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

本文转自“宋夏史研究”，原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是中日韩学界的传统长项,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尽管近些年学者的关注重心有多元化的趋势,政治史独尊独大的地位不复存在,但东亚学界固有的传统优势并未丧失。(1)

就宋代政治史研究而言,总体上讲,中日韩学者都比较注重框架性的问题,都存在理论探索方面的焦虑感;与此同时,也都比较注重实证性研究,注重朝向专门性的发展。从呈现方式来看,则表象不尽相同。近年间中国大陆集中关注政治史的研究人群,以中年以上的学者为多,他们凭藉深厚的学术积累,不断贡献出厚重的成果。(2)由于背景的不同,日本学界倾向于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整体轮廓中予以认识;新起的青年学者有集体性的中心议题,凝聚力、整合力十分突出。(3)韩国学界综合性研究意识明显,几代学者都致力于建立整体性的研究体系;细密的专题制度史研究(如科举制、胥吏制、俸禄制等),也陆续有突出的成果问世(4)。

新课题的构想与新研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例如先秦秦汉史,陆续出土的金文、甲骨文、简牍材料;北朝隋唐史,内容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史,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地方性官府文档、民间契约文书……如此等等,都启发着新的方向。而宋代与前后的许多历史时期不同,也与它同时并立的一些朝代如辽、西夏不同,宋史领域没有足以冲击既往研究体系的新材料出现,这也决定了宋代政治史与整个宋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多年来始终比较稳定。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制约着政治史研究的走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宋时期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其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历来受到学界关注。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以来,在这一认识框架之下,各国学者展开了众多的学术讨论,对于这一历史过程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中国内地史学界尽管迟至90年代才相对集中地正面回应这一假说,但热忱持续高涨。补充、质疑与辩驳的过程,使研究者对于唐宋时代历史的认识逐渐丰富深化。随着诸多领域研究的深入,以往作为研究框架的这一假说,如今已成为中外学界对话的平台。(1)在“唐宋变革”议题的牵动之下,唐宋史研究者都更加注重于衔接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以中晚唐或五代十国为研究对象的著述明显增多。

对于“长时段”的关注,逐渐形成为风气。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加。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2)即集中反映着这一趋势。“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3)

与时代定位、历史分期相关的,还有东亚学界常见的“封建社会”这一提法。中国大陆所说“封建社会”,通常是对基于特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之上的社会性质的概括;由于对生产方式的认识不同,导致对于时代性质、起讫阶段判断不同,讨论中不易产生共识。而东西方具体语境的差异,更会带来范畴理解的歧义与错位。相较而言,中古、近古、近世等说法,基本上是依时代特征的表象划分段落,而非对于社会性质的概括,界定相对容易;因而至少在目前阶段,或许是可取的方式。(4)日本、韩国学界,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宋代视为“近世”或“中世”。(5)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总体上讲,目前宋代政治史研究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其表现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即:对于“传统领域”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再认识,聚焦式议题的牵动,“再出发”的力量积蓄。以下仅就个人所见,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对于“传统领域”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政治权力格局,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官僚体制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史注意的根本性问题。宫崎市定、佐伯富有关“君主独裁政治”、“集权官僚制”的认识,对于宋代政治体制的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所谓“近世”的特点之一,是从“君主独裁”演变为“君主独裁`制'”;即如柳立言所阐释的,过去是靠皇帝个人的能力,现在是靠“制度”来维持独裁。(6)在当时,君主不仅裁定政治决策,亦直接参预日常政务裁决;但所谓“君主独裁政治”,并不是皇帝为所欲为的政治状态,而是以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近来学者更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1)也有学者——特别是治元史的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周良霄《皇帝与皇权》(2)关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皇权问题;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3)、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4),都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近年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基本问题的具体研究,大致分为三种类别:一类基本属于“事件路径”,包括政治事件史,以及透过事件对于政治走势的观察;二是政治制度史,特别是官僚制度史;三是政治人物、群体及政治文化史,主要关注政治人物、活跃于中央或地方政治事务中的人群,以及特定时期流行的群体性政治心态等。综合性的研究也陆续出现。从研究者选择的时段来看,近年来通论两宋的文章比重减少(5),而集中于某一历史段落的研究增多,超越朝代追根溯源的研究增多。

