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 · 弄臣 · 俳优——《李尔王》中的Fool | 吴其尧

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之一《李尔王》，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弄臣”（Fool）。

说他不可或缺，首先是剧情发展的需要：李尔王在暴风雨里挣扎，没有人在他身边，只有这个傻子，只有他还在分担老国王那椎心的巨痛，老国王如没有这个忠实可怜的傻子伺候在旁、想方设法排解痛苦，他承受不了心中的巨痛，读者和观众的情绪也难以得到“宣泄”（Catharsis）（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说悲剧的功能就是“清涤心灵使其洁净”）。

其次是剧本创作的需要：悲剧中掺入这样一个插科打诨却妙语连珠的角色，增加了喜剧色彩，是莎士比亚悲剧创作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一律”的反动。

关于这第二点，诗人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说过这样的话：“近代作品常以喜剧和悲剧相掺和，虽易流于滥，然实为戏剧界之一大拓展；不过其喜剧之成分应如《李尔王》中之有普遍性、理想化，并且有崇高之美，方为上乘。”（The modern practice of blending comedy with tragedy, though liable to great abuse in point of practice, is undoubtedly an extension of the dramatic circle; but the comedy should be as in King Lear, universal, ideal, and sublime.）

据翻译家、莎学专家孙大雨先生考证：自中古时期起至十七世纪止，英法各地的王公贵族多半养有一两名“傻子”或弄臣，专供主人取笑消遣。孙先生指出：这些“傻子”并不真傻，只是特准他们装傻，实际上都是些能言善谑的小丑。他们穿着五彩驳杂的衣服，显得古怪滑稽。《李尔王》里的这个傻子更是与众不同，他非但不傻，而且还有洞察人事与世态的慧心。（参见孙大雨译《黎琊王》关于“傻子”的注释）

值得指出的是，“弄臣”这个角色在早期的《李尔王》改编本中倒是并非“不可或缺”的。英国王政复辟之后，经诗人、剧作家约翰·德莱顿提倡，莎士比亚戏剧得以改编上演，改编是为了适合当时戏剧演出的环境。《李尔王》经莎翁同时代的桂冠诗人泰特（Nahum Tate）改编后于1681年出版并演出，在这个改编本里，“弄臣”一角被完全取消，结局也与莎翁原剧大为不同，是喜剧结尾：情人爱德加与考地利亚团圆、李尔王复位。到了1823年，著名演员埃德蒙·基恩（Edmund Kean）将结局恢复为悲剧，但“弄臣”一角仍未恢复；直到1838年，经过其他演员的改编和演绎，才完全恢复了莎翁剧本的本来面目。

Fool这个词在约翰生的《英语词典》里列有一个义项，其释义为：装傻的人，小丑，（中世纪宫廷里的）逗乐小丑。（One who counterfeits folly; a buffoon; a jester）结合上述孙大雨先生的考证，Fool这个角色在《李尔王》中译为“弄臣”比较恰当，中文辞书里对“弄臣”的解释是“为帝王所亲近狎玩之臣”，“狎玩”之意即供主人作取笑消遣之用。《史记·申屠嘉传》中说及“弄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是汉文帝的嬖臣，善拍马奉承，深受文帝宠爱，赐以铜山，许其铸钱，邓通所铸铜钱流通全国，他因此成为巨富。

把Fool译为“傻子”自然也没错，但他不是真傻而是装傻，符合约翰生《英语词典》中的释义，约翰生所举的例子也恰恰是《李尔王》中的句子：Where’s my knave, my fool! Go you, and call my fool hither.（我的孩子呢？我的傻瓜呢？你去叫我的傻瓜来。朱生豪译）在《李尔王》的中译本里除梁实秋译为“弄臣”外，朱生豪译为“弄人”，孙大雨和卞之琳均译为“傻子”。有意思的是，中文里的“愚”也有“装傻”的意思，《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 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个“愚”字，杨伯峻先生解释为“装傻”，他引用孔安国对“愚”的解释：“佯愚似实。”所以，杨先生将“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翻译成：“他那聪明，别人赶得上；那装傻，别人就赶不上了。”

