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反应

本文节选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版。感谢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分析了构成中国传统国家面临西方挑战过程中的“综合反应能力”的基本因素之后，人们就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线索，并进而研究这种反应能力是如何影响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同阶段的执政精英为应付民族危机和社会困局所作出的政治选择。

一、政策创新是清王朝变革的起点

19世纪中期以后，清王朝走向变革，完全是一个不自觉的历史过程。当西方挑战来临时，中国传统主权国家的统治者主观上为排除外部环境对本系统的压力的过程，客观上就展示为以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为楷模而进行的政策创新与文化借鉴的变革。

首先，这是因为就统治者主观的目标而言，政策创新的目的是排除“洋夷”对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的“干扰”，因此，中国的执政者自然而然地就会运用传统的权威合法性与中心象征符号，以自上而下的官僚政体作为动员手段，集中有限的财力、人力与物力资源，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外部危机，并增强应付外来危机的军事、经济实力。

其次，从客观条件而言，清政权的专制集权结构，在回应西方挑战过程中还有其特殊的合理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民间社会力量，社会内部还不足以产生自下而上的抗衡西方挑战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在面临西方挑战时，清王朝的国家主导型的集权体制还有其现实作用。那就是，随着变革的深入，国家主导的集权的政治模式有助于在面临外力压迫时，防止社会内部分裂和地方的离心化倾向。这种具有新的功能目标的集权的政治模式，是“感应型现代化” 过程中动员变革的基本杠杆，而且也是实现社会与政治经济诸方 面整合的不可缺少的中枢和调节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今日吾国之所最渴望者，在得一强有力政府，非此不能整齐划一，竞胜于外”。作为一个“外源型”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由于社会内在的现代化动力机制的缺乏，国家充当了不自觉的现代化过程的主导者。可以认为，以传统政治权威形式来推行集权政治，来抗衡西方挑战，是传统专制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然而，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传统主权国家要实现这种新的功能目标，并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它必须具有一种远比传统时期更为强有力的有效的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这在组织层面便是一个功能分化的过程。

其次，对于复杂多变的受外力压迫和威胁的国际形势，需要执政者有足够的国际知识，灵活应付的能力和处理能力。这就需要形成现代人才选拔机制，使社会中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精英能不断地充实到推行现代化变迁的组织结构中来。

然而，过于简陋的传统的专制官僚政体结构，毕竟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者在适应传统文化生态条件和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上述这种政体结构在适应新的要求和功能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障碍和困难。

因此，传统的专制集权政体，能否在有限的时期内通过结构的变革，转变为能有效实施现代化功能的新型的集权政体，便成为传统主权国家能否成功地推进现代化并消弭由西方挑战和压迫而引起的民族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这种转变能取得成功，早期现代化就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顺利进行下去，社会经济变迁也就能在既存政治秩序不受到严重挑战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得以持续进行；反之，现代化过程就会出现日益严重的挫折，政权的合法性也会陷入日益深重的危机。

以上所述乃是一个传统主权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逻辑过程。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事实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应付西方挑战的历史过程，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成功地使一个传统的专制政体转变为推进现代化的“开明专制”政体。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由于中国传统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所显示的保守性、僵滞性，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清政权在应付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地蒙受屈辱、挫折，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王朝统治的全面危机。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综合反应能力”对戊戌变法以前中国清王朝的政治选择的影响。

二、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疑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没有被清朝统治者与士绅官僚阶级充分重视和利用的起点。其主要原因与构成中国传统官学化的价值体系的封闭性有关。

由于传统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的封闭性，由于传统的“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对人们的行为的强大支配作用，鸦片战争的失败与 《南京条约》 的签订并没有使他们意识到这场中西冲突对中国未来的严重意义。

正如3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者蒋廷黻指出的那样，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上自皇帝官绅，下至一般庶民，除像魏源这样的少数先觉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从这场失败中看到中西力量对比上的差距。“奸臣误国”（指抚夷派琦善当权） 便成为当时中国士绅官僚们对战败原因的基本解释。在当时不服输的士绅官僚们看来，既然百战百胜的林则徐被罢，使中国失去与英国角力的机会，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从那些本来就应败在中国人手下的“洋夷”们那里学习任何东西。在鸦片战争以后近二十年里，中国人仍然还是用中古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和解释“洋夷”与中国的关系，并准备继续以中古式的武器和战术来应付未来的冲突。

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的意义，仅仅在于使西方打开了中国神秘的大门，但它并没有促使中国人进而反思这场战争失败的意义。

