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晓峰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到了,我在给在上海读书的孙女的节日的祝福中,我也真诚地祝福普天下的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我真羡慕你们,你们在沐浴着祖国和平幸福的阳光!你们享受到了父母的真诚的爱!此时,你们幸福欢乐的笑声似乎泛起了我心中的波澜。我想到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没有金色的衣裳。
那是1957年,全国刮了一片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政治运动的风暴,我家居住在桑干河畔的一座古城。我的父亲在县政府里工作,此时他被列为有政治思想问题的干部。他每日在单位里,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地熬日子。母亲是家庭妇女,本来是一个勤劳善良能吃苦的的农民的女儿,但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她被“肃反”“三反”“五反”等多次社会的政治运动的惊吓,她的心里常常为政治“运动员”的父亲担心和害怕,她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开头,她披头散发,光着脚在大街上乱跑,常常被大街上的一帮野孩子在后面追打。后来母亲被送到在沙岭精神病医院治疗。(沙岭精神病医院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地区)因为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娘,我与姐姐们从而受到了城里一些人的嘲笑和歧视。有的邻居就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们。
70年代的母亲
经受着单位政治运动和家庭压力的父亲,每天还要照顾家里,还要每天照常到县政府上班,家里留下一窝未成年的娃娃:大姐十五岁,二姐十二岁,三姐八岁。三个姐姐都在县城中心小学读书,三岁的小芳妹妹被送到乡下一位叫刘喜亮的农民家寄养。(大姐因母亲患病,休学二年,依旧读六年级)只有五岁的我没人照管。开头,每天把我锁在家里,三个姐姐到学校读书。我一个娃娃孤独在家里,犹如一只困兽。一次,淘气顽皮的我偷偷从窗口爬出,摔倒在地上,所幸腿和胳膊没有摔断,但是腿已被摔破了皮,鲜血染红了裤角。我又到胡同里玩,又被一帮野孩子欺负,将我的脑袋打出一个小包……当三个姐姐放学在胡同看到我的悲惨的摸样,她们都哭了。晚上,父亲踏着沉重步子回到了家,瞧到我受到身上的伤口,和悲惨的摸样,他又动手打了我的三个姐姐。日后,三个姐姐带着我到学校,我自己在院子里玩耍。开头,学校老师不同意三个姐姐带我到学校,怕五岁的我在学校院里出事,校方要负责任。为此,我那可怜走投无路的父亲还去学校找校长哀求,(当时县政府还没有办幼儿园)最后结果,由于我家的特殊情况,校长终于同意三个姐姐继续带我到学校,等母亲病愈才能照看我,只是若我在学校出事与校方无关系。
1957年冬天,作者(右二,当时5岁)三姐(右一,当时8岁)父亲(左一)河北涿鹿县合影留念
就这样,穿着花格衣裳,头上还戴着花格帽子,(姐姐常把我当女娃娃打扮)脸上拖着鼻涕的我,每天大清早地就跟着三个姐姐一块起床,当然是大姐和二姐一路轮流背着我去学校。我若是半路哭闹,大姐总给我买我爱吃的棉花糖。三个姐姐各自在教室上课,我自己在校园里疯玩,等下课的时候,当三个姐姐看到我的脸和身上都沾满了泥土,她们总是心疼的落泪。
1964年秋,瘦骨嶙峋的父亲患病住医院,康复后在包头留影
父亲每天很晚下班,有时候还要到农村下乡和蹲点,一去好几天才回家。我的三个姐姐可遭受了苦了!每天放学回家,十岁的三姐很吃力地在灶旁拉风箱烧火,(当时小县城做饭烧煤炭)大姐二姐挑着二只大木桶要去五里外南关的一口老井挑水,不管刮风下雨,大姐二姐都是累得满头满脸的汗水,有时被雨水浇得象二只落汤鸡。想当年,父亲下乡蹲点工作回不了家,母亲患病住医院,由三个未成年的姐姐用她们稚嫩的肩膀支撑着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由于,母亲患精神分裂症常住精神病医院,我过早地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过早地失去了母爱,使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孤独、胆小、惧怕,自私。稚嫩的心灵从而受到扭曲。于是我在风浪中飘摇破船似的家里,扮演了一个小告密者的角色。
1965年冬,三姐(左一)和二姐于包头大发合影留念
那时候,在家里五个娃娃中,我是唯一的带茶壶嘴的宝贝儿子。父亲虽是一个进城的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但头脑里依然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一出生就受宠和溺爱,在我的记忆里,三个姐姐因为没有看护好我的缘故,几乎三天两头都要遭到父亲的骂,甚至要挨父亲的打。
父亲的过分宠爱和三个姐姐的特别呵护,我竟变成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王子”。家里有什么好吃东西先让我吃,有时父亲买回一些糖果,不懂事儿娇惯的我分得最多,我还不知足,竟还争夺三个姐姐的仅分几块糖果。其实三个姐姐所分到几块糖果也舍不得吃,最后还是留给了我。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的石头台阶上不小心摔倒而腿被磕伤流出了血,回到家我向父亲告状,(告密))说三个姐姐在学校看到我摔倒不管我,父亲看到我受伤的腿,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大姐二姐给揍了一顿。当时三姐吓得哇哇直哭,躲过了一次挨打。
