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山佳明： PMDA监管科学的灵魂人物

2025年3月21日出版，医药研发达人中文版“出海日本”第4期，系列C日本政府、学术界和业内专家访谈第一篇

引言

当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驶入深水区，创新药“出海”已不仅是企业扩张的必选项，更是中国医药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与中国药企在靶点开发、成本控制方面优势互补，成为中国创新药企出海的重要一站。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始终致力于深化中日医药产业合作，并在医药创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为全面助力中国药监、生物技术公司、投资界深入了解日本药品监管法规、申报流程、沟通交流以及生产和检查等相关事宜，我会联合研发客、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以及泰格医药，共同开设“出海日本”专栏，特邀日本法规监管领域的资深专家发布专业性文章。撰稿人包括著名的药品开发及监管专家植村昭夫博士、东内祥浩先生和高野哲臣先生。同时研发客主编毛冬蕾女士还将对日本政府、学术界以及中日两国业内专家进行访谈，共同探讨开发及监管热门话题。

中国药促会中日医药合作交流

联系人：马明尧

电话：13520846026

邮箱：mamy@phirda.com

撰文丨毛冬蕾

PMDA执行干部研究部门负责人（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相当于监管科学中心研究部门长）宇山佳明（Yoshiaki Uyama）博士，身兼研究管理、监管科学等多重职责。

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的灵魂人物，宇山佳明自1998年起便加入厚生省，并成为推动PMDA发展成为全球药品监管领先机构的关键人物之一。近期，笔者有幸前往东京繁华的霞关，拜访了宇山博士。

2024年，在理事长（Chief Executive，相当于PMDA的负责人）藤原康弘（Yasuhiro Fujiwara）博士的引领下，PMDA迎来了二十周年的庆典。宇山佳明博士二十年来始终如一，凭借其领导力、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引领PMDA不断取得进步与创新成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PMDA成功背后的关键推手。

在我和宇山博士的访谈中，他流露出对科学严谨性的追求，以及搭建更安全、更高效药品监管体系的坚定信念，同时话语之间也饱含着他对PMDA的热爱。

“监管科学，”他说，“是确保医疗产品安全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核心工具。它将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严谨的审评态度融为一体，以此为基础做出基于风险与获益的审批审评决策，全程守护医疗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再到上市后监测等各个环节。然而，监管科学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必须注重真实世界数据的有效运用，加强患者的参与度，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同时还要加大与产业的合作，不断提升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而PMDA将始终坚守并践行这一理念。”

宇山佳明博士

日本RWD/RWE的趋势、挑战与可能

在国际上，宇山佳明博士是真实世界数据（RWD）和真实世界证据（RWE）融入监管决策领域的知名专家，也是PMDA在这一领域的先驱和推动者。多年来，他一直密切关注该领域在全球的发展动态，并对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政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截至2025年3月3日，已有20个产品通过使用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上市，这些产品包括肿瘤、免疫、眼科、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引起了全球药品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乐城先行区利用真实世界证据辅助新药上市，”宇山佳明博士高度评价道，“这一做法已成为全球的典范。”

在日本，宇山佳明博士亲自挂帅，将真实世界数据（RWD）和真实世界证据（RWE）融入监管决策的实践，特别是在药物开发和上市后监测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PMDA自2021年4月1日起新成立了真实世界研究工作小组，该小组跨越PMDA多个审评部门，旨在全面推进真实世界研究的应用。他介绍了PMDA如何考虑将RWD/RWE作为外部对照研究加以使用。目前，PMDA正深入探究RWD和RWE的特点、优势及其存在的局限性，并在药品全生命周期中进一步强化真实世界研究的运用。

“在日本，RWD/RWE在罕见病和儿童疾病等难以实施随机对照试验（RCTs）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宇山佳明博士指出。他列举了日本多个依托RWD/RWE成功获批上市的药物案例，例如用于治疗哈钦森-吉尔福德早衰综合症（HGPS）和处理缺陷型早衰样核纤层病（PDPL）的洛那法尼，以及针对特定类型非小细胞肺癌的德曲妥珠单抗等。这些实例充分彰显了RWD/RWE在提供补充科学证据、支持监管审批方面的独特优势。目前，日本已有8个新药凭借RWD/RWE获得了审批上市（见表1）。

