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摄政王载沣为什么丢掉政权

历史给了载沣平台，时间和机会。无论是改革路线，还是最高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以及他上台后大清局势的相对平静，说明了当时有改革时机。可是，载沣辜负了历史机遇，辜负了当时人们对他的期许，仅3年就丢掉了政权。

但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随着大清帝国政权的垮台，平稳过渡的历史机遇因而丧失，中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说，载沣不仅是大清帝国的“亡国之君”，而且是导致中国近代化进程遭受惨烈挫折的责任人。

从现有的资料看，载沣的性格、经验，学识根本就不具备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慈禧太后选择接班人自私自立和任人为亲算计失误，是导致清廷丢掉政权的关键所在。载沣并不是合适人选，作为载沣的次子的溥杰在清亡后与其父一起生活多年，他认为父亲载沣“对政治一贯不感兴趣，对于家事也同样嫌麻烦，不闻不问”，追求恬静安逸的生活，持一种“疏懒自乐的人生观”。他说：“我父亲的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提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祖父相似。不过，我父亲对于接人处事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我的祖父。”

曾深受摄政王载沣信任、重用的胞弟载涛评价乃兄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这样的人“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谨小慎微，尚有父风，而才具平庸，尤乏手腕”；有人说“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时期，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慈禧太后选择载沣做接班人，本身就在于载沣性格软弱，使慈禧太后及接班人侄女隆裕太后好掌控。

教育上，载沣不具备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在王府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培养成为一名闲散王爷，慈禧让他进入政治很晚，在军机处历练一年多，就进入大清决策层，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经验学识严重不足。

载沣接班时，国家已进入筹备宪政阶段，两年时间内就要成立资政院，八年时间就要实行宪政，国会、内阁都会成立。治国，不能再延续皇权独断的格局，而要进入君主议会政治的新时代了，在现有的君主专制制度框架下，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清廷不断让渡权力、各方相互妥协，和平过渡到宪政。载沣作为一个政治新人、性格温和敦厚没有权力欲，形象好，他作为光绪弟弟，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只要有良好辅臣和班㡳弥补他经验和性格不足，可以协调各方，完成改革。

此时的中国，慈禧太后留给载沣的班底和格局，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历中枢，政治经验丰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雄才大略，兼具大格局和实干家的优长；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年高德劭，老成谋国；皇族中度支部尚书载泽、民政部尚书善耆，也具有一定才干，表面看班底满汉相得益彰，相互制约，最合适不过。可实际庆亲王奕劻为人贪腐，买官卖官，甚至革命派都从他手中买到了官，以他为中心，形成清朝贪官集团。在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与载沣是兄仇。在公，袁世凯用大清钱建立的北洋六镇，有私兵军阀化倾向，严重威胁清廷统。张之洞表面上老成谋国，但在湖北实行自己的新政，使湖北成为革命大本营，孙中山就赞扬“他是不革命的革命者”。载泽，善耆是皇亲国戚，虽有些才干，但只是中上等，不足以用他们智慧支持改革。载沣本人成为接班人，时间太短太快，他没有建立自己的幕僚班底，缺乏谋士辅助。

中国传统皇帝对太子培养非常重视，选择名臣大儒对太子进行教育，而太子的老师们和幕僚是他以后班底。清廷雍正废除了预立太子制度，使得这一传统优势无以发挥，慈禧让他介入政治太晚了，没有更多的机会建立幕僚班底。对清廷运作和政策，对清廷诸臣人品才能认识，不甚明了。自己政治经验又严重不足，以他只能重用亲近的人和亲戚，出现政治失误就在所难免了。

载沣的最大失误，就是刚上台就打破了慈禧太后留下的中枢人事布局，就是急不可待地罢黜袁世凯。中国政治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罢黜袁世凯势在必行。但是当时的局面不同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的国策刚刚确立不久，载沣刚上台，需要树立形象，保证清廷各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安人心，更需要时间对清朝下上进行了解，组建自己班底。

袁世凯当时是“中国政坛上既能获得外国人尊重、又能统筹国内各派势力的人物”。袁世凯“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慈禧太后在世时，对袁世凯相当信任，所谓“疑雄之事多取决于本初”；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的统治术，是驾于各派冲突之上，利用矛盾，保持自己权势。慈禧通过控制袁世凯，控制北洋六镇和北方新政。

