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精神启蒙远未完成

1978年那一年，22岁的雷颐在三个身份之间腾挪转换——前3个月，是空军地勤“修飞机”的一名军人；中间6个月，是工人；自9月起，成为一名大学生。对于人生中的这一年，雷颐说他个人成长的版图上有着国家快速行走的足迹。

曾经有过作家梦的他，成为以研究近代史为主题的历史学者，译书、写书、写专栏、写博客、做微信公众号，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将所知所想以及感慨撒向广袤无际的人间。

面对那段历史以及当下，雷颐认为，“精神启蒙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中。”

应该这样，但真的会这样吗？

高考制度恢复第10年，当时的环境给雷颐的感觉是，“好像没有人觉得高考恢复是一件非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步履匆匆地往前走，没有人来得及回顾。”

高考制度恢复第20年，雷颐发现相关主题的文章相继出来，也有零星媒体找他做采访。

高考制度恢复第3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一个叫王利芬的记者以“高考恢复30年”为主题采访了雷颐。那天他说了很多，感慨了很多。

而“高考恢复40年的时候，话题还会这么热”，这个“热”让雷颐意识到，“那段历史并没有过去，它仍是现在生活的一部分。”

高考制度是“文革”中最早被废除的全国性制度。那年雷颐10岁，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正式地上过学，中学毕业后就与同龄人一起下乡。

废除高考制度后产生的矛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直存在，大家也都没有想到会恢复，直到1977年的下半年。

要恢复考试的信息先是传出来了，大家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想真的会这样吗？“突然之间，报纸公布考试的消息了，整个社会很振奋。”雷颐回忆。

雷颐说现在有那么多人对邓小平怀有很深的感情，是有原因的。除了让1977级的考生紧急考试以外，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时间紧，又是计划经济，没有那么多纸张来印考卷，当时很多印厂在印发其他的书，所以要停印其他的书，用那个纸张来印考卷。

“这些实际上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要有一场转变，但是要转到什么程度，大家不知道。”

雷颐插队的村里有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那时大家都佩服他，确实是通过自己考上去的。”村里人一谈起他就是骄傲，那是“一种本能、一种常识，中国人要重视常识。”

渴望去人间

1975年，雷颐从下乡的农村到了部队。他用“修飞机的”形容那段在空军当地勤人员的当兵时光。与下乡时的氛围不一样，当兵时周边大学生比较多，知识氛围浓厚。

1978年是雷颐到部队的第三年。他所在的空军机务部队，当兵第一年的前8个月基本是学习阶段，学习结束后下到一线磨合，第二年才可以独立工作，第三、四年往往是工作经验相对慢慢丰富的时候。家里人给他写信说，高考恢复了。他们知道雷颐一直有考大学的想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

但是部队里不能随意考大学，他要考大学，就得申请复员。但是机务中队的领导不同意，雷颐去找了机务大队（相当于陆军营级）的教导员。这位教导员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雷颐在一次两人共同将电瓶车从就要启动的飞机上拔下来的时候，跟教导员说他想复员考大学。教导员同意他复员，还在电瓶车上写了一个数学公式，雷颐不会，他对雷颐说，“你回去之后还得好好复习。”

复员后的雷颐当了一名车工。车工需要学技术，但他没时间再去学技术，所以白天就拼命干活，晚上好好复习。

复习了4个月，7月份考试。雷颐报名加试外语，并找了一个老师做了辅导。这次英语加试是他第一次碰到有选择题的考卷，乱选了几个，得了14分。分数下来以后，雷颐选择了吉林大学。

选什么专业？他很犹豫。自己对文学、哲学特别感兴趣，但是父亲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不过结合自己的经历，雷颐说他对社会问题更感兴趣。他看过《在人间》《我的大学》，他想成为高尔基那样的小说家。

“但是小说家需要上大学吗？什么专业适合我呢？考古最适合，每天在野外。回来素材都可以写小说。”当时选择考古的人很少，雷颐的分数要差几分，因为当时的考古专业被分在历史的名下，所以雷颐既没学文学、哲学，也没学考古，就学了历史。

如果真如他父亲的希望那样考理工院校，雷颐说他应该会考地质或者石油专业，“并不是对这两个专业感兴趣，而是对这两个专业的工作性质感兴趣，经常要在野外。”他喜欢双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真实、自然。

回首往事，雷颐意识到，“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开始，我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社会的命运，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人的自我设计”被提了出来

上了大学以后，班上最小的同学16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32岁，有过丰富的社会阅历。这并不是个案，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这种情况。

彼时，正值国家拨乱反正时期，那一批的学生尽量多招，一时之下校舍、老师都很紧张。

雷颐所在的宿舍一共住了14个人，“现在人很难想象在一个14个男性的宿舍里，每天白天晚上谈论的都是包产到户、政治改革、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来没人会谈到性、爱、女孩。”

关于爱情的讨论还是因为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那是全国各行各业都讨论的话题。那桩在特殊年代里而生的婚姻，因为社会的变革，两个人要离婚，那么这场离婚到底道德还是不道德？

还有一个争论也特别激烈，起源是潘晓写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人们对于人生的讨论，就是一个人能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力，而这篇文章把“人的自我设计”提出来了。

这让包括雷颐在内的青年学子感到好奇，“人们被压抑得太久了。”他说。

雷颐至今对自己进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感到庆幸。他甚至认为“年轻人最好上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各种你曾经没有接触到的。