朝代初期的政治史,通常是学界关注的对象。台湾学者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6)、大陆学者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日本学者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8)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同样聚焦于北宋前期政治史,学者的选题立意却不尽相同。刘静贞“尝试以立于独裁体制中心的皇帝作为主要对象,来讨论宋代君主独裁体制中皇权发展及运作的问题”;“在变动的时空中,寻求出人与制度间的相互关系”(9);邓小南则自“祖宗之法”入手,试图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汇面切入,把握“过程”、“行为”与“关系”,梳理北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关注南宋初期政治史的寺地遵,不仅力求重组并记述该段史实,而且致力于对政治权力运动的动态探讨,是其“政治过程论”的鲜明体现。这些研究,话题集中,“问题”导向鲜明。

对于政治事件及整体走势的研究,以往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宋中期的政治人物、变革运动,后期的党争、政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及世态情俗,学界都有所讨论。(10)南宋政治史也受到国际性的关注。(1)

政治制度史研究,是宋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20世纪中期,前辈史家奠定了宋代官僚制度史的研究基础(2),80年代以来则成为取得最大突破的学术方向之一。日本学者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3)体大思精,使国际学界对于宋代官制的整体认识有所改观。中国大陆学界系统综合而又精深专门的著述,上世纪末陆续出现。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等,代表着这一领域的前沿水平。

近十年来,制度史研究的进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较长时段中考察宋代某一专门制度(例如中枢制度、科举制度、选任制度等)的演进,二是更为细密地观察认识基本制度体系(例如文书制度、监察制度、官员管理制度等),三是就过去研究的空白区、薄弱部进行探讨。总体上看,应该说平稳中颇见起色。

日渐活跃的社会史研究方式对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力,是潜在的,也是明显的;以至于有学者期待着“政治史研究在社会史语境中的复兴”(4)。就宋代制度史研究而言,有学者鉴于一段时间以来议题陈旧、内容沉闷、方法滞后的状况,呼吁“走向`活'的制度史”,倡导透过事件过程、人物活动、关系演变,去探究制度的形成与运作。(5)有学者关注帝国统治如何运行,制度如何延续与变化;关注程序与规则怎样在日复一日的政治生活现实中得到重复与强化,政治活动中的人与制度如何相互“塑造”。(6)包伟民以宋代财政史为例,分析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问题(7),并且从国家政令在各级官僚机构传递经过中存在的“信息衰变”,以及下级部门对这些信息的“接受程度”,去观察政令实施过程中可能的变异(8)。元丰改制是划分北宋官僚制度史前后阶段的关键性事件,近二十年来,综括性与局部性的讨论日益绵密(9);围绕神宗朝政策措置、人物、事件的“深耕细作”,代表着本阶段制度史研究的典型做法。注重运作、注重演变、注重差异的方式,日渐成为学界共同的研究取向,以往就规定讲制度、笼统浮泛的做法逐渐淡出。

作为激励与约束的手段,制度本身是“规范”与“关系”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实际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实施。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探讨,不再满足于制度的起讫两端,也就是说,不仅注意政令规定及其实施结果,也注意到连结两端的路径,即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1)对于文书制度——包括各类官方文书(敕旨制诰、内降御批、奏札章疏、表状符牒、簿历帐籍等等)负载的信息、形成的过程、传递的途径、处理的环节——之集中关注,正反映出这一趋势。

地方政治,是古代政治中最关民间疾苦者,也是古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2)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拉动,随着《名公书判清明集》与官箴书等材料的深入研读,近年来地方政治史研究逐渐升温。学人立足于不同区域,力求自地方脉络中去把握国家政治的渗透,观察其表现方式。黄宽重对于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3),深层剖析了集权国策下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展示出特有的时代意义,也提供了将区域社会、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治控御结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与此同时,从路到州县乃至乡里基层的行政制度,都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4)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相关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秦桧与高宗朝政治。这些传统研究,都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张其凡继个人著述《北宋初期政治史探研》(5)着力探讨宋初的基本政策与政治演进之后,又于近年主编了《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6),明确了以政治人物史研究拉动时代政治史讨论的路径。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7)一书,汇集梳理了近千年来对王安石其人、其学及其变法的种种评论及研究,连带探讨诸多跌宕起伏、毁誉不一的评议背后之“社会气候”(包括政治因素、群体心态、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等)的变化,为推动此一重大课题的深入提供了新的出发平台。对于士大夫群体及其活动的研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启迪滋润之下,近年来十分活跃。来自文学史、哲学史背景的学者对于文人群体的政治倾向,也都有丰富实在的研究。(8)