载沣固然没有慈禧太后的权威和智慧，但他当时是合法的最高领导，袁世凯并没有质疑载沣的合法性，也没有挑战其权威的迹象。从载沣尚未上台起，袁世凯就一直向他示好、示弱，表达拥戴之意。而且张之洞和皇族亲贵中的载泽、铁良等人，以及相对保守的言官们，都可以对袁世凯形成制约，载沣正可以相对超脱，这对各方进行可以接受的安排。

当时《纽约时报》预测：“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体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增长，这对于一个熟悉朝廷内情并曾经执掌过中央以及地方行省权力的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从袁世凯已经取得过的一些成绩来看，他对大清国很可能会是个非常有帮助的人。袁是位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地有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

可是，在仇视袁世凯的日本势力，维新派和满清贵族的幕后操纵下，载沣本人也与袁世凯的兄仇，新进皇族亲贵的少壮派为了向袁世凯夺权，怂恿煽动，载沣也就效仿年轻的德国威廉二世罢黜俾斯麦的做法和嘉庆罢免和坤的方法，在国丧期突然出手，一举罢黜了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一朝罢斥，政治重心便失去了平衡，以至于满廷的中枢已成满族亲贵包场。随着袁世凯被逐，张之洞突然病亡，满汉平衡格局彻㡳被打破，清廷上层统治层争权夺利就不可避免，以载沣的性格、经验，很难驾驭；同时对地方督抚控制力大为减弱，使各地离心力增大。当时英美《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将因此而停滞；《华盛顿邮报》断言，这是满洲人的夺权阴谋。

总之，罢黜袁世凯后果极其严重，此后一系列问题，都是由此派生的。袁世凯在时，他负责筹备宪政能够比较顺利推进，当时外国观察家所说，“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欠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需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改革脱轨的可能性不大。

载沣还有机会弥补这个重大失误。那就是给维新派平反提拔，以换取维新派和立宪派的支持，使维新派和立宪派进入朝堂，在成立内阁时，起用袁世凯或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加入组阁。甚至在武昌起事后重新这样组阁，都可能有机会保住君主立宪政体。但是，载沣一次次失去了机会。武昌起事，袁世凯呼吁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开放政权，大赦天下，立宪派江南然流张謇，维新派康梁等也发出同样的呼吁，载沣在既得利益的亲贵派和皇族内门各劝说下，决定用武力镇压。

载沣当用北洋兵力，不得不起用袁世凯时，只授予一个湖广总督的头衔；迫不得已时才授予钦差大臣的兼衔。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湖北省，四川省的问题了，南方各省都已经闹起来了，以袁世凯所获授权力军力，他很难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所以武昌未靖，皖赣江浙相随，东南各省相继独立。

原本希望清廷通过组织责任内阁和政权改革，尽快实行宪政以消弭内乱的立宪派张謇等改革派和维新派领袖人物在全国大好革命形势下，也不得不改变态度，转而和革命派合作推动各省响应革命。

这种重大转折关头，解决时机转瞬即逝，全国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南方各省全部独立。欧美各国也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由，停掉了对清廷的货款和关税。载沣不得不全盘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但是，此时清廷《重大十九信条》和解散皇族内阁的举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清廷告庙宣誓，但清廷已没有公信力了。而且，此时的袁世凯受到皇族亲贵少壮派的激烈攻击，使袁世凯离心离德，对这个政权的失望进一步加剧，不再效忠了。那些皇族亲贵们在这紧急关头跑的跑，诅骂诅骂，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和才能与革命派用生命战斗，大清政权就只有垮台了。

匆匆忙忙打破慈禧太后留下的中央班底是载沣所犯的带有根本性的错误，那么，没有及时把康梁维新派纳入体制，则是载沣又一重大失误。按照传统政治的一般规律，最高权力交接后，新上台的领导人总是从平反前朝的冤假错案开始，以收买人心，提振士气。载沣则是只破坏，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没有吸纳新势力。不为戊戌维新党人彻底平反，就是拒绝让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和立宪派回归政权。

慈禧死后，清政权和维新派政治上可以和解，载沣上台后为其平反，不仅要挽救改革的命运，可以使维新变法和立宪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的力量。所以，皇族亲贵、中央大员、地方督抚、名流绅商，许多人就与维新派有着密切联络，相互呼应。

慈禧太后不宽恕他们可以理解，载沣未能决断为他们平反就是失策了。载沣对起用维新派担心这样做对慈禧太后威信有损就放弃，根本就是无能的表现。不用维新派和立宪派，使他们走到与朝廷全面对立面、与革命势力合流。当时梁启超说“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舆论对政权的杀伤力也是不可小视的，名流严复就总结说，

