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未满16岁的我在沭河河工工地上 | 作者 高俊明

1975年，未满十六岁的我，在后湖小学“戴帽班”（即小学校内附设的初中班）完成了初中学业。在那个升学靠推荐的特殊年代，因家庭成分的缘故，本应属于我的高中学习资格被强行剥夺。

当同班同学坐在高一教室学习时，我却拉着老祖宗传下的原始播种工具——耩子，在生产队的农田里弓身劳作。身份如一块浸水的青砖，沉甸甸地压在我稚嫩的肩头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一天，劳动临近结束，队长突然赶来召集开会，传达上级指示：抽调民工去东海疏浚沭河河道，生产队的壮劳力都要参加，工期半年。尽管河工是一项苦差，刚走出校门的我仍被列入首批十二人名单。

母亲连夜为我准备行囊：二十来张本地常见的山芋煎饼，满满一玻璃瓶的炒煳盐，一床摞满补丁的被褥。她还用旧衣片，特意为我缝制了一条六层布的垫肩，足有半指厚。“别小看这东西，围在脖子上，保暖护肩，抬土拉车耐磨。”母亲边说边帮我披在肩上比试大小，指尖在细密的针脚上轻轻摩挲，目光里满是担忧与不舍。

次日上午，我们动身出发，徒步二十多里，下午3点多钟赶到了草桥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往200多里外的东海沭河疏浚工地。

直到深夜十点多，一列黑色闷罐车才喘着粗气缓缓进站。车门打开，里面黑洞洞的，啥也没有。我们攀着带有铁锈的把手进入车厢，寻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安放行囊。半小时后，铁路工人过来关上车门，光线愈发昏暗。车厢一侧约40×50厘米的小窗，漏进几缕月光，洒在横七竖八的行李卷上。不知何时，火车终于启动，我趴在行李上，随着车身的震颤，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梦里，我仿佛已到沭河工地，想象着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以及餐厅里可口的饭菜……第二天中午，我们从海州车站下了车。双脚刚一落地，带着咸味的海风裹挟着冷雨迎面扑来，我不由地缩了缩脖颈，连打了几个寒颤。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我们12个人分别挤上两辆三轮车，冒雨前行。来到工地附近后，又滑滑擦擦步行了二三里路，才找到几天前先行民工搭好的工棚。

工棚呈人字形，由芦苇麦草搭建，南北两檐着地，东墙上留有一个门洞，房梁上挂着一盏马灯，地上铺满麦穰子，上面有几张散开的芦席。一进门，一股陈腐气息扑面而来，大家皱着眉头，忍不住咳嗽起来。十来分钟后，我们在西墙上挂好菜瓶、煎饼包，各自找地方安顿下来。

次日天还没亮，指挥部的号声撕破晨雾，响彻整个沭河工地。作为第一天开工，大家都有些紧张，匆匆起身洗漱、吃早餐。六点整，号声再次响起。我系好母亲缝制的垫肩，和其他民工一起扛着铁锹、拉着平车，涌进了沭河行水河床，疏浚工程正式开启。

起初河床尚浅，大堤也不高，挖土拉车还不算特别辛苦。站在旧河堤上俯瞰整个河道，除河沿一溜类似的工棚外，整个河滩密密麻麻全是人，越往远处人影越小，来来往往如同蚂蚁搬家，每个人都在奋力劳作。六点半，指挥部的喇叭准时响起，新闻节目过后是天气预报。最令人期待的，是女播音员那动人的结束语：“民工同志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那温柔悦耳的声音，如春风拂过每个民工的心田，让大家在疲惫的劳作中，多了一丝美好的憧憬。

随着时间推移，河床挖得越来越深，河堤也越堆越高。从河床到河堤，要爬两次坡，中间是长约800米的河滩路，由于重载车轮的反复碾压，路面布满深陷的车辙沟。挖土运土三人一车，分工明确：当中一人紧握车把，挂袢驾辕，掌控方向；另外两人在车两侧拉绳助力。空车返程时，拉绳的人常常往车上一坐，成了“甩手掌柜”。而我，因家庭成分的原因，尽管才16岁，又瘦又小，从未干过重活，却只能咬牙扛起驾辕的重任。