视野,反映着学术研究中的境界问题。研究视域拓展,传统议题深化,是近期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明显特点之一。对于长时段的关注逐渐成为自觉,学者力图突破王朝史研究框架的限制,努力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把握10至13世纪中国的历史脉动。学界尝试从“碰撞与融合”的视角出发,将超越政权界限的政治、文化、社会场景,纳入整体性研究。(9)

与议题的开拓、认识的深化同时,受到国际性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潮流的牵动,政治史的研究方式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聚焦式议题的牵动

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牵动力的议题。人文学科的繁荣,不靠登高号召、大轰大嗡,而需要大量具有学者个性特点的独立思考、沉潜清醒的独创性研究。而近些年来,在研究累积渐进、往复讨论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聚焦式的议题。所谓“聚焦式议题”,笔者是指问题点集中而非浮泛的研究;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问题“点”发散延展而并非拘隘。

提出标志性、框架性的新议题,鲜明或潜在地寓含理论提示,是日本学者的长项。“政治过程论”、“政治空间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平田茂树指出,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宏观政治学的方法得来的观点为基础,致力于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来探讨宋代政治的特性。既往的研究大多在“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展开,将唐宋间政治体制的演变过程作为主要内容进行论述,因而关于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关国家意志与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机制等微观政治学式的研究也比较落后。(1)寺地遵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引入了“政治过程论”等政治学方法,以克服类型论式的政治史研究以及治乱兴亡为中心的政治史叙述中存在的缺陷。所谓“政治过程论”,就是“以宋代存在从皇帝到官僚机构的最下层之间的连线为前提,考究在这个连线内发生的势力集团间的围绕国家决策所发生的冲突、抗争之总和”(2)。而“政治空间论”,既包括实体的物理性空间,亦包括经由各类人际沟通而形成的虚体无形空间,强调政治性秩序、社会性秩序得以产生体现的环境结构。注意空间,注意场所,注意过程,使得政治活动情景化、鲜活化,观察角度集中而便于把握特征。平田茂树认为,唐代以前政策决定过程中“集议”作用明显,贵族官僚发言权较强,北宋则以“对”的机制为中心开展政治运作,而南宋以“御笔”机制为中心进行政治运营,政治决策过程的中心转移到皇帝裁决的“场”,这种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政治的本质。(3)

政治文化研究是跨越朝代的核心议题。(4)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事实上高度整合、密不可分,因而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并非全新的话题;但目前的研究取径,体现出当代学人的学术道路,以及对于长期累积的问题寻求新解读的执著追求。(5)在历史学视野下对于宋代政治文化的关注,既有出自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背景的讨论,也有来自政治史研究者的探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6),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解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贯通“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以期将理学“放回”时代及儒学发展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该书由一系列延展性、解释力很强的核心议题——如内圣外王、秩序重建、得君行道等——贯穿起来,其中对于“国是”、“国是的法度化”之分析,直接关联着对于宋代政治史的重新解释。而在与之略相仿佛的议题中,邓小南对宋代“祖宗之法”的再认识,则反映着政治史研究的自然延伸。

值得提及的是,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7)、《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8)二文,既从宋代的政治现实,也从宋人的思想观念方面,对于“中国”这一意识的变化、“中国”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前所述,宋代政治史的热点,以往集中在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的政治结构、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近些年,关注点的分布相对展开,兼具聚焦与发散功能的议题不断出现。

台湾学者柳立言关于宋代“法律文化”的界定,是“聚焦”与“发散”的典型之一。他所谓“动态的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相关的部门、群体所集合产生的文化效应(cultural effects),它可以改变人们对法律既有的认知和态度,调整将来的法律行为;它一方面可能影响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进而指出,法律文化不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单方面所缔造的,而是立法者、司法者、守法者和犯法者集体参与形成的,他们对法律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负有共同的责任。法律的目的是使人们相信法律和遵守法律,但法律文化却可以是不信任法律和不遵守法律的文化。法律条文和制度等是较为一致和稳定的,但法律文化是可以一国多样和流动多变的。(1)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日渐受到国际学界注意,成为新的研究生长点。所谓“信息”,可指关于人、事、物的消息、音讯,亦可指其中传递的内容、知识,其性质、目的各异,经由不同渠道流通。对于信息的搜集、理解以及处理方式,信息流通过程所经的各环节,可能参与传递、控制,甚至创造、扭曲信息的各种社会群体或力量……相关问题不只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议题,近年来,更成为历史学界探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范畴的新视角。(2)