表1 8个以RWD/RWE作为外部对照证据而获批上市的新药

来源:《PMDA Perspective on Use of Real-World Data and Real-World Evidence as an External Control: Recent Examples and Considerations as followed》Junichi Asano, Hiromi Sugano, Hiroyuki Murakami, Atsushi Noguchi, Yuki Ando and Yoshiaki Uyama, Clin Pharmacol Ther. 2025. DOI: 10.1002/cpt.3540:

然而，宇山佳明博士也清醒地意识到，将RWD和RWE作为外部对照使用仍存在着许多挑战。“在罕见病领域，真实世界研究的样本量往往较小，这使得我们难以有效调整混杂因素，并将其与RCTs的数据进行直接比较。”他指出。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他积极倡导建立一个稳定的患者登记系统，以全面、系统地收集罕见病药物和儿科用药的RWD。同时，他还探索并倡导采用创新的临床试验设计方法，如贝叶斯方法等，以更好地分析和运用这些宝贵的数据。

他还强调了PMDA与申办方在使用RWD/RWE时的共识与策略的重要性。他鼓励申办方在药物开发早期就与PMDA开展持续沟通交流，讨论临床试验方案、入排标准、遵守患者隐私保护及临床数据包等关键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以确保研究的完整性。

此外，他还高度重视RWD和RWE在上市后监测中的作用。“通过分析RWD，PMDA和药厂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不良事件、更新药物标签，并采取主动措施确保患者安全，”他说。在日本，医疗信息数据库网络（MID-NET）作为使用RWD进行上市后检测的关键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RWD和RWE在监管科学中的未来前景和影响，宇山佳明博士满怀乐观与期待。“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和积累监管经验，”他说，“随着越来越多案例的积累，PMDA的能力也在逐步提升，这将使我们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并为RWD和RWE在全球范围内的进步贡献日本的力量。”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的实践展示了RWD和RWE在改变全球药物开发和监管流程方面的潜力。

MID-NET搭建上市后安全的桥梁

宇山佳明博士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日本推动实施了MID-NET。这一系统彻底改变了日本药物警戒和上市后监测方法。

众所周知，PMDA有三大使命——评估药物和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同时还对因各种与药物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相关案例对患病进行赔付和救济。其中，通过MID-NET系统，从电子健康记录（EHRs）、索赔数据和其他医疗数据库中收集和分析RWD，使PMDA能精确的监测药物安全性。在日本，药监人员始终将医疗产品的安全和风险监控作为最为重视的工作。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患者能够安心使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宇山佳明博士强调道，“而MID-NET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基石，它在安全性监测、不良事件应对以及促进药物合理使用之间构建了无缝的链接。”

虽然MID-NET在推行初期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在宇山佳明博士不遗余力的推广下（他甚至在自己的Facebook上也号召大家使用），该系统已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认可，成为了日本上市后安全措施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成功地识别出了临床试验中可能未能检测到的安全信号，令PMDA能够在不良事件升级之前采取主动措施，比如更新药品标签或发布安全警报。“这将使我们能够提前预见到各种风险和潜在问题，并在它们对公共卫生造成大规模影响之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宇山佳明博士解释道。

PMDA二十年的灵魂人物

2004年，PMDA作为独立监管机构应运而生，它整合了厚生劳动省下属多个前身组织的专业部门，标志着日本医疗产品监管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一次重大转变。

宇山佳明博士曾在东京临床医学综合研究所药理研究部门担任研究员，1998年加入厚生省后，他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监管工作。最初，他负责药品安全部门，担任医疗情报活用部长，后来还代表日本积极参与了ICH各项指南的制定和会议讨论，如ICH E5、ICH E17等，特别是对日本的MRCT提供了许多建议，这使他在国际监管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了PMDA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审评员。

在宇山佳明博士的推动下，PMDA在2010年至2015年间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改革举措，极大加速了日本创新医疗产品的审批进程。其中，“先驱审查指定”（Sakigake）制度的推出，有效解决了日本药品上市迟滞、加快了新药上市。被纳入“先驱审查”计划的医疗产品能享受优先审查的待遇，从而大幅缩短了审批周期。同时，PMDA与申请人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咨询沟通机制，针对创新产品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PMDA在监管要求上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以支持创新药的快速上市。

