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治水真的失败了吗？从二里头排水系统看共工式防洪智慧

共工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历史原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某治水部族的首领。在大众的认知中，共工是怒触不周山的叛逆者，是治水失败的反面典型。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传统的失败者形象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明确其作为治水部族领袖的身份。不过共工开始治水的时间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明确，《竹书纪年》中有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淮南子》又称其“与颛顼争为帝”。可帝尧时期与颛顼时期相差甚远，但不论怎么说，共工治水是确有其事。

根据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五帝时期黄河流域洪水频发，严重威胁着部落的生存和农业生产，共工作为治水部族领袖，为了保障部族的安全和发展，便开始组织治水。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共工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治理水患，也就是夯土筑堤堵塞河道、削高填低平整土地，此举被批判为只堵不疏，导致河床淤积、洪水加剧。

在后世编纂的史书中，失败者一般难逃被污名化的命运，共工也是如此。《山海经》中将共工描绘成“人面蛇身朱发”的怪异形象。《淮南子》中记载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故事，直接将共工定性为引发天崩地裂的祸首。儒家经典《尚书・舜典》则将共工列为“四罪”之一，批判其“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在道德层面彻底否定共工，并将共工治水失败简单归结为“言行不一”、“违背天道”，完全忽略了治水探索的技术价值。

随着儒家思想在西汉及以后被确立为官方的主流思想，当后世儒学大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再次强调共工“行险侥幸”时，人们再提到这位上古治水者，就只会想到他的失败，而忘记了他在治水过程中的探索。

二里头排水系统中的共工遗产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为重新认识共工提供了考古佐证。在二里头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总长700余米的石砌排水沟如同地下血管般纵横交错，其底部铺设的鹅卵石防淤层历经三千年仍保持着良好的导水性能，两侧用规整石板垒砌的沟壁上，清晰可见与辉县孟庄遗址共工时期堤坝相同的夯土纹理。

虽然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要晚于共工时代，但这种“地上堤坝”加“地下管网”的立体防洪设计绝非夏人凭空创造。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夯土堤坝，其外高内低的缓坡结构与二里头排水沟的坡度设计如出一辙，两者都遵循着“以地形制水势”的工程逻辑。

西山古城堤坝采用纯净黄土分层夯筑，每层厚度约15厘米，这种夯土工艺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体现。考古人员在二里头排水沟壁的石板接缝处，发现了与西山黄土成分相近的黏土黏合剂，证明夏代工匠虽改用石材，却延续了共工式的分层加固的理念。这种材料改良既继承了共工的分层防渗理念，又适应了黄河中游更复杂的水文条件。

共工的真实形象

当我们跳出文献叙事的约束，结合考古实证与环境史视角，共工的形象将变得更为立体，其治水策略也远比文献记载复杂。《管子》记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可见共工部落生活在水网密布之地，是有治水的实际需求的。而孟庄遗址显示，共工部落在居住区外围修筑堤坝，又通过壕沟分流洪水。所以共工治水采用的应该是“堵疏结合”的方法，而非一味地只堵不疏。

再结合当时的背景看。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共工治水的主要遗址如辉县孟庄、郑州西山等，距今约4100年至53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金属工具尚未普及。根据全新世气候曲线显示，当时的黄河流域正处于气候异常期，降水集中且河道不稳定，洪水往往呈现漫流状态，在缺乏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大规模疏通河道几乎不可能，共工选择“壅防”为主的策略也是务实之举。直到大禹时期，气候趋于干旱，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抬高，疏通河道才具备客观条件。所以共工治水的失败并非个人能力不足，而是技术与气候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共工治水未能彻底驯服黄河，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失败者。实际上共工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探索治水之路的先驱者，他留下的防洪遗产，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治水传统，并为后世水利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