天气愈发寒冷，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前一晚挖过的河泥，一夜之间便结上厚厚的冰层。铁锨铲不动，我们就抡起钢镐用力砸，再将砸开的冻土块铲到车上。有时冻土块太大，干脆两臂抱起扔上车。一番忙碌后，早已浑身汗流浃背。可溅起的冰土粒钻进脖颈瞬间融化，冰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冷得人直打颤。长时间用力，双臂酸痛不已，虎口也被震裂。从家里带来的手套，没几天就磨破了，晚上借着马灯昏黄的灯光，我一针一线地缝补；来不及缝时，就把手套反过来戴，或者左右手换着戴，即便如此，手上还是布满裂口。

海风如刀，吹在脸上，生疼。拉着装满泥土的平板车，我们拼尽全力登上河沿，再走一里多路运到大堤跟前。“使劲那——使劲——”大家喊着号子，咬紧牙，绷紧车袢，一步一步往上挪。到了堤顶，三人合力扛起前车架，让土从车厢滑落。这一刻，浑身力气仿佛被抽干，汗水湿透衣衫，只能大口喘着粗气。空车返程时，风更大了，尖叫着往身上扑，汗水很快变得刺骨，眉毛上都结了冰碴。没处躲，也没法躲，我只能把垫肩紧了又紧，侧过身子，用一边肩膀硬扛着风。每当这时，心里就涌起对母亲的无限感激，要不是她缝的这个垫肩，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这些苦日子。

靠近东海，土壤潮湿，河底总是积水，影响第二天施工。因此，每天收工前，都得挖半米多深的排水沟，大家称之为“挖龙沟”。这活需要五六个精壮劳力，脱了棉裤，赤脚踩在泥水里施工。半小时后上来，腿脚冻得发紫，有时夜里还得下去疏通。每次这样的活，我都得参加，再冷再累，也只能默默咬牙坚持。

原先开会说的每人每天1角5分钱菜金，始终未见踪影，我们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炒煳盐和黑咸菜。饭不够了，就啃山芋煎饼。阴雨天，别人能在工棚里休息，我却总是被派去附近村里拉柴草，或者到公社指挥部修理车辆。这些委屈，我只能偷偷抹眼泪，默默咽进肚子里。

白天盼着太阳快落山，收工后浑身像散了架。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河沿，望着天边惨白的月亮，思念着家中的父母和生病的兄长。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有一回，我在梦里回到了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做开平方、开立方的数学题，老师讲得特别细致。醒来后，我细细回味着梦中的解题步骤，兴奋得睡不着觉，那一刻，仿佛忘记了自己身为民工的身份。

又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眼看就要收工吃饭了。我们的车正往河堤上爬，两边的人着急地喊：“使劲，回去吃饭！”我咬着牙，攥紧车把，肩膀拼命往前顶，土车一点一点往上移。突然，“嚓”的一声，肩上的车袢断了！我整个人一下扑倒在坡路上，背后三角铁焊接的车前撑重重地砍在脚后跟上。剧痛像炸开的火星，从脚跟瞬间窜遍全身，鲜血汩汩地冒了出来，染红了一片泥土。我跌坐在地上，慌乱地扯下腰间的手巾，紧紧裹住伤口。稍作休息后，我找了根木棍当拐杖，跌跌撞撞摸黑走了二里路，才找到公社指挥部的医务室。医生检查后，松了口气：“还好，骨伤不重！”打针、处理伤口、拿药，最后给我开了两天的假条。

可第二天，领队却对我说：“不能出工，把我的衣服洗了。”紧接着，有人递来几双鞋子：“一块洗！”两天过去，续了一天假。到了第四天，我忍着痛，一瘸一拐地上了工。直到半个月后，脚后跟的伤才慢慢好起来。