比如他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但是高等数学专业的同学会把核心的理论讲给他听。一个经济系的同学，“通过东欧的改革经验意识到，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价格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充满了技术性，这都是实实在在需要脚踏实去做并且推进的。但是这个技术性并不太被当时的青年学子注意，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讨论宏观的大话题，都是“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应该向何处走”。

当时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是全国保有法律专业的仅有的几所学校。一个法律同学说了“无罪推定”，这是雷颐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虽然现在这个词和“犯罪嫌疑人”一样已被普及，但在当时，“它们太罕见了。”

上了大学以后，雷颐说他才明白熏陶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同学、师生之间平等、自由地对话，很多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学到了。一个更综合、立体的人也逐渐形成了。

从前只听说过但从没读过的书，如洪水般地涌进渴望知识与变革的年轻人的世界里。

比如说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后来雷颐与国际学者在一起交流时，对方说存在主义在西方非常热的时候是1950年代，1980年代时已经不再有那么多拥趸了。萨特的两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即你的地狱”，雷颐说，他就是通过这些话，才意识到没有谁来规定你必须是什么样的人，关键是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这个时代人们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才会意识到这样的话有着什么样的启蒙意义。”

那时候波伏娃的《第二性》还没翻译过来。“虽然了解得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种启蒙性。”

2017年5月24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召开颁奖典礼，向白桦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这个消息让雷颐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他用“人们还没有忘记那段历史”来形容这个“应该的奖项”。

“当时整个时代人心振奋，都在想着怎么往前进，人们对于信息也非常敏感。”但毕竟“那是中国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虽然很多思想比不上现在，但是你能看得到变化，一天一个样，虽然有时候变化也是进进退退，但是总体还是往前进的。”

整个1980年代对于雷颐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精神启蒙。这个启蒙是与尊重知识联系起来的，而高考就是在各种元素的排序中把知识、文化放在第一位的制度，“这个时代朝气蓬勃，热情向上，人们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启蒙还未完成

1985年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雷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此之前，凭着在学校里突飞猛进的英语基础，他已经尝试翻译著作，1989年后陆续出版的三本译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成为他个人出版史上最先探路者。

三本译著隔几年间会加印、出版，雷颐说他看到了这个知识领域在中国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不但受到读者的欢迎，作者柯文也喜欢雷颐的翻译。所以当柯文著作的另一个译者林同奇翻译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由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柯文找到雷颐请他校对，同时写序。

读书、写字、传播，对雷颐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工作，时间安排如上世纪80年代对他一样，“充满了自由”。他没有完全安坐于象牙塔，而是随身携带一只功能强大的录音笔，一台跟随自己多年的商务笔记本，从一个人群奔向另一个人群。他通过不同的与大众接轨的渠道和途径，表达他的大众历史观以及对当下的关注。

雷颐写过一篇《背景与错位》，他说就是想研究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怎么应用于东方。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在更深地融入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对待启蒙，怎么对待外来文明、外来文化？这是一种重大课题。”

他研究知识分子群体的困惑，也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史，比如胡适、张申府等，他找资料、翻书籍、做各种寻访，试图从历史的缝隙里将细节打捞出来，再晾晒给现在以及未来的人们。

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对雷颐来说，都是在撒下理性的种子。“历史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实从历史发展而来，历史里的基因或者元素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现实里显示出来。”雷颐说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让近代以来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能给人们以借鉴与启发”，而此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者的使命。他引用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里的一句话说，“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

因此，对最近热议的被称为“女德专家”的演讲，雷颐感到不解，“这么荒诞的话语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市场？有的还是妇联机构和大学邀请？但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观众在鼓掌？这就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

这让他想起1907年温州乐清有一个维新志士，有心在当地办了女学，学校有一副对联：四千年坤纲不开，黑暗狱中窥日月。雷颐觉得这对联写得特别好，110年过去了，但这个社会“还需要一种理性的、启蒙的精神”。

“不过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女性发出声音，说明这么多年来，解放女性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是幸运者，不是代表

雷颐说他们那一批学生被老师们认为是多年来碰到的最优秀、最好的学生，“有社会阅历，愿意读书，也不是死读书。”上学时雷颐特别优秀，本科时发表了论文，研究生也发表了论文，他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也是因为在学生期间发表了论文。

但“我们是千顷地一棵苗，是以我们同代人大量的牺牲为代价的，我们不能代表着一代人。”自己的同龄人，朋友、亲戚中有很多跟他差不多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大学，“他们下乡，回城很晚，找一个最差的工作，可能还会早早下岗。人生因为没有更多的选择而惨淡。”

经常有雷颐这一代人的出众者把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代人的代表，雷颐说他非常反对，“你可能因为在北大荒成了名作家、名演员，但是你没有看到大量的同代人回城后找不到工作，没有地方住。我始终觉得那才是那一代人的真正的命运。我们不能代表他们作为历史。我们是幸运者，而不是代表。”

最近两年，雷颐发现自己的讲座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寻常了，有时他就开玩笑说，如果实在想赚钱，就去讲易经。他在学校时经常去听金景芳讲的《易经》课，“每一个去听课的人都买了一盒火柴，他要摆卦”，也有人对他说，“你就打着金景芳的牌子出去算卦，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信。”

雷颐记得很清楚，当时听易经的学生很少，只是觉得自己对西方哲学感兴趣，那么也要对中国哲学有一点了解。“没想到几十年后，它会这么热。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这是中国这几十年较大的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