正因为统治者与士绅民众在对付“洋夷”的态度和观念上并没有发生认识上的分化，战败以后的清政权仍然与过去一样享有相当充分的权威合法性。也正因为清政权统治者们没有从这场战 争中领悟到任何新的信息，他们也没有运用这种充分享有的合法性资源来进行政策上的创新。蒋廷黻曾惊世骇俗地指出，鸦片战争最大的不幸恰恰是没有让林则徐继续指挥这场必然失败的战争，以致让中国保守而虚骄的士绅官僚阶级继续凭依那种虚幻的理由，无所作为地度过了此后二十年的宝贵光阴。而这一段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阶段，它具有布莱克在《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描述的传统主权国家的“防务现代化”阶段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初年的防务改革及俄国彼得大帝的军事上的西化运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一开始仅仅确立了一些有限的目标，通过改革和加强防务来抵抗外来侵略；只要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拒绝西方的政治体制，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包括农村结构在内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受到影响，等等。人们决不应因洋务运动在目标上的局限性而否认它作为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性，从思想变迁的角度来说，还在于它是中国世俗理性在政治精英中得到特殊发展的重要阶段。这里的“世俗理性”，是指人们的观念、思维方法、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从对传统的“神圣性”和教义的依附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更具体地说，人们主要是从经验与效果中，从利害关系中，从日常生活的功利考虑中，而不是从对传统的“神性”的信仰中或教条中，获得行为取舍的标准。

世俗理性的萌发与发展，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契因。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西欧内源型的现代化的发生机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西欧，市民阶级的经济活动是导致人们从中世纪的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国，西方侵略所引起的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朴素的“求生”的警觉，才是产生中国特殊的世俗理性的基础。“泰西巧，中国不能安于拙 也，泰西有，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夫天下莫耻于不如人，今独以学其人为耻，遂能雪其乎？”“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洋务派的这种俯首可拾的言论中所显示的逻辑，不是从 “圣人之学”的教义中演绎出来的，而是直接听从于民族求生意念这种“第一命令”的呼唤。这种特殊的世俗理性具有众所周知的价值褊狭性和局限性，但它却引发了从儒家类宗教的信仰主义的文化定式中脱逸出来的历史潮流，尽管洋务派官僚和士绅本人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还在于，虽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在防务领域仿效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 以恢复中国原有的长治久安。但是他们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不自觉地引发了中国从防务现代化向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 的社会整体，例如，军事工业必须以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基础，而后两者又必须以铁路、交通与开矿业的相应发展为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必须通过发展现代的教育和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才有可能，为了走某一步就必须走与此相关联的另一步。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做成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努力，实际上做成了什么。

实际上，洋务运动所凭依的传统的相当简陋的体制，是适应中古式的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整合要求而形成的，从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角度认识，洋务运动中确实暴露出严重的腐败、浪费、低效率等种种弊端，这些消极现象与传统集权体制缺乏对新产生的功能的弹性与适应性有关。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运用国家的力量，强制地高度集中有限的稀缺资源以保证某些特殊部类的工业（例如军事工业）的迅速增长，只有以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效率为条件。而西方工业的发展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在社会分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社会内部的自主的个体之间的充分竞争才得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因此，不能以西方原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洋务运动的经济效率水平。另外，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为突发的工业发展的要求提供合适的专业人才，这就使得低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从洋务运动时期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的情况来看，除了太平天国起义阵营这种体制外的农民造反势力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相当的威胁之外，在体制内部，一般士绅与庶民百姓仍然在政治上认同这一政权。在士绅知识分子与统治精英之间，在通过自强运动来实现增强国力的目标上，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认同分裂。

从清末洋务运动的权力资源的分配上来看，在最高决策者、上层以满清贵族为主的务实派（恭亲王奕、文祥） 与以汉族士绅为主的地方督抚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共生关系，这种权力结构对于洋务运动在既存体制内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致受到后来戊戌变法那样的严重挑战，显然与这种权力结构有关。

在“同治中兴”到光绪中期的二三十年中，列强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被双方认同的新的交往模式，相对以后的事态突变而言，外部危机并没有使中国执政者与士绅阶级认为迫在眉睫。 新型的精英人才并没有大量出现，原有的体制并没有承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体制内的政治冲突并不严重。传统帝国的中心象征 （即官学化的儒家意识形态） 通过洋务派“中体西用”这种折中主义式的新的诠释，其世俗化程度已经有所提高，并仍然是政治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之间形成政治共识的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与日本分权制的传统政体相比，中国对付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远不如日本，中国向更富有弹性和适应性的体制转变的过程更为艰难缓慢，但只要假以时日，中国通过“洋务模式”来逐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更为现代的社会的缓慢转变，从理论上看仍然是可行的。

换言之，从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中心象征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政治认同程度、政治参与对体制的压力、现行政治程序的有效性这些考量传统政体的集权现代化的可操作性的基本变量来看，如果给予洋务运动以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变，清王朝将经由自我转变而演变为“开明专制”。这种新型的权威政体，使中国可以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