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将Fool一词翻译为“俳优”。在中国古代，“俳优”跟“弄臣”的性质十分接近，他们都是能做谐戏的人，他们及他们所做的谐戏都是供人取笑和消遣的。所不同的是，“弄臣”的地位要高于“俳优”，一为“臣子”，一为“艺人”。余先生指出：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把中古宫廷中的“俳优”（Fools）看成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淳于髡以及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就是俳优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俳优的共同之处便是“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们都能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俳优”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分，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讥刺君主。西方的“Fools”另有“愚人”的含义，也就是说真话的傻子。余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愚”并不是老子所谓的“大智若愚”或者颜回的“不违如愚”，而是近乎宁武子的“其愚不可及也”的“愚”。不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没有将“愚”和“俳优”直接联系起来。余先生所论极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在西方，这种“愚”被称为美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备受赞扬，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5、16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愚人颂》以第一人称对行将转入近代的中世纪晚期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最高权威罗马教廷，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同时对平凡的普通人寄予同情并且热情歌颂。在伊拉斯谟笔下，“愚人”是正常的普通人，是生动的活着的人，有七情六欲，也有聪明才智。“愚人”敢说真话、笑话，说的话看似不着调，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但细细琢磨又觉得谈言微中而且妙趣横生，令人觉得十分亲近。与“愚人”相对的是“贤人”或“圣人”，后者永远道貌岸然，循规蹈矩，总是摆出一副绝对正确绝对理性的神气，时时刻刻地正言厉色，使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结论是，“贤人”往往最是愚蠢，而“愚人”却是充满了智慧。为了给读者以更直接的印象，这里不妨抄录一段《愚人颂》的中译文，这段话最能说明君王与愚人或弄臣之间的关系：

“他们（愚人）还是君王们的宠臣，受宠的程度如此其深，一旦他们不在身边，许多大统治者饭难进口，寸步难移，或则连个钟头也挨不下去，所以君王对这些愚人的评价，远高于那些脾气不好、自命不凡的贤士，贤士之所以还继续留在身边无非是摆摆门面。我认为君王更喜欢愚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贤人奉献给君王的除了痛苦之外，别无他事，贤人对其学识信心十足，有时不怕说出严峻的真情，让君王那双听好不听坏的耳朵受到强烈的刺激，而那些小丑却能给君王献上他正在寻求的东西，例如笑话、笑料、逗乐和开玩笑。……愚人能说真话，甚至打开天窗说亮话，挖苦骂人，可是听者却感到滋滋有味，乐从中来；的确，说出这些话来会使贤人丢掉性命，可是由小丑说出来时却出人意料地趣味横生，令人为之倾倒。”（《愚人颂》，伊拉斯谟著，许崇信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至41页）

《李尔王》中的“弄臣”或“俳优”或“傻子”，究竟说过什么看似疯疯癫癫实则含义深刻的话呢？读过《李尔王》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他最早出现在第一幕第四场中，他一出场就不顾受到的恐吓和威胁，无所顾忌地倾吐他的妙语，劝李尔王不要听信两个女儿的甜言蜜语、收回分封国土的成命：

多积财，少摆阔；/耳多听，话少说；/少放款，多借债；/走路不如骑马快；/三言之中信一语；/多掷骰子少下注；/莫饮酒，莫嫖妓；/呆在家中把门闭；/会打算的占便宜，不会打算叹口气。（朱生豪译，下同）

孙大雨先生认为：这一首包含处世秘诀的“劣歌”（doggerel）骤听起来鄙陋可哂，但唱者言下热泪涔涔，于无情的嬉笑中极尽讥嘲世态、针砭人事之妙。

再如他对李尔王说：听了他人话，/土地全丧失；/我傻你更傻，两傻相并立：/一个傻瓜甜，/一个傻瓜酸；/一个穿花衣，/一个戴王冠。这是直接在骂李尔王是个傻瓜了。还有他讥笑李尔王：她们高兴得眼泪盈眶，/我只好唱歌自遣哀愁，/可怜你堂堂一国之王，/却跟傻瓜们作伴嬉游。他在嬉笑怒骂李尔王的同时也借机讽喻世人：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聪明人个个变了糊涂，/顶着个没有思想的头，/只会跟着人依样葫芦。这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深邃，傻子一点也不傻。

中国藏族作家阿来1998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一度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小说描写一个康巴藏族土司，酒后乱性，与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尽人皆知的傻瓜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超越时代的预感，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也有一个叙述者是傻瓜，他的叙述成了揭示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傻瓜形象似乎都可以与《李尔王》中的这位“弄臣”形成有趣的对照，找到他的一些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