宇山佳明博士还主导了PMDA各种培训项目，提升了内部审评员的技能水平。正如文章开头所言，他还积极倡导使用RWD，增强药物警戒和上市后监测，主张增加患者在新药研发中的参与度。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里，宇山佳明博士与中国医药监管部门及行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经常代表PMDA出席中日监管相关的会议，积极促进双方的交流。他曾建议中国公司要关注PMDA的最新政策动态，在递交申请前和申请过程中与PMDA保持积极的沟通，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以确保申请的顺利进行。

如今，在藤原康弘博士的引领下，PMDA迎来了成立二十周年的光辉时刻。回首过往，宇山佳明博士心中充满了感激、自豪与成就感。作为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和千叶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将继续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致力于培养更多优秀的监管人才，为下一代审评员的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宇山佳明博士深知PMDA所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例如，mRNA、基因编辑等创新疗法的不断涌现，给监管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他认为：“PMDA深刻认识到AI技术在提升药品审评效率和质量方面的强大潜能。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向工业界学习，汲取先进的AI技术。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AI技术，PMDA将进一步加快药品审评流程，提高日本药品审评的效率和质量。”

他坚信，只要PMDA保持学习的文化氛围，不断适应新的科学范式，并持续支持创新，就一定能够引领日本新一波的创新发展浪潮。

现场翻译老师泰格医药日本办事处负责人金成哲（左一）、宇山佳明博士（中）与研发客主编毛冬蕾。

PMDA二十年回顾

• 成立与早期奠基（2004-2010年）

2004年，PMDA作为独立行政机构正式成立。在初创时期，该机构便致力于以下核心工作：

2005年：PMDA正式启动运营，着力于优化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审评流程，同时强化上市后监测机制，确保医疗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可靠性。

• 监管框架的完善与升级（2010-2015年）

在此阶段，PMDA聚焦于简化并优化监管流程，为创新医疗产品的开发与批准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关键举措包括：

2012年：实施优先审评制度，进一步加快满足未满足医疗需求药物的上市速度。

2014年：设立创新医疗产品咨询服务，为申请人提供早期的研发指导，助力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的持续创新发展。

2015年：推出“先驱审查指定”（Sakigake）制度，旨在加速突破性疗法的审评与批准进程。

• 全球合作的深化与拓展（2015-2020年）

PMDA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积极推动监管标准的协调统一：

2015年：PMDA作为ICH法人的创始监管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监管协调工作（注：日本监管机构自1990年起即为ICH管理委员会成员）。

2016年：启动PMDA-亚洲培训中心（PMDA-ATC），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提供监管培训与支持，旨在提升区域监管能力。

2018年：引入监管科学战略，将先进科学与技术融入监管决策过程中，确保PMDA始终站在创新前沿。

• 数字化转型与RWE的应用（2020年至今）

近年来，PMDA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真实世界数据（RWD），以提升监管效率与决策水平：

2020年：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包括采用电子提交系统等举措，以提高工作效率。

2021年：通过MID-NET系统扩大RWD在药物警戒和上市后监测中的应用，进一步优化药物的风险/效益平衡。

2022年：推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进一步提升监管过程的透明度、效率与可靠性。

• 持续推动“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正在进行中）

PMDA越发重视患者的参与与透明度，具体体现在：

患者参与：通过公开交流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开发举措，积极邀请患者参与监管和审评过程，增强患者的声音和影响力。

透明度与沟通：通过定期更新信息、召开公开会议和发布审评报告等方式，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信任与合作，提升监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 应对新冠疫情（2020-2023年）

在新冠疫情期间，PMDA展现了其对公共卫生高效的应对能力，确保了疫苗和药物以及防疫设备的快速可及：

紧急批准：在新冠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快速审评与批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监管灵活性：实施紧急使用授权（EUA）和滚动审评等机制，加快新冠疫苗相关产品的上市速度，展现了PMDA在危机时期的强大协调能力。

• 20周年庆典（2024年）

2024年，PMDA迎来了其成立20周年的时刻，标志着PMDA在监管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二十年成就。这一里程碑不仅对PMDA过往的回顾与肯定，更是对未来目标的设定与展望。PMDA将继续增强其作为监管创新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衷心感谢PMDA理事长藤原康弘博士、PMDA执行干部信誉保证等部门负责人佐腾淳子博士、PMDA执行干部国际部门负责人安田尚之先生对本次采访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下期预告

