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之名，悼我同胞｜张法乾：我所知道的南京保卫战

张法乾（1911-2002），贵州安顺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曾任军中基层干部，官至九十四军参谋长、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副司令等职。国民党兵败大陆后一度滞留香港，1952年迁台，担任蔡氏集团顾问，并被选为贵州同乡会理事长。1993年首次回大陆探亲，1998年回乡落户，2001年病逝。

我所知道的南京保卫战

文/张法乾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接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南京也遭到第一次空袭，情况甚为紧张。九月间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由蒋委员长主持，会议主题为：“首都是否要保卫或放弃”。

据悉当时参加的都是高级将领，无人敢发言，沉默许久，唐生智突然开腔，认为首都为国府及国父陵墓所在地，国际关注，不能随便放弃。

委员长不方便予以驳斥，垂询众人又无回响，最后委员长说：“既然孟潇有这个意见，那我们就守南京。只是由哪一位来负责呢？”当然也无人回应。

唐生智乃自告奋勇，委员长欣然同意，并说：“需要什么部队？由你点好了。”唐于是点了第三十六师宋希濂、第八十八师孙元良、教导总队桂永清、宪兵第二团罗友胜、宪兵教导团李楚藩，以及宪兵特务营张法乾。

名单宣布后，宪兵同仁向我打趣说：“恭喜！你中奖了！”宪兵司令部奉命迁移后方，照规定特务营直属司令部应随之迁移，却被点上参加保卫南京。

我与唐生智素昧平生，不知为何选我，可能与其参谋长陈用潜为我同学有关，或许唐也希望留下一个特种部队。不过后来因缘际会，唐生智正巧被我的副官救离南京。

当时日军逼近南京，正合围前进，而三十六师、八十八师正由汉口整补后向南京开发中，本营先在雨花台一带担任防务，后转到国府大楼驻防。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防空设备早已撤走了，已经没有警报系统，日机天天轰炸，情况渐趋紧张，骑兵队及装甲车队都无法活动。

约十一月底，南京市长马超俊及秘书长王漱芳突然来国民政府看我，他们奉命赴汉口，国府及各院部留守主任由我代理。

我吓了一跳，认为责任重大，正感惶恐，他即用国府主席信笺亲笔写下：“国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着由宪兵特务营长张法乾全权代理。南京市长兼留守主任马超俊、秘书长王漱芳”。此一文件颇富历史意义，可惜后来遗落在昆明谊安大厦。

后来王漱芳还给我一张难民证，以备城陷后不时之需。在南京保卫战之前，经外交使节团同日方协调，于金陵大学附近设一难民区，以备各国侨民及一般百姓在日军入城后有所避难之处。那时我早将家眷由上海送回家乡贵州，也谢了他的好意。

当国民政府决定西迁后，各机关学校、民众纷纷蜂拥西撤，秩序十分混乱，此时有几件重要事项值得补记：

（一）发表南京市长马超俊为国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

（二）宪兵司令谷正伦病重准赴汉口疗养，司令部各单位撤往长沙；

（三）留守南京宪兵部队由参谋长萧山令以代司令名义指挥；

（四）前行政院秘书黄浚等汉奸七十二人由宪兵特务营在雨花台执行枪决；（五）所有政治犯一律释放。

其中值得追忆者有一共产党员名陈文光，系我小同乡，朝阳大学学生，系共产党员。当其拘留期间，其父央谷正伦尊翁函请开释，谷曾叫我规劝陈，如其能写一自白书，当即释放。

哪知陈坚不接受，可见其信仰之坚，然而终于在释放政治犯时获得释放。大陆“沦陷”后，陈改名陈曾固，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已亡故。

日军入城前数日，代理宪兵司令萧山令忽然来电话找我，命我将骑兵及装甲车带过江到汉口归建，并嘱留在南京的部属，由副营长陈雨森（湖南人）率领。于是我带着骑兵队与装甲车出城。

因情况紧急，挹江门等已叠好沙包，车子无法出城，只有马匹勉强可以挤出。结果装甲车队留下，骑兵队出来了。到了下关，无船过江，我派兵找到铁路局留守处主任陈树曦，设法找到两个驳船，始渡江到浦口。陈树曦来台后曾在交通部铁路局服务。我带着骑兵队，由浦口经安徽、河南转抵汉口。

若非骑兵队的关系，我也不会侥幸出城。事后在湖南得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惨况。宪兵方面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及我的副营长陈雨森均遇难，代司令萧山令则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携带银元过重，遂连同卫兵沉入江中。宪兵损失了两个团及一个营。

冯国祥是我特务营第四队的宪兵，南京陷落后两个月到长沙，见了我，谈到日军屠城时的情况。冯当时躲到难民区，日军派部队前往搜索，将许多年轻人集中在新街口，利用汉奸向大众宣布在中国政府当过军人者站在一边，皇军将维持其原有阶级；若不站出来，一经查出，必定枪毙。

约有二三百人站出，大多不敢出来。站出者被载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到茶点招待，日人说了好听的话，希望大家效忠皇军，并要诸人转告其他尚未出面者。礼遇之后再将他们送回难民区。

这群人返回之后，大肆宣传，果然次日重新邀集时，一下子出来了一二千人，用卡车载送到南京江东门监狱，外头有一大广场，以铁丝网将这些人围起来，用木材洋油，将他们全部烧死。冯国祥拼命躲在边上，日本兵用刺刀跺了他两刀，冯伪装已死，骗过日本兵。

眼看几千人就此烧焦，状甚凄惨。挨至夜里，冯爬出，跑到附近一位老太太家，敷了草药，养了很久，才复原回到长沙。

民国三十一年我在重庆进陆军大学，在街上遇到一位上校军官向我敬礼，我一下子愣住，再细看，才知是以前的副官王正才，他原来的阶级是中尉，如今却已是上校了。他邀我到大三元吃饭，谈到民国二十六年底南京陷落的往事。

王正才说到，当时情况十分混乱，日军先攻破光华门、通济门，孙元良的部队向挹江门撤退，结果和守军宋希濂的部队因分不清敌我，自己人打了起来。

王副官走过海军总部门口，看到岗亭里面有一人穿着棉大衣，长得极像唐长官（生智），王副官跑了过去，说明是特务营副官，然后照拂唐生智逃出南京，护送唐到了汉口。

事后唐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就升王正才为上校参议，并给二十万大洋和一栋房屋，以酬其救命之恩。

南京保卫战之白白牺牲许多精锐部队，全由于唐生智之个人求表现。他曾誓言与首都共存亡，结果是弃城而逃。

在淞沪弃守后，以当局作战指导，决以空间换取时间，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敌我战力比较，当时态势，南京实无坚守之理，但迫于唐生智之大言不惭，才有此失策，不仅白白牺牲众多精锐，还使数十万百姓惨遭屠杀，对长期抗战战力之损失，更不待言。

我曾经写过《宪兵与首都保卫战》一文，可作为本节之参考。（按：已收为附录一。）

注：选摘自《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