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易丨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受《周易》的熏陶、滋养和启悟甚深。晚于王阳明半个多世纪的李贽就指出:“以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那么，阳明心学与《周易》有哪些内在关联？

一、王阳明与《周易》的渊源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官宦世家。明代规定“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周易》等经典的学习当为他日常功课。即便他28岁中进士并在京任职后，仍勤研经典。黄绾曾谈到他:“日事案，夜归必燃镫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镫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足见阳明研读经典花费的工夫，这为他借鉴《周易》等经典筑了基。

还要指出的是，阳明起初名为“云”。祖父后觉不妥，将其改为“守仁”。一般认为，“守仁”是源于《论语·卫灵公》所说“知及之，仁能守之”。但《周易·系辞下传》所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日仁”及“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不仅切合其更名的原委，而且名“守仁”与字“伯安”能相互呼应，自成一系。这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周易》的不解之缘。

二、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的成效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抗疏之事蒙冤入狱。如同历史上遭遇困厄的文王等人一样，他“玩”起了《周易》。“玩”源于“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系辞上》),乃“玩味”“把玩”之意。“義”即伏義氏，代指《周易》。诗句表露的《遁》《蛊》和隐含的《蹇》《蒙》这些卦象都显示他遭遇困境，需遁世避祸。他于是羡慕安贫乐道的颜回。

回首往昔，阳明曾谈道:“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他忘却身陷囹圄，竟经月与囚友林省吾相互探讨切磋《周易》。他对《周易》的笃信、稔熟与沉浸程度可见一斑。当然，他研习《周易》不是简单地为预知吉凶，而更多的是想获取脱困的智慧。诗中“洗心”源于“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系辞上》),有清净内心之意;而“退藏于密”,联系上文“洗心”,陈鼓应先生认为是指"敛伏其体”,有藏匿其身之意。

其后，在赴龙场的漫长途中，他须臾不离《周易》。到龙场后，因地处荒僻，环境恶劣，他于是入僻静的“阳明小洞天”研读《周易》，"日夜端居默澄心精虑”，他后将此洞天称为“玩易窝”，并写下意味深长的《玩易窝记》：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知也，沛兮其若决，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名其窝曰“玩《易》”,而为之说曰:“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盖昔者夫子尝韦编三绝焉。呜呼!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以无大过已夫!

《玩易窝记》蕴含了龙场悟道的观念雏形，即如《年谱》所述:“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冈田武彦认为此“性”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接近”,应指“心性”,即人的内在本性(如孟子所言的“四端”)。若按此讲，“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转向“吾性”与“心”,这就是说“心外无理”,实为"心即理”。于是，他第一项行动就是《年谱》说的“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系辞上》)。冈田武彦为此解说:“用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阳明以类似“反刍”的方式与“五经”相验证，意在表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尽管他称其为“臆说”,但本乎其心，不可多得:“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三、阳明心学观念与《周易》内在关联的印记

第一是“心即理”说。"心即理”说为阳明心学的基石。阳明在回答有关“"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时，他解释道:"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兔为二。”若言“心与理”,则分别为二体。格物穷理，在心外求。在他看来，“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所以他强调“心外无理”。这是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分歧之所在。

《说卦》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赞誉圣人作《周易》的功德。阳明在答复有关“圣人品节”问题时，引用了后半句，并认为“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在另一场合，他又称"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穷理尽性”源自《周易》,宣扬的是儒家理想人格。阳明引用的目的在于修正朱子“格物一穷理”的认知模式。所以，他结合《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将“穷理尽性”由格外在之物，到反求诸心而“诚其意”。他认为:“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陈来教授通过对阳明与朱子的比较指出:“阳明哲学中虽然也称“性是心之体’,心性却不是二物，二者实际是同一的。”阳明效法孔孟"一以贯之”,将心、性、天合而为一。

第二是“知行合一”说。阳明龙场悟道后“吾性自足”。次年，他便开始宣讲“知行合一”说。对于“知”,他在《与陆原静二》信中先引用后化用了《乾·文言》所说的"知至，至之”。原本是指知道要达到的目标就要努力实现，前“至”为名词，后“至”则为动词。而阳明作了“六经我注”的诠释:“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知至”被赋予“良知”内涵，而“至之”被赋予“致良知”的语义,

在《大学问》中，他同样先是引用“《易》言'知至，至之’”,后则将“致知”解释为:“非若后儒所谓扩充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此说不仅破除“先知后行”的习见，实现“知行合一”,而且将狭义的“知”赋予了“良知”的新内涵.

第三是“致良知”说。致良知”说虽然是阳明晚年提出的，但于龙场所著的《五经腾说》其实已显露其端倪，如论及《咸·象》辞:“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

“吾平生所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虽三字，如《系辞上》阳明曾总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针对良知“无方体的，最难捉摸”,他化用《易传》巧答:“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系辞下》言:“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就是说，他所倡导的良知与变易的“道”相契合，人的良知要从具体的事情中体这表明《易传》的思想观念已深入阳明的骨髓，内化为“致良知”说。

阳明何以称“良知”为《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宇宙间阴阳变化、生生不息的首先，精神被《易传》赋予了“性善”之美德，并塑造了君子与大人“进德修业”“成德为行”“自昭明德”“厚德载物”“穷理尽性”“与天地合其德”等种种德行修为。这种道德化的人格理想是阳明一生的追求。大学，即“大人”(君子)之学，这或许就是阳明要写作平生唯一专著《大学问》的缘故。他认为“良知”是本有的天性，所以“良知者，心之本体”。因此，“致良知”可溯源于《易》道。他的言论中常见其踪影：“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等等。

任何创见都不是一朝一夕凭空臆造的，阳明心学也是如此。过往的思想观念往往以“润物无声”的方式“积淀”下来，构成了在不经意间产生某种思维的联结与贯通的条件因素。这些条件因素或直接或间接，或零碎或整一，或清晰或隐晦。从上述疏理王阳明汲取《周易》的观念思维并创立新说的情况看，阳明心学确如李贽所言“从读《易》来”。这是基于一种人文精神及其形态的契合，而非实证科学的验证。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曾有精辟的解读，他认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阳明心学的特点，而且有助于理解笔者的上述疏证,“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这或许是对阳明心学观念与《周易》内在关联的精妙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