信息与政令的主要载体是文书。历史上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书的运转;文书制度的严密化程度,是衡量官僚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信息情报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信息与行政网络。朝政决策,有赖于信息情报的沟通;行政网络的运作,通过以文书为载体的政令传递得以体现。承载信息与政令的文书之流向,实际上反映着特定时期的权力格局与政治秩序。可以说,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正是围绕对于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的。讨论特定历史时期内君主与臣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对于政令文书形成、发布与传递的研究。日渐兴起的“新政治史”,关注“日用而不知”的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其意义,而如侯旭东所说,官文书制度正是构成这种生活的骨架,也是深入其中的关键。(3)目前,北京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大阪市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研究单位的宋史学者,协力从事的国际性研究课题,值得予以期待。

三、“再出发”的力量积蓄

对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有理由抱持乐观的态度。首先,多年来的资料建设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古籍整理出版、工具书编纂,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领军带动的史料电子信息化,提供了一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便利。

其次,遍及海内外、各种类型的史料读书班(例如《宋史·选举志》、《名公书判清明集》、《朝野类要》、《事林广记》、官箴书以及石刻史料研读班等),以严谨扎实的态度,有效地推进了学术积累,培养熏陶着一代新人。

另外,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组织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核心项目的集中投入,在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界得到比较充裕的经费支持,开展了更多“团队”式、“工程”式的集体工作,从而发挥出中年学者的学术组织力,也带动了一批青年学人。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重大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之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跨越学科、跨越国界,其深远影响引人瞩目。在斯波义信、近藤一成等前辈学者引导支持下,小岛毅对于宋代的思想文化、冈元司对于区域社会、平田茂树对于“政治空间”、远藤隆俊对于宋代宗族、青木敦对于制度法规、须江隆对于民间信仰,都有缜密的研究。这些“新生代”学者的研究趋向及研究选题的运作方式,都与前辈相当不同。台湾在石刻史料读书班的基础上,由黄宽重、梁庚尧、柳立言、刘静贞等协力推动宋元年轻学者论文精进计划。在这些研究计划带动下,各国学界都有更年轻的新秀开始涌现出来。与此并存的现象是,在各类评估考核体制牵引下,在读研究生大量加入论文作者行列,篇章数量明显增加,虽然不乏出色的作者与选题,但总体研究质量惜未获得相应的提升。

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国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长足发展,呈现出让人刮目相看的面貌。有关研究学会相继成立。1966年创刊的《东洋史学研究》,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东洋史学术刊物。对于中国“近世”政治史的研究,80年代以后是成果累累的时期;尽管年轻研究者的倾向逐渐偏重于社会经济史,但仍然出现了不少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优秀著述。(1)1995年宋辽金元史研究会成立,出版《宋辽金元史研究》,成为国际学界的后起之秀。在韩国专门从事宋史研究人员已达30余人,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达40余篇。老中青学者梯次合理,凝聚力强,学术活动积极活跃。一些熟练掌握多种语言的45岁上下的研究者,主导着韩国的宋史研究领域。(2)若假以时日,如柳立言所说,韩文很可能成为中、日、英之外,从事宋史研究的第四种国际语言。(3)

四、结语

概括而言,近十年东亚学界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有困惑与焦虑,也有稳步的发展。

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存在着两种并存的走势:一方面,学界有着积极的、集体性的反思。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系列性的研究综述,特别是《宋代制度史百年》(4)、“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5)的出现,集中体现出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与“问题意识”的警醒。日本学界《审视世界史》、《从亚洲出发思考》、《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等系列性著述之导言诸论,都令人感受到方法上的自我反省意识。(6)在拓展研究视野的背景下,受到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科学的牵动,出现了学科领域互动、议题多元化、专题化的积极趋势。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面对挑战的历史学界,理论方面的饥渴感与自说自话的惯习并存;翻新的社会科学词藻层出不穷与忽视切实理论建设的倾向并存。学人中存在着逃避实质性回应、逃避整体性思考的浅薄态度。某些情形下,“多元化”旗号的背后,可能掩盖着“问题意识”的淡漠与找不准重心的游移。通论议题,或有叙述而无研究,或有梳理而无突破。有些题目时尚,讨论却空洞浮泛;有些概念炫目,却忽略实质内容的创获。关注点的分散,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议题琐细化的状况;(7)可悲的是,抽离了整体关怀、时空背景的琐细议题,往往未能得到绵密凿实的精致处理。

两种走势,都使我们感觉到学界自身“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强化内在努力,还是着眼表面文章,是今天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