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七人临时合唱队灌制首版唱片，今天还能听到“广普”“破绽”

百代唱片《义勇军进行曲》早期版。

1.顾梦鹤，1904年生于广州。192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从事美术及话剧活动，曾参加田汉组织的南国社。　2.盛家伦，原籍广东中山，1911年生于湖北武汉，1928年就读于文华大学，1935年与吕骥、沙梅等学者在上海组织业余合唱团，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图为20世纪30年代，盛家伦(左)与冼星海在延安。　 3.司徒慧敏，原名司徒柱，广东开平赤坎镇人，1910年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曾留学日本。图为1935年，司徒慧敏(右)和家人。　4.郑君里，原名郑千里，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91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进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1932年进入联华影片公司做演员。

1935年4月15日清晨，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从上海坐邮船前往日本，好友郑君里等人悄悄目送他远行。大约在4月末5月初，聂耳把电影《风云儿女》的歌谱完成稿《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给司徒慧敏。5月24日，该电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首与时代民众产生共鸣的歌曲由此传唱开来。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灌制在上海百代公司完成，除了国人熟知的“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其创作还隐藏着广东人的身影:摄制上述电影的电通影片公司“灵魂人物”司徒慧敏是广东开平人；电影主要演员之一的顾梦鹤生于广州；与两人参与该曲首版唱片灌制的郑君里、盛家伦原籍为广东中山。

今年是《义勇军进行曲》发表90周年。南都、N视频记者从史料文献里爬梳剔抉，寻找这首诞生于上海的救亡歌的广东缘分和声声回响。

作词

　　田汉将歌词写在或是香烟包装纸背面或是剧本末页

20世纪50年代末，田汉在《中国电影》杂志上连载多篇文章，追怀影事。那是20多年前，位于上海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了影片《桃李劫》，他以“陈瑜”为笔名给影片写了一首主题歌《毕业歌》——同样“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由于这家公司跟党有很深的关系，在一次会谈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那是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的，写知识分子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田汉说，他交出故事不久就被捕了，电影台本由夏衍接手。

关于上述电影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细节、写于何处，多年以后田汉坦承“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模糊了”。

有学者分析，田汉在被捕前的时刻，手边唯有一片香烟包装纸，于是将歌词记录在包装纸的背面。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其以夏衍等人的回忆为依据，认为田汉将歌词写在剧本的末页。

不论如何，歌词交到了聂耳手上。这位年轻人当时虽然仅二十出头，却早已凭《毕业歌》声名远播。“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谱曲

　　聂耳拿着初稿向不识字的人请教

南都记者查询史料发现，在约请聂耳谱曲的过程中，司徒慧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电影技术专家，被视为电通影片公司“灵魂人物”。

据《百年司徒慧敏》所载，他1910年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受父辈熏陶，又见时代风云激荡，中学便立志参加革命。

1933年秋，他和堂兄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为电影公司提供录音服务。1934年3月，由器材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同年12月，公司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上映。

电通影片公司是左翼电影企业，创作十分艰难。司徒慧敏后来形容“那样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之夜，也如同我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境一样，笼罩在紧张、恐怖之中”。

当司徒慧敏告诉聂耳，希望将《义勇军进行曲》谱写成曲时，聂耳很兴奋。聂耳说，自己生活在暴风雨时代，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军阀战乱的痛苦；他还为祖国的壮丽河山，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所激动。他很有信心地表示，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编曲阶段，聂耳与友人讨论后，将田汉歌词的部分语句做了调整。其中，“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句，田汉原文为“飞机大炮”，被改成“炮火”。

据司徒慧敏回忆，聂耳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拿着初稿去向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中年人、老年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不识字的人请教。“在离开祖国的前夜，还亲自到电通公司荆州路的摄影棚来和我们一同练唱，最后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尽最后的努力去修改。”

1935年4月，由于形势危险，聂耳携初稿匆匆赴日。大约在4月末5月初，他把完成稿从日本寄给司徒慧敏。

灌制

　　最终用最初一次的录音　夹杂着广东口音

1935年5月9日，司徒慧敏、袁牧之、顾梦鹤、郑君里、盛家伦、金山、施超等人，来到上海百代公司的录音棚。

司徒慧敏是首版唱片灌制的亲历者。他介绍了这支只经过几天练习“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的组成人员:“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演《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七个人。”

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唱片在上海已非常普及，形成百代、大中华、上海胜利三家巨头。百代公司制作设备一应俱全、器材先进，在1932年已年产270万张唱片，无疑占据冠军位置。

90年前的声音被这种舶来品记录下来，至今清晰可辨。

首先是男声报幕:“百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演唱开始前，有几个小节特强的小鼓独奏，紧接着奏出军号前奏，引出的歌声像是呐喊和怒吼。

司徒慧敏还透露，当时经过多次电影胶片上的录音，众人一致认为不如最初一次的录音，于是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几十年后忆及此事，他感到一丝抱歉:“今天，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这也说明当时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担当了力不胜任然而勉为其难的事。”

与其说留下“破绽”，不如讲留下“抹不掉的光荣”。

　　上映

　　比起里面的歌曲 电影“不免有些逊色”

