尾军民大获全胜。

沪尾大捷既是台湾军民以武力抗法的胜利，也是李彤恩沉船填石塞口诱敌陆战取胜谋略的成功。李彤恩的沉船填石塞口之计，在台湾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李彤恩是台湾保卫战的有功之臣，这是历史事实，无可置疑。

中法战争结束，李彤恩不但未因功受赏，反而受到“驱逐回籍，不准逗留台湾”的错误处分，其缘由主要是被嫉妒遭诬陷而蒙冤受辱的。

刘铭传发现“李彤恩素有才干，勇于任事”，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办事精当有魄力，“稍为优视”，委以重任。可是，当时的台湾道员朱守谟等对李彤恩受上司信任重用，“愤甚，嫉之如仇，遇事龃齬。”处处刁难掣肘，心怀叵测，伺机陷害。“适值八月十三日，法炮环攻，基隆退守”，朱守谟等趁机竭力抹杀、否定李彤恩填石塞口、保卫沪尾和台湾的战功；并无中生有地“造言倾陷，遍告绅民，谓基隆未败忽退，皆李彤恩得数十万卖于法人”，混淆视听，捏词诬陷李彤恩。不仅如此，朱守谟还“特绕台南招摇播弄，复至福州省城”，“沿途招摇”，“肆口谗谤”，将李彤恩诬陷成了为金钱出卖台湾、叛交祖国、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原台湾兵备道刘璈和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等，则以朱守漠的捏词为依据，数次奏参李彤恩故意谎报危急军情，“三次飞书告急，刘铭传为其动，遂失基隆”，认定李彤恩是基隆失陷的罪魁祸首，请旨“将知府李彤恩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

又以暂失基隆为口实，进一步弹劾“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而基隆遂不可复问。”

然而，刘铭传因兵力单薄，依原拟计谋集中兵力取得沪尾大捷，而暂失基隆事，曾奏报过朝廷，请求“从重治罪，以示严怨”。清廷认为，在兵力不支的情况下，“刘铭传势难兼顾”凹，集中了兵力战沪尾保台北而暂失基隆，是谋略和战术的需要，是可以谅解的，曾下旨；“刘铭传八月十五日奏报接仗情形已悉。所请治罪之处，著加恩宽免。”尤其后来法军被迫撤离台湾，基隆光复，此事已不复再议。

但是，左宗棠等因湘淮畛域之见，直至光绪十一年六月，仍要追究刘铭传暂失基隆之误，再次奏参“刘铭传失地辱国，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希望清廷惩办刘铭传。但清政府和曾国荃等则认为：“刘铭传运筹决胜，谋勇兼优，深勘嘉尚”，在台湾保卫战中起了重大作用，是有功绩的。而对随意罗织罪名、肆意诬谤功臣的行为，不能容忍。光绪十一年六月廿日，军机处奉旨批驳了左宗棠六月初四日的奏章，并严加申饬：“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饷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不于伦。左宗棠著传旨申饬。”左宗棠等人弹劾刘铭传不成，反受严责，则更迁怒于李彤恩。

清政府派帮办福建军务杨岳斌赴台查处，其调查结果是：“未闻有基隆系李彤恩得银数十万卖与洋人”之事，当时李彤恩因法军攻沪尾向刘铭传告急报警，也“与捏造虚词意图摇惑者有别”。至此，所谓李彤恩为出卖基隆给法国，故意告急，摇惑刘铭传以致丢失基隆等捏词澄清，事实真相已昭然若揭。

可是，杨岳斌仍以“三次飞书告急，实由平日未闻军旅，临时即仓惶失措”为由，坚持左宗棠的原意见，奏报“请准照原拟，将知府李彤恩革职回籍，不准逗留台湾”。昏聩的清政府则据此下达了处分决定。李彤恩就是这样以近乎“莫须有”之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处分而蒙冤受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