Next Preview

中文版第5期将刊登东内祥浩先生撰写的系列B《日本的监管制度及其实际情况》第二篇，计划于2025年3月28日出版。

作者：毛冬蕾

编辑：高野哲臣

第一节 胃癌

常用细胞系（株）：

MKN-45，SGC-7901，AGS，NCI-N87，SNU-16，MGC-803

常用动物模型：

胃癌腹膜转移小鼠模型（本质上还是一个移植瘤模型）

第二节 肺癌

常用细胞系（株）：

A549，H460，H146，A-427，SPC-A1，H838，HCC827

常用动物模型：

非小细胞肺癌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原发肺癌小鼠模型（A/He，C3H/He）

第三节 乳腺癌

常用细胞系（株）：

ER阳性：MCF7，T-47D ，ZR-75-1

ER阴性：MDA-MB-231，SK-BR-3，MDA-MB-453，HCC1954

常用动物模型：

小鼠人乳腺癌移植瘤模型

原发乳腺癌小鼠模型（A系小鼠，C3H，CBA）

原发乳腺癌大鼠模型（Wistar）

转HER2/neu小鼠模型

转MMTV-PyMT小鼠模型

第四节 肝癌

常用细胞系（株）：

HepG2，SMMC-7721，Hep3B，J5

常用动物模型：

小鼠人肝癌移植瘤模型

转HBX小鼠模型

原发肝癌小鼠模型（C3H/He/Ola）

第五节 宫颈癌

常用细胞系（株）：

HeLa，HCC-94，MEG-01，MS751，HCE-1

常用动物模型：

小鼠人宫颈癌移植瘤模型

第六节 结肠癌

常用细胞系（株）：

CT26，HCT-8

常用动物模型：

结肠癌全身转移动物模型

第七节 淋巴癌

淋巴癌按照大类分成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细胞系（株）：

L-428，L1326

非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细胞系（株）：

伯基特淋巴瘤（Raji，Daudi）

滤泡型淋巴瘤（WSU-FSCCL）

GCB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SUDHL4，Farage）

ABC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TOLEDO，Karpas422）

皮肤T细胞淋巴瘤（HuT-78）

T淋巴细胞白血病（Jurkat）

套细胞淋巴瘤（Jeko-1）

NK/T细胞淋巴瘤（SNK-6）

常用动物模型：

异种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P53-/-小鼠模型

第八节 卵巢癌

常用细胞系（株）：

Caov-3，PA-1，Skov-3

常用动物模型：

卵巢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九节 甲状腺癌

常用细胞系（株）：

BC-PAP，TPC-1

常用动物模型：

甲状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节 鼻咽癌

常用细胞系（株）：

人鼻咽高分化鳞状细胞癌细胞系（CNE-1）

人鼻咽癌低分化鳞状细胞癌细胞系（CNE-2，HNE1-3，HONE-1，SUNE-1）

常用动物模型：

鼻咽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一节 头颈癌

常用细胞系（株）：

HN-5，UMSCC

常用动物模型：

头颈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二节 食道癌

常用细胞系（株）：

TE-1，Eca109，EC109

常用动物模型：

食道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三节 肾癌

常用细胞系（株）：

HRC-A498，786-0，Caki-1，ACHN，OS-RC-2

常用动物模型：

肾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四节 胆管癌

常用细胞系（株）：

HUCCT1，RBE，HCCC-9810，CCLP-1

常用动物模型：

胆管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五节 胰腺癌

常用细胞系（株）：

AsPC-1，BxPC-3，Capan-1，Capan-2，CFPAC-1，HPAC，HPAF-2，Hs-766T，MIA-Paca2，PANC-1，SU.86.86

