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 何以“边疆”

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报》

作者：旷薇，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四所 副所长

历史语境中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边疆”是中华文明传播扩展的前沿地带。

历史早期，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含义。“中国”从西周京畿地区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再到四境荒蛮之地逐渐融入华夏版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中华文明如同年轮般向外扩展，边疆地区逐渐融入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大家庭，成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其历史变迁深刻映射着边疆治理的智慧演进。本文选取唐、宋、清、近现代四个历史截面，展现“中国”和“边疆”“华夷”观念的演变以及边疆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

唐朝：

“华夷一家”观念与边疆羁縻体制

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本就有胡人血统，被突厥人尊为“天可汗”，兼具汉族皇帝与草原领袖的威望，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并在“华夷一家”的观念下建立了“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体系。

在唐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都督府与都护府扮演着重要角色。

都护府掌握军政大权，官员由朝廷任命。贞观十九年，玄奘法师西行多年回国后，发现老朋友麴文泰的高昌国已经灭国，唐太宗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管辖范围曾一度达到葱岭以西乃至波斯。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当时亦属大唐领土。

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图例。 图片来源：《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

都督府是唐代地方军政机构，性质属于高层军政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部族首领为世袭的都督、刺史，每年向朝廷缴纳岁贡，实质上是独立的小王国。唐代荔枝便是岭南土贡，杜牧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羁縻（jī mí ）州县是中央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特殊行政单位，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刺史、县令。经济上以自治为主，不用给户部交税；文化上加强融合，同时也充分发挥册封制度的政治纽带作用。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逐渐掌控边疆军、政、财大权，边镇节度使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藩镇割据”格局。这一转变虽削弱了中央集权，但也催生了边疆军事与行政合一的治理模式，为宋代“路—军”体系埋下了伏笔。

宋代：

“中华正统”观念与渐趋军事化的边疆治理

宋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边疆地区战火不断、关系紧张，更加凸显“华夷之辨”的重要性。宋朝主张中原王朝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边疆治理逐渐从羁縻体制转向军事化。

宋代边疆羁縻州县制逐渐衰落。宋代没能收复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仅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延续使用羁縻州县制，主要位于当今的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省份。与唐代相仿，少数民族首领的知州、知县等职务是世袭的，名义上接受朝廷封赏，实则掌控着司法、赋税大权。随着北方游牧民族持续施压，宋朝收缩边疆控制，部分土司势力渐成割据。

宋代在边疆设“军”作为军事重镇。在辽、西夏威胁下，北宋在河北设置“河北四路”，形成“军管区”与“民政区”并行的格局，驻扎数十万边防部队，在军事防御、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京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代：

“满蒙汉一体”观念与边疆多元治理

为强化全国统一，清朝宣传满蒙汉一体，在边疆地区用多种方式加强统一治理，让边疆与内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晚清面对英、俄、日等列强的领土侵略，清政府加强了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边疆和国界线的重视。边疆不仅是与内陆同等的统一行政单元，更是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的前沿地带。

结合军事管制与部落自治，清廷在漠南、漠北、漠西的蒙古地区设立盟旗制度，既巩固边疆又维系满蒙联盟。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后，出身于科尔沁部，属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管辖。今天的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这三个地级“盟”行政建制便是六盟的历史遗产。

兴安盟 （图片来源：作者）

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图片来源：作者）

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雍正至乾隆年间，清政府废除土司世袭制度，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任命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管理。明太祖朱元璋赐汉姓“木”的丽江木氏土司，传承22代。雍正年间，丽江改为由“流官”治理。行政区划的变迁，实现了西南边疆与内陆政治制度的一体化，汉族人口大量迁入，促进了经济交流与文化繁荣。

逐步推进边疆地区行省化。晚清设立23个省及特殊政区，将边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改为省，并设新疆省、台湾省，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架构，使边疆地区与内陆地区在行政、经济和文化上实现整合。在边疆地区设立行省，对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意义重大，清末至民国时期战乱频发，边疆民众对中国和省级行政单元的地域认同超越了对各自民族的认同。

清代疆域版图扩展，通过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制度设计，清廷将边疆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有效巩固了国家“大一统”疆域格局。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朝近现代的国界意识和国家疆土观念快速强化。即使晚清以后内忧外患加剧，清廷依然竭力维护国家疆域版图的完整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收复新疆 （图片来源：网络）

近现代：

“中华民族”与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

在军舰、大炮的侵袭下，晚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只是地球上众多国家之一。晚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清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构建很重要，梁启超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经过艰巨努力，中国建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现代国家，并且通过行政区划改革，将边疆治理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边疆地区逐渐成为统一行政体制下民族自治的开放前沿。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进行边疆划界与自治尝试，在边疆设“特别行政区”，1929年设蒙藏委员会负责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巩固边疆，民国政府还增设察哈尔、热河、绥远等省级行政区。

新中国建立民族自治区与边境县体系。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比新中国成立时间还早两年。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广西、宁夏、西藏四个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同时，国家划定140个边境县，给予特殊政策。

“边疆”是我国领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56个民族、数千万人民的美好家园。国家安全和中国式现代化都离不开边疆地区的团结稳定和共同富裕。在“华夷一家”“中华正统”“满蒙汉一体”“中华民族是一个”等观念的演进下，边疆地区从“蛮夷之地”到“统一整体”，形成了多民族融合格局。边疆治理的每一次跃升，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图片来源：中华民族园（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网站

编辑/排版｜王淑芸

封面图/图片｜红其拉甫口岸 由作者提供

供稿｜清华同衡 总体发展研究和规划分院 总体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