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咸丰帝左右摇摆的政策，终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

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里，面临太平天国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两个对手，他仇恨农民起义，认为太平天国是“心腹之患”，必须坚决镇压，“格杀勿论”，而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则看作是“肘腋之患”或“肢体之患”，采取一种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政策，并且在整个战争中贯彻始终。

一八五四年，当英、法、美等国掀起第一次修约活动时，鉴于“夷性无厌”，这位自幼接受华夷之防观点的皇帝认为：“不可示以怯弱而长其骄志”，“与其用柔而为所挟制，转不如用刚而使有所忌惮也”。他谕令当时的两广总督、督办夷务大臣叶名琛要侵略者“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回绝了侵略者在广州的修约讹诈。后来当英、美驻华公使包令和麦莲到达大沽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时，他指示赶到大沽口外阻拦英美公使进京的长芦盐政崇纶和文谦：“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侵略者认识到：“以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堂皇兵力助其声威，欲求从中国人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让步，是毫无希望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之火点燃后，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战”与“抚”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举棋寡柔。

当侵略者首次进攻广州失败时，他鉴于“中原多事”，反而认为：“此次兵衅已开，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同时又害怕；“沿海再起风波”，因此再三告诫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只顾眼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不久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他又认为“天朝皇威”遭到损害，切齿痛骂英法入侵者，并为此发过一些“痛剿”之类的上谕，但考虑到“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时，就又“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之计”。侵略者在剑拔弩张，他却认为：“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启兵端”。

一八五八年，大沽炮台失陷，为解京津之危，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但在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翰林院侍讲学士潘祖荫、侍讲许彭寿等许多官员都反对言和，要求抗战，朝中大臣以吏部尚书周祖培等为首也纷纷上书，反对迅速批准天津条约。周祖培奏称若外国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钱宝青奏称：“若驻京一事，仍复一请再请，强皇上以必从，则琉球之祸将立见于天朝，京师岂复为国家所有？”由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险境，也由于太平天国因天京事变元气未复，咸丰帝感到条约中：“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其中尤以“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于是下决心修改乃至废除天津条约，宣称：“城下之盟，古之所耻”。他一面命令负责大沽口防务的将军僧格林沁加强海防，准备迎击外敌入侵；一面又急谕各地勤王之师迅速向京津地区集结。

应该说清政府确实是做了一番迎敌准备的，一八五九年六月大沽口激战前夕，清政府曾警告过企图以武力胁迫换约的英、法、美三国公使；“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然而，当驻防大沽口的清军浴血奋战，取得大沽口大捷时，咸丰帝却又改变了主意。战斗方一结束，便反复告诫前线大臣；“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今幸得此胜仗，稍挫凶锋，趁此时与之开导，当易有转机”。清政府正在鸣锣收兵，偃旗息鼓之际，而被大沽口炮火激怒了侵略者却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战争咆哮，英法再一次组织联军入侵，在咸丰帝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动播政策影响下，发生了天津海口、天津城以及八里桥等地的激战，英法联军虽然遭到了很大损伤，但清军却连连失败，咸丰帝迫不得已，指示恭亲王奕䜣强守北京，“相机办理，总期抚局速成”，自已则以“即将巡幸之豫备，作亲正之举”为借口仓惶出逃热河。一八六O年十月、十一月奕䜣分别同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而告终。

战争的胜负受制于多重因素，诸如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以及军事实力、国力、地理条件等等。超越这些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以求获胜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力争胜利却是可能的。纵观第二次鸦片战争整个过程，作为战争决策和军事指挥者的咸丰帝，其动摇不定的政策是决定了战事面貌，直接导致了战争的败局。

由于咸丰帝政策的动摇，使贪得无厌的入侵者的要求步步升级，侵略气焰日趋嚣张。一八五八年三月，面对杀气腾腾前来大沽口的英法联军，丝毫不作战斗准备的清政府企图以“全免税款”，乃至“必不得已，于闽省、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与英法议和。这样的让步，反而使侵略者看穿了清朝统治者害怕对外战争的弱点。天津条约订立后，咸丰帝面对自己批准的条约加以反悔，使得侵略者感到必须进一步加大武力威胁，才能迫使其完全屈服。

一八五九年六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在咸丰帝“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设法怃驭”的谕示下，两江总督何桂清要中国商人同英国商人联系，向英国公使打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议和，侵略者当然提出了一连串新的要求。总之，以咸丰帝为代表的清朝政府发号施令常常是摇摆不定，自相矛盾，终至只能听任侵略者摆布。而侵略者的胃口却越来越大，其最终攫取的侵略权益，不论在广度上，深度上，比起列强的修约要求要大得多。

由于咸丰帝政策的动摇，时而主战，时而求和，致使军心涣散，清军战斗力大为削弱，使战争大起大落。《庚申英第入寇大变记略》中记载：“僧（指僧恪林沁）营连日开仗，因多制肘，故败多胜少”，“诚以昔欲战，而不使战，今使战而不欲战也”。连指挥战争的主要统帅之一的僧格林沁也对咸丰帝的模棱两可政策表示不满，认为“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主和，明日主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

在皇帝的这种一日三改的方针指守下，实际上形成了开门缉盗的形势。英法联军所以那么从容地在北塘口登陆，进而大沽炮台失陷，天津被占以及后来僧格林沁军队在八里桥败北，不能不说与咸丰帝动摇的战争收策没有关系。兵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要因素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兵力不过二万八干余人，真正投入作战的兵力只有一万七干七百人，清军在京津地集结兵力达二十万，真正能机动作战的兵力为五万余人，清军兵力较之英法占绝对优势，但在各次战斗中，并未能保持这种优势。战争后期，守在门口的数十万大军与远涉重洋孤军远征的两万多入侵之敌不敢真正决心一战，相反，从海口一直让敌人步步推进，最后攻入北京城，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就在于咸丰帝动摇不定的政策所致。

咸丰帝是近代中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激荡时期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当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这个天朝大国已经饱受鸦片的毒害和西方列强的冲击，丧失了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又面临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严重挑战。这样，咸丰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中就必然表现为：对于农民革命，竭尽全力，坚决镇压；对待外国的侵略，被动应付，动摇不定，时而抵抗时而求和。到最后，只要保住封建统治，对外国侵略者的一切要求都答应下来，这就导致了19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