常用动物模型：

胰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转Ras小鼠模型

第十六节 神经肿瘤

常用细胞系（株）：

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K-N-AS，SH-SY5Y）

人脑胶质瘤细胞（BT325，SHG-44）

人神经胶质瘤细胞（U87，U373，H4）

脑干胶质瘤细胞（LN229）

常用动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七节 骨肉瘤

常用细胞系（株）：

143B，SW1353，SaOS-2，U2OS，MG-63

常用动物模型：

p53+/-小鼠模型

骨肉瘤移植瘤模型

第十八节 皮肤癌

常用细胞系（株）：

黑色素瘤（B16F10，B16BL6，B78D4，SK-MEL-5，SK-MEL-28，SK-MEL-31，MeWo，WM3734）

非黑色素瘤（SCC细胞株：SCC-13，HSQ-89，HSC-2，SCL-1；BCC细胞株：A431，TE-354-T）

常用动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九节 膀胱癌

常用细胞系（株）：

5637、T24

常用动物模型：

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二十节 前列腺癌

常用细胞系（株）：

LNCaP、PC-3、DU145

常用动物模型：

前列腺癌异体移植瘤小鼠模型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

为了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肺癌规范化诊治及创新研究，2019年12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40余家来自江、浙、沪、赣、皖地区的医疗机构，共同成立“长三角肺癌协作组”，英文名：Yangtze River Delta Lung Cancer Cooperation Group（East China LUng caNcer Group），简称ECLUNG。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陆舜教授说，临床医学的进步往往离不开创新研究，而在肺癌诊治领域中，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就包括对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的研究。本协作组是由长三角地区47家具有一定肺部肿瘤诊疗及临床转化研究实力的医疗单位联合组成，是一个研究型、非盈利性学术团体。成立协作组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开展胸部肿瘤研究领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及转化研究，特殊病例多中心会诊等，为胸部肿瘤临床实践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促进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的诊疗、转化研究的创新性及前沿性，提高东部地区胸部肿瘤的诊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青年专家委员会

长三角肺癌青年专家委员会是长三角地区中青年胸部肿瘤医生交流，学习，分享的重要平台，其前身是2021年1月成立的ECLUNG青年博士团队，2021年6月改名长三角肺癌协作组青年专家委员会，简称ECLUNG YOUNG。这些中青年胸部肿瘤医生都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胸部肿瘤领域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思维敏捷，想法多样，交流直接，易于沟通，紧跟时代，是我国胸部肿瘤界未来的骨干力量。

ECLUNG共识/指南系列

随着ECLUNG青委会推出首部全国专家共识《中国实体瘤NTRK融合基因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后，系列国际/全国专家共识/指南陆续推出，并相继在Innovation，Cancer，Thorac Cancer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这些为胸部肿瘤临床实践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学依据，促进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诊疗、转化研究的创新性及前沿性，提高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的诊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作为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组织，ECLUNG青委会把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作为奋斗的事业，迎难而上作为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的方向标，ECLUNG新生代结合时代背景在未来四十年时间选择迎难而上，勇于向各种艰难困苦挑战和亮剑。

长三角肺癌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故事

萌芽阶段

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开始于1960年，1983、1986和1990年，卫生部就在临床和科研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中，分别指定了三批临床药理基地。

产生阶段

GCP的产生是临床试验发展史上跨时代的大事。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了《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指南》（WHO-GCP），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明确以GCP命名的文件。从那个时候起，关于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法规，统称为GCP。

1996年5月，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CH）颁布的ICH-GCP（E6）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代表了国际公认的临床试验操作规范标准，也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必须遵循的GCP准则。自此，GCP国际化进程的大幕正式开启。

GCP的产生提高了临床试验操作规范性要求，促使了临床试验的社会化分工，产生了以合同研究组织（CRO）和机构管理组织（SMO）为标志性的商业组织，以及临床研究监查员（CRA）和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为标志性的从业人员，从而诞生了临床试验行业。

机构动员试验多方人员共同参与及相互配合，形成了研究人员-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临床研究监查员（CRA）-质控专员-项目管理员反馈整改互动模式，对临床试验产生的大量源数据进行实时质控。

2004年我国参加的第1个TKI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INTEREST（2004年4月正式启动，2006年底结束入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北京协和医院李龙芸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上海胸科医院廖美琳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蒋国梁教授

Lancet（INTEREST）

LancetGefitini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INTEREST）: a 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Mei-lin Liao（2008）

发展阶段

里程碑事件包括： ①国家药监局于1999年成立，建立起一只专业化的药品监管队伍，以及史上最严的数据核查要求“722事件”；

②GCP的颁布与更新，2017年正式加入ICH，从有法可依到国际视野；

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让新药研发企业大量涌现；

④从十一五开始，国家科技部和卫健委共同参与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明确支持医院GCP平台建设，与新药研发的市场属性相比更具社会功能属性；

⑤2021年CDE颁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引发剧烈社会反响，也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表态。

