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非常明确的“放水”年,2008年放水通胀一下破了8%,今年不是这个情况,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双降,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1%,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2.7%。
这应该说很反常,因为货币供应在增加,而且很确定。
2024 年 9 月加发了12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财政赤字率计划目标提升到4%,为什么消费市场没做出积极的反应?
同样是放水,2008年放水当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9%,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这个历史的比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原因是什么?因为遭遇到的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2008年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外部环境非常友好,林毅夫式的凯恩主义,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带来了短期效应,但也引起了长期的系统性问题; 2025年的根本问题是内需不足,林毅夫式的凯恩主义结束了,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关税战的影响长远而深刻,降低了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叠加了。
这种局面下为了计划目标的确定性,继续通过投资拉动阻止经济衰退,就会复制2024年的经济指数,GDP增速上升,消费者价格指数降低,深陷通缩的螺旋下降。
所以,张维迎说得对,不能再继续为了GDP而GDP。
进一步说,GDP的增速反映的是生产总量,是国家意志的投入,它的直接好处是带动生产性需求,扩大财政税基,由于投资是以特定的所有制为锚定,从而诠释了理直气壮发展国企的政治经济学目标,重建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必须解决投资效率递减的老问题,解决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良性循环问题,因为85%的就业在民企,弱化民企权重,意味着降低了居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一旦陷入塔西陀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不可逆的,这就是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底层逻辑。
如果失去了预期会是什么反应?
修复将是长期任务,而在一个缺少预期的市场环境中,放水也刺激不起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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