1987年初冬,大姐(右一)与二姐(右二)三姐(左一)姐妹三于乌海市留影
又一次,大姐的头上被父亲打的还留个小包。看到三个姐姐挨父亲打,我还幸灾乐祸。三个姐姐当时咬着牙说日后要报复我,可过去了好些日子,她们一直没有报复。记得好几次,我向父亲告密,说三个姐姐偷拿家里钱乱花,父亲又是将她们三个一顿好打。其实三个姐姐根本没有偷拿家里钱,而是多次拒绝给我买小飞机玩具,因价钱很昂贵。自私自利的我,扭曲的心态化作成对三个姐姐的愤恨,而使我编造很多谎言去向父亲告密。
当时我不明白父亲为啥火气那么大?常打骂三个姐姐呢?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心里很苦!又因母亲长年患精神病住医院,债台高筑,家里女娃娃又惹他生气,再加上我告密,还有父亲对我的偏爱,而煽起他的无名火,父亲打骂姐姐也许也是一种发泄!后来懂事时,我才清楚,当时父亲正处于逆境之中。(全国开始反右政治运动,虽然父亲属于进城革命干部,但由于他十六岁在乡村教书,乃是一介书生,虽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考验,但依旧未脱离书生气,不谙政治风险的他,过于正直自信单纯,坚持真理,从而平日敢与直言,而得罪上级领导,屡次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可以说,父亲的一生乃是一个失败者。1959年,我们随父亲回到了雁北老家,父亲被下放农村种田。1960年,父亲在战友的帮助下,奔赴大西北,落户于包头市,这是后话。)
1993年夏,在乌海市与亲人们合影,作者(前排右一)大姐原月娥(前排右二)二姐原月梅(前排左一)二外甥女魏果珍(后排左一)三外甥女魏果英(后排右一)三外甥魏小六(后排(左二)四外甥贾红(后排左三)儿子付伟(后排右二)前面孩子是二外甥女的儿子孙涛
由于父亲的溺爱和三个姐姐的娇惯,使我幼小纯真的心灵粘上了灰尘,心灵而变得扭曲。多少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我童年曾是一个小告密者,我的心底感觉到隐隐的疼痛!我开始了痛苦地反思,尽管我是幼年做错的事,但我依然不能原谅自己!使我久久地反思,使我久久自责!使我久久地羞愧!
使我真正地认识到,告密者的罪恶和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文革时,家父曾遭到告密者的陷害,而失去了自由,被关在了大牢。后出狱不久在喊冤而病逝。文革时,我家也遭到了居委会积极分子的告密,被红卫兵造反派赶回老家雁北小山村劳动改造。后来回城到了兵团,在老连队时,在兵团到农村挖大渠时,我被安排住在一家房东是地主。其实这家房东人很善良,曾多次照顾我。我将知青战友吃饭剩下的饭菜,拿回来喂了地主家的猪,这下了可惹了大麻烦,引火烧身,引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波,我被班里一位积极要求进步,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的一个兵团温州的知青的告密,说我阶级斗争立场不稳定,竟和地主家庭搞在了一起了。为此我多次在班排里做了深刻的检查。
2019年11月20日晚,作者(前排左一)与80岁大姐(前排左二)妻子(前排右一)二外甥女果珍(后排左一)大外甥女果玲(后排左二)外甥孙女媛媛(后排左三)二外甥媳妇建华(后排左四)二外甥魏强(后排右三)三外甥女果英(后排右二)三外甥女婿六子(后排右一)
2019年10月21日,我携妻子赴内蒙古乌海市探望八十岁的大姐与七十七岁的二姐。这天晚上在大姐家,妻子正好出外面散步,我借与大姐聊天,我将憋在我心底的多年的话头一次向大姐述说。我便说起了童年的的往事,说起了由于我当时五岁不懂事,曾多次恶作剧的告密,导致大姐被父亲打骂。二姐与三姐也挨过父亲的打骂,但是次数很少。当时大姐老实厚道,二姐头脑灵活圆滑,三姐胆子小怕事,作为大姐总是挺身而出,替她们俩抵挡事,而大姐受到委屈和伤害最大!说着说着我哭了,我郑重地给大姐跪着道歉,求大姐原谅!看到此景,白发苍苍的大姐泪流满面,她赶忙扶起了我说:“月明,你不要这样自责,这事我都不记得了,再说当年母亲有精神病,三个姐姐在家里确实没有照顾好你,才挨父亲的打骂,我一点也不记恨咱父亲,咱父亲活的很艰难,我也不记恨你,你当时才五岁的娃娃。”说着说着大姐哭泣起来。我流着泪说:“我知道大姐不记恨我小时候曾对您及二姐三姐的伤害,但我想起当年小时候所做的错事,我心里很愧疚,多少年了,我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如今我已近古稀之年,我把这事说出来,求得大姐的原谅,我心里就踏实了。”那天晚上,大姐哭的眼皮都肿了,我又在自责,难道我不该去触摸自己过去的伤疤吗?
1999年冬,作者(前排左二)与曾寄养在农民家的小芳妹(前排左一)妹夫楚万峰(前排右一)大外甥春慧( 后排右一)大外甥媳妇(后排右二)小外甥春梅(后排左一)一起合影
几天后,我又去看望二姐和三姐的时候,我又叙述起童年的时候,我曾伤害过她们,向她们表示我真诚的道歉!(文革时,回乡嫁给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三姐,如今受寡14年,三姐夫李长禄于2011年去世,三姐现在居住在河套地区的一个农场。2019年我与妻子从乌海市驱车去农场看望三姐及外甥们)
那次内蒙古之行,我向三位姐姐倾诉了童年的往事并向她们真诚的道歉后,我如释重负。我终于在六十二年后,(1957年至2019年)鼓起勇气将童年的心灵里的不健康的东西亮出嗮嗮,我感觉到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不断地勇于深层次地反思,知错改错,做一个人格完整而高品质的真正的人。敢与揭开自己过去的短处和丑疤,需要有勇气,它使你在人生的旅途上,走的更稳,站的更直,也活的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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