1935年5月8日，上海《大美晚报》刊登了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谱。数日内，《申报》等报刊杂志陆续刊登《风云儿女》的上映广告，并介绍影片歌曲。5月24日下午2点半，《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

多年之后，田汉认为，比起里面的歌曲，电影《风云儿女》“不免有些逊色”。后世不少电影史研究者也赞同，歌曲的光芒远超影片本身。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伍春明，曾著书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流行歌曲。他介绍，聂耳把田汉的歌词写成节奏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歌曲旋律除了沿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调式外，还融合了《马赛曲》《国际歌》等名曲的创作方法，大大加强了歌曲的紧张度和战斗性。

伍春明告诉南都记者，《义勇军进行曲》从调式革新、旋律动机、节奏革命等方面皆有其音乐特点，在歌词与音乐的搭配上，“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采用一字一音的朗诵性旋律，拒绝旋律对歌词的美化，直接传递紧迫感，与时代曲“以曲润词”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他总结道，聂耳以时代曲的传播技术(电影配乐)为载体，却颠覆了其内容内核，将个人化的“小资情调”转化为民族救亡的“集体呐喊”，实现艺术突破。《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传播与影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艺术与民族命运深度交融的典范。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也提到，《义勇军进行曲》因与时代合拍、把握了时代的主脉，所以才产生巨大影响。“1935年，日本侵华步伐紧逼、民族矛盾上升，国民政府却压制抗战热潮，这首歌唱出了国民心声。”

传唱

　　记者爱泼斯坦偶然间听到被强烈吸引

在天津，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偶然间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被强烈吸引，认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

南都记者了解到，当时，倡导民众歌咏运动、发起民众歌咏会的刘良模提出“不为唱歌而唱歌，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义勇军进行曲》被灌成唱片发行后，立即成为传唱的重要曲目。

1936年6月，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站在高凳上指挥民众歌咏会及数千群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声名大振。

类似场景数不胜数。“千百个人，一条心，用高昂的声音唱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歌声。”刘良模这样描述。

1940年，他到美国后在纽约组织华侨青年歌唱队，传播中国抗战歌曲，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由此学会《义勇军进行曲》，并唱给美国人听。后来，保罗·罗伯逊和华侨青年歌唱队一起灌制一套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中国歌曲唱片《起来!》。

另据历史学者考证，盛家伦所在的业余合唱团经常组织练唱抗战歌曲和外国进步歌曲，“唱得最多的是聂耳的作品”。不少青年是参加合唱团后才集中接触到苏联歌曲、聂耳及其他左翼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救亡歌曲:“唱啊，练啊，我们这些年轻人火热的心跳荡着，血也沸腾了。”

鼓舞

　　司徒慧敏拍摄抗战粤语片“非常轰动”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鹄沼海岸游泳时不幸溺亡，年仅23岁。

1937年7月7日，中国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义勇军进行曲》不分民族不分阶层、广泛传唱于神州各地时，司徒慧敏转至香港，以电影鼓舞民众抗战，充分利用广东人通晓粤语的长处，通过与粤语电影工作者接触交往，了解到粤语片在当地和海外拥有大量观众，于是积极筹划抗战粤语片的拍摄。他导演的《血溅宝山城》，取材于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长死守宝山城壮烈殉国的真实故事，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该片放映时“非常轰动”，有评论赞其为“粤语片中之太阳”。

在香港期间，司徒慧敏还时常潜回被日军骚扰的故乡，实地拍摄了纪录片《保卫大四邑》等，展现当地抗击侵略者的事迹，用纪录片宣传抗战。

1939年，郑君里从著名影星转身为纪录片导演。郑君里不仅辗转各个战区，负责拍摄反映全面抗战的纪录片《抗战特辑》；他还跨过黄河、长江，从西北走到西南，拍成一部反映少数民族万众一心支持抗战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

1945年，抗战最终取得胜利。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电影《聂耳》公映，导演是郑君里。

回响

　　在复旦大学上演的音乐情景剧重现创作始末

在篇幅很长的导演后记里，郑君里对昔日好友的作品做了如下评价:“《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最后的，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不朽之作。它是应一部影片的需要写的，可是却概括了六亿人民的战斗意志。它是在一个晚上写成的，可是却概括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也概括了聂耳短短一生的创作生活，并成为它的顶峰和结晶。”

去年7月，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公演，再现国歌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群像。

今年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刘海波向南都记者表示，站在民族立场，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心声合拍，才能创作出超越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也是历史给予当下的启迪。

5月8日，“大国之声:永远的国歌——纪念《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主题特展”在上海开幕，展览将持续至9月。1935年《申报》《时报》《大美晚报》发表的词谱原件及复印件，电影《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及1949年10月1日紧急灌制的第一版国歌唱片等珍贵藏品集中亮相。

5月24日，一部重现《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始末的音乐情景剧《励国之歌》在复旦大学相辉堂首演。这部剧除了展现广为人知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的故事，也还原了90年前为了这首歌的诞生，许多文化人做出的努力。

回到1935年。有观众看了《风云儿女》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文末，他说自己更喜欢故事中的一支歌《义勇军进行曲》，感觉歌唱比表演更体现“紧张和悲壮”。他特地把歌词抄录下:“……前进!前进!前进!进!”

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 本版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