一个多月后，村里的生产队长来工地慰问，带来了每人八两熟猪肉和每人每天半斤的口粮。口粮交给村部食堂，猪肉我们自己留着。每天正午，我会在刚出笼的米饭里塞进两片猪肉，两者结合，不一会，肉热了，饭温了，口感绝佳，那是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县指挥部难得放了一场晚间电影，河堤上竖起露天屏幕，成千上万的民工聚集在堤下。电影里，苏联先进的工程机械如同巨人的手臂，灵活高效地工作着。再看看我们，靠的全是人力，一锹一铲，一车一担，显得那么渺小又无力。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感慨：我们盼着的“电灯电话”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为了提高效率，有些村子开始搞工具改革。他们在大堤高处竖起单轮架子车，用凹槽车圈作定滑轮，柴油机牵动绳子，把运土车拉上高高的堤顶，大家叫它“倒拉牛”。可我们村因为没钱，只能继续靠人力，一步一步地硬扛。

工期过半，工地将开展进度评比。大队领导召开会议动员民工献计献策，我村戚桂合一拍胸脯，大声说：“不发几个昏，怎能赶先进！”第二天半夜两点，全村民工行动起来。河床底，铁锹砸冰、铲土的声音“砰砰”作响；河滩上，人影匆匆，红旗招展。我们拉着土，顶着海风，碾着冰碴，喊着口号。在太阳升起时，已经往返了13趟。早饭后顾不上休息，接着干。就这样，隔天一次，连续突击了三次，我们村的进度终于追上了先进村。评比结束，因为戚桂合那句响亮的话，还有大家的拼命苦干，我们村捧回了一张大红奖状。

年关已近，我村的工程也接近尾声。县指挥部工程人员测量、划线后，我们开始挖界墙，平整河底、河坡。河坡因长期碾压、冰冻，坚硬无比，只能用铁棍一点一点撬，再把余土运走。三天后，100米宽、7米深的梯形行水通道终于完工。接着修整大堤！指挥部的履带拖拉机吐着黑烟来回辗轧，我们再拉土补足高度和宽度。两天时间，大堤也整好了。至此，我们生产队首批12人的工程量，圆满完成！

庆功宴上，吃的白菜粉条炖猪肉，喝的古宋白酒。大家红光满面，开怀畅饮，工棚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夜里，不少人渴得厉害，迷迷糊糊地把两盆洗脚水都喝光了，还咂着嘴说：“甜，真甜……”

除夕前一天，我们踏上了归途。磨破的棉袄，满手的老茧，还有省下的几个大馍馍，成了这次河工的“战利品”。被海风吹黑的脸庞，比以前健壮的身体，是沭河送给我们最特别的礼物。

回到家，奶奶捧着我带回的大馒头，笑得合不拢嘴。弟弟兴奋地爬上我的肩，仿佛我是他最坚实的靠山。母亲上下打量着我，伸手捏了捏我的脸，心疼地说：“黑了……结实了……”说着，她解下我脖子上的垫肩，轻轻摸了摸，眼眶一下子红了：“唉，就剩一层了，眼看就要磨穿，这得费多少力气啊……”我拉着母亲的手，满是感激：“娘，多亏了您缝的这个垫肩……”放好行李，我就想去收拾院落，母亲拦住我：“不累？”我叉开腿，紧握拳头，用力做着扩胸运动，大声说：“不累！不累！”真的，不累了！

沭河工地的磨练，让我肩宽体健，腰杆硬朗，思想开阔。曾经唯唯诺诺的性格，在汗水与泥土的磨砺中也变得坚韧起来。此刻我信心满满，感觉能承担起家庭重任了！

此后两年，我主动要求参加东海沭南航道的开凿和邳州纲河的加深等任务，因为我明白：风雨过后松更翠，磨过的宝剑更锋利。只有不断地刻苦磨砺，才有勇气直面生活的各种挑战！

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压在我肩上的那块“青砖”终于被卸下。1980年，我凭借一个初中生的文化基础，通过自学考入高校。如今，年近古稀的我，依然站在教室的讲台上，熟练地使用着一体机教学，还时常在教师会上分享教学经验。

回望一生，也正是那段沭河工地的岁月，铺就了我不惧风雨的人生底色。我始终感恩母亲缝制垫肩给予的温暖，感激沭河工地的艰苦磨炼，更感谢那个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