CheckMate 816是全球首个获得EFS和pCR阳性结果的免疫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3期临床试验， 作为CheckMate 816试验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区PI，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从设计阶段就参与了该研究。

N Engl J Med（CheckMate 816）

N Engl J MedNeodjuvant nivol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resectable lung cancerShun Lu（2022）

中国创新药往事

1.改革开放、实现人才积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随后于1980年开始大批中国学子逐步开始走出国门留学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基本打下了初步创新人才的基础积累，通过或在海外知名高校求学、或在跨国医药企业任职、或在医药相关组织工作，逐步积淀、厚积薄发；

2.中国入世、实现链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更加广泛的正式的深度链接，自此中国经济开始实现高速增长，为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及相关社会条件。自2003年开始，包括医药领域在内的诸多行业均有大批海外人才开始逐步回国创业（如加思科王印祥、贝达丁列明、百济神州王晓东、薇诺娜郭振宇等等）。药品研发创新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长期工程，通常需经过十年以上的积累，才能逐步结果；

3.政策破局、实现新药破茧：2015年毕井泉入局药监总局，大任担当，开始大刀阔斧的药审改革，以及至最终实现了《药品管理法》的全面修订，至此，为新药研发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即引来全球资本的加持，新药研发开始进入“百花盛放、百花争艳”新时代。如果把中国的新药研发创新，比作夜空中绽放的一束璀璨烟花，促成她需要三大阶段：原材料的准备阶段、制作过程及成品阶段、甄别合格品及燃放阶段。三个阶段、三大要素，一个不能少、顺序也不能颠倒。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需要注册、审批才能上市，企业在注册批准过程中的所有努力，就是药品研发。因此，国家注册审批系列政策就是指挥棒，指引着药品研发。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试图梳理医药研发监管的变化历程，通过数据透视政策对研发的影响，完整展现药品研发的发展趋势。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的医药政策，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基于历史的积淀。正如国家药监局徐景和副局长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变革的动力，研究世界药品监管史，我们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部问题史。问题史就是变革史，就是成长史，就是进步史”。

改革开放前国家基本没有认识到药品的特殊性，虽然有相关的制度，却并未得以执行。1963年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联合下达的《关于药政管理的若干规定(草案)》，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药品管理的综合性法规，确立了药品新产品的管理原则；1965年卫生部、化工部联合下达了《药品新产品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是我国执行的第一个药品新产品管理办法。

从上述政策的发文单位（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国家科委）可以看出，我国药品的管理工作尚未开成体系，还处于多头管理阶段。不仅如些，这些草案甚至还没来得及贯彻实施，我国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阶段。这期间一个个“新药”、“新产品”横空出世，无须临床试验，也无须药政部门审批.....

1978年改革开放，医药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走向了科学监管的漫漫长路。

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药政管理条例(试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得以执行的药品管理办法。1979年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根据《药政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联合下达了《新药管理办法(试行)》，共16条内容，对新药的分类、科研、临床、鉴定、审批、生产到管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我国新药研发开始进入新时期（但这个文件存在较严重的药品审批权问题，地方仍有一定的新药审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于1985年7月1日施行，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药品管理制度。在此之前，都是采用国务院或政府部门规章制度的形式，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社会在医药领域的具体体现。1985年卫生部还根据《药品管理法》颁布了《新药审批办法》，并同步施行。从此，新药的审批管理进入到法制化阶段。

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药品批准注册的权限由地方集中到了国家药监局。2002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医药监管开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机构与体系，掀开了医药研发的新篇章，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但同时由于对药品注册理解的不成熟、注册监管的宽松，全国药企药品注册热情高涨。根据统计，2005、2006年连续两年药审中心承办的药品注册申请超过2万个，2005年化药和中药的申报均超过1万个受理号。直到2007年的药品注册核查才加强了药品申报资料真实性的核查，并出台了2007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来加强监管，才遏制住了企业狂热的“注册热情”，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但药物研发的不规范、不真实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同时药品审评审批积压问题严重，影响到了药品创新的积极性。

直到2015年7.22临床试验核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等一系列大动作，才拉开医药新政的大幕。伴随2018年加入ICH，我国医药研发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三年间医药新政在研发领域的进步是根本性的，改变的不只是药品质量本身，而是制药人的观念和理念，革除的是积重难返的诟病。