罢黜袁世凯后仍然视康梁维新派为敌人，没有吸纳新力量，那维系政权只能靠皇族亲贵了。而这，恰恰是载沣致命的错误。任用亲贵，不仅与维立宪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与清朝祖制不合。依靠皇族维系政权者，只是到了慈禧太后时代，才突破祖制。但她自己也承认，她掌权任用个别亲贵，是出于无奈。载沣上台罢黜袁世凯、拒绝维新势力回归，只信用皇族亲贵，推出“皇族内阁”的地步，成为家天下，就是根本性的错误了。载沣就是信任皇族亲贵，瓦解人心，丧失公信力，莫此为甚！要知道，清政权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汉矛盾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是慈禧太后用个别亲贵，也非常小心翼翼地注意掌握满汉权力平衡。

此时革命党一直在宣传鼓动“驱逐鞑虏”，而且一直在宣传清朝廷所谓立宪完全是欺骗，是以立宪为名排斥汉人的，在这个敏感时期，载沣却草率地这么做，事实上等于把所有汉族精英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汉族精英们谁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呢？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羊犬余孽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大辱，绝代之巨耻也。”这番说辞的杀伤力何其大哉！革命这时已经上升到民族矛盾，全国人民已对这个政权敌视仇仇。

载沣只信用皇族亲贵，权力格局失去了重心、打破了平衡，皇族亲贵间的内部内斗，他们相互拆台，揽权逐利，闹得清廷乌烟瘴气；载沣自己没有足够的威信和能力驾驭他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铁路国有化政策的出台和随后应对川乱的决策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人所说，皇族亲贵早已自坏长城，“革命之事，乃诸王之自革而已”。“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亲历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说：“清王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

就国际环境，各国逼使中国门户开放，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租界，割让领土，控制税务…。就国内言，自镇压太平天国后，大清帝国的体制就出现了裂缝，地方分权化、军队私人化趋势明显。就连慈禧太后这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尽量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出台重大政策，不仅朝廷要讨论，还要反复征求地方督抚和外国人的意见，载沣对这个天下大势认知不足。

在治国理念上，载沣迷信“有兵在”。载沣没有受过系统的皇帝教育，一切政治知识源于自己的认识。他亲身经历的是慈禧太后一言九鼎，而身为哥哥皇帝的光绪帝却形同虚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权操诸慈禧之手。载沣访德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也是军权操于皇室，让他得出军权高于一切的结论。

所以，载沣一心把军权集中于皇室，载沣因为迷信“有兵在”，就不考虑或若不顺视收拢人心。在国家转型的窗口期监国3年，失误连连，人心失尽，当他看到他控制不了兵，明智地放弃了以武力捍卫政权的打算，放权换取袁世凯位。

载沣不是专横的领导人，也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领导人，他领导中国的3年，当时政治宽容度是很高的，国民言论、结社自由度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之一，选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民意机构不受控制地充分发挥着作用,转型的前景是好的，可惜功亏一篑，转型没有成功。

截沣作为处于这个历史拐点上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然是有责任的。在中国，君主制是君主个人集权专制，梁启超就说，当进人20世纪以后，中国“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满清君主专制带给近代中国家和人民的结果是大屠杀，文字狱，闭关锁国，近代外敌入侵，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

清朝是入主中原少数民族，中国人对君主专制的本来就不好，少数民族君主所做所为更增加了人民对其的厌恶感。满清政治转型格外艰难，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情况下，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人民对君主制的抛弃。中国又是千百年来习惯了君主制的国家。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专制已经成为中国三千年的民族、文化纽带，秩序和稳定的中央象征，一且骤然割断，势必陷入战乱、内战，再统一……

载沣没有强化专制，更没有实施暴政，他的政治宽容；但是他任用皇族亲贵的做法，激化了国人对清廷的厌恶，从而把清廷带进了万不复之地。载沣上位后，在没有政局和体制稳定，没有听取各方广泛建议下，盲目进行改革，如新军改制，币制改革，央行建立，放宽新闻舆论，鼓励兴办实业，铁路国有制…，由于政策盲目行，带有重大缺陷，使清廷进入越改革越革命的怪圈。

他对当时清廷转型失败承担首要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君主立宪制的失败，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进入军阀战乱、专政之下，百年来的流血牺牲难计其数，代价之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