我国胸部肿瘤临床研究与欧美仍有差距，亟需开创临床研究新领域

近年来，全球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者都加入胸部肿瘤研究的阵营中了，而且中国专家主导的研究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在近几年的国际大型会议如ESMO，AACR，ASCO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中国声音，我们自己的大会如CSCO会议也取得了出色成绩。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临床研究水平仍处于第二方队，与世界先进行列相比还有一定距离，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新药的批准数量上，我们远远不及欧美。这其实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相匹配的，因为我们真正注重并开展创新型的临床研究至今不过十几年。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亟需开创更多临床研究新领域，为世界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经济领域中，生物制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欧、美、日等先进的国家地区，生物制药对于经济贡献的重要程度可与大数据、基因芯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媲美，在中国，生物制药也是一大经济支柱，应该受到广泛关注。

优势得天独厚，中国肿瘤创新药大有可为

我国抗肿瘤新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艰难过程。在抗肿瘤新药的创制方面，中国的优势有两个：

一、中国是制造大国。中国的原料生产排在世界前列，一旦成功开发出产品，就可以大规模生产，从而大大降低成本。

二、中国是人口大国。产品销售量越低，研发成本就越高，反之研发成本就会被摊薄。

从市场角度看，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生物制药企业的绝佳市场，民族制药企业应该融入到世界的大市场中去。从研发角度看，患者基数大，也会加速临床研究的入组。十几年前，我国临床研究做得比较少，质量也较差，西方国家不愿纳入中国患者的数据，而现在中国研究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国际大型临床研究都喜欢纳入中国患者，加快入组速度，从而提高新药的上市速度，帮助更多患者。

另外，我国有很多专家从西方学成归国，研究水平很高，也带动着中国研究逐渐趋近世界先进行列。

研发药物不像造自行车，我们造自行车有设计图、有说明书，照做就行，但一个药物的研发凝聚了成千上万个科学家的辛勤劳动，需要从零开始做基础研究找靶点，再针对靶点开发药物，还要有几百上千的患者共同参与做临床研究。前期靶点研究可能花10年，药物开发可能又花10年，每个药物的研发花费可能是十几、二十个亿，但进入临床试验后，最终成功上市率大概只有20-30%。而上市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只能由药厂独自承担，这些失败成本必须均摊到成功上市的药物中，否则一个药物的研发失败就足以拖垮整个药厂。

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药物开发也有自己的规律，开发新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失败风险比其他行业高出太多，如果利润薄如纸片，企业不可能投入如此高额的研发成本，应让企业留有一部分利润去开发新药。

近10年来，中国抗肿瘤新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me-too）走向创新（first-in-class）的艰难历程。从1960年开始进行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至今已有60余年。并且随着抗肿瘤新药研发重点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中国迎来了令人兴奋的新药创制时代。

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现状、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应该如何走向更好的创新之路

我国抗肿瘤新药研发取得巨大进步

既往我们国家新药审批制度主要借鉴于美国FDA的成功经验。近些年来，我国新药审评审批速度不断加快，并对许多仿制药进行了等效性探索，淘汰了一批低质产品。如今，原研药物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原研创新将会是未来中国医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体现出“中国智造”。此外，除了以药品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之外，我国由研究者发起的各类临床试验（IIT）已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新药研发的效率，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点。为提高药物可及性，我国更是开通了“孤儿药”这类的快速审批通道，也加快了药物审评审批的速度。

肿瘤是一类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对我国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提高5年生存率等。要想达成这些目标，就需要将大量生物医药国产化，提高可及性。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全世界生物医药的研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成果良好，个人认为我国的新药研发进程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此外，虽然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了技术封锁和打压，但这更迫使我国在高新技术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上“异军突起”，在开发研制和生产生物药品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

因此，我相信我国抗肿瘤创新药物研发取得进步是势不可挡的。

我国新药研发尚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我们国家申请的新药专利数量很多，但是临床转化率比较低。这涉及到政策层面，例如干细胞和免疫细胞领域的新药审批，在我国是按照三甲、三乙、二甲、二乙相关医院等级执行相应的审批权限，这样备案审批的制度大大影响了研发团队进入新的医疗机构开展工作的进度。对于该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做法，可以适当赋予行业协会相关权利进行审批，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这是政府在整个政策体制上需要做的重要创新改革。

第二，我国特别强调论文与晋升的关系，职称晋升制度限制了生物医药的原始创新。一旦我们把原始创新的相关结果发表成论文，相关专利便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如果不发表论文，研究者又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得不到政府基金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第三，我国仿制药和创新药、国产药和进口药之间的医保报销比例应该要存在差别，以支持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因为同样的创新在我国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政府对这一方面进行支持。

现在，随着整个国家对于科技成果、人才培养、人才转化等激励政策的出台，我国生物医药的春天正在到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将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生物医药的发展。

我国抗肿瘤新药研发如何走向更好的创新之路

我们鼓励原始创新，首先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政策制定，让资本回归理性。很多资本倾向于引进带有成型初步想法的专家进行短平快的药物开发。资本的这种短视行为很不适合生物医药的研发，如果我们国家对这种短视行为加大限制力度，资本便会回归理性。创新研发的项目在经历临床前期的探索性研究、I期/II期临床试验阶段之后，会面临大量的淘汰，所以资本对10个项目进行天使投资，10个中有1个成功已经算是很高比例了，因此我们要让资本回归理性。

以我为例，我和我的团队既往做了一项研究，将I131标记到人源性抗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抗体的Fab段做成放射偶联物,治疗肝癌的效果非常好。此外，与北京301医院合作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把一个称为CL3的胃肠抗原标记上I131，对食管癌和肠癌原发病灶和转移病灶进行瘤内注射，效果也非常好。当时如果能得到百万水平的资助，就有可能将上述的两个放射标记的抗体由鼠源化逐步开发为人源化。

目前，我们国家原始创新的风气越来越浓，我希望政府要大胆改革，让资本更加理性。

一项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成功的关键要素

我认为有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临床试验设计。这涉及到很多临床研究的基础或者是同一类药物成功和失败案例的分析。设计里面的一个简单的分组、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甚至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一个研究的失败。所以，研究设计非常重要。

第二，启动的I期、II期、III期临床研究，一定要基于中国现有研究者发起的探索性研究的证据，不能急于进行临床注册，一定要先得出非常可靠的研究数据，这样成功几率会大大提高，这也是促使资本回归理性的一个因素。

第三，任何一项临床研究都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临床研究团队。那么，一个优秀的临床研究团队不能仅仅只看其发表高影响因子临床研究论文的数目，抗癌管家-康爱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梦。其实，很多名气不高的医院或者专家，有着足够的病人数量，只要有严格的内部管理再加上申办方的严格监理，也能承担很好的科研任务。我们需要大胆培养新生代的专家，把不起眼的优秀团队发掘利用起来，只要有好的专家和病人资源，便有可能做出好结果。

IIT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存在的困难

IIT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招募受试者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旦出问题，政府不愿意承担主体责任。再者，研究者所在的医院或者单位负责人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客观问题。

IIT研究涉及到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资本要投入，要有经费来源。第二是患者的选择，例如患者依从性要好，安全评分相对较好，体能状态较好，基线评估风险要比较小。万一先期入组的患者出现死亡事件，后续招募患者会更加困难。第三是资本限制了IIT研究的发展。如果政府能够支持IIT研究，立法支持一些重点项目或者横向基金，就能够解决IIT研究受限于资本的问题。

回首过去50年肺癌药物治疗的发展，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逐渐引领起了主旋律的奏鸣，而我们中国学者，也盛装参与到了这场演出中。

特别是在靶向治疗领域，中国学者抓住了我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EGFR突变率高于国际水平这个契机，以此为切入点有力推动了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临床诊疗发展，使得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跟上了全球探索的脚步，且发展到今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领先的趋势。例如，在针对EGFR TKI的探索中，我们的IPASS研究首次在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中确立了吉非替尼在EGFR突变NSCLC一线治疗中的地位，推翻了国外研究的结论。之后，在针对脑转移和辅助治疗的探索中，我国学者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创新药物改革

20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一扫之前医药领域的沉疴，出台了中国创新药史上最重要的44号文即《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再到2016年新药定义的改变，2017年6月份正式成为ICH成员，短短三年间的药政改革所带来的监管侧的改变，确实为药企创造了良好的研发环境。

在免疫治疗领域，中国学者抓住了我国药政改革的契机。借助新药审批改革的东风，我们的新药研发进度大大加快，促进了免疫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与落地，使得更多的患者获得了生存改善，并产生了一系列全球范围内具有热烈反响的重磅研究，这些成就都值得我们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