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三】朱辉军｜“别人生活的自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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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基层创作得失谈之三

“别人生活的自我化”

北京｜朱辉军

让基层作者经常困惑、迷茫的是：把自己亲历的生活及感受写完之后，不知再写些什么好。

于是将眼光转向“别人的生活”。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世界著名作家，甚至认为“生活在别处”。其同名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雅罗米尔的成长经历，探讨了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昆德拉认为，人们往往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总是向往着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于别处的生活。昆德拉完全忽略“此处”的生活，一心向往“别处”，其实也是找不到生活的真谛的。但对别处别人生活的憧憬，却始终存在于许多人（包括作家）心中。

那么，要写我们并不熟悉，甚至不太了解的“别人的生活”，我们还能得心应手吗？

这就需要将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结合起来。我提出的“别人生活的自我化”，要义即在此。

把别人的生活自我化，如何在创作中具体去操作？

果戈里创作《外套》，十分鲜活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位来自乌克兰的青年作家特别钦佩普希金，而普希金也经常把自己的创意和构思分享给他。有一次，果戈里听普希金讲起一个悲惨故事，说有个小公务员因遗失了猎枪居然郁郁而死。曾做过多年小公务员的果戈里，听后大受触动和启发。他把这个“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对关键环节做了“改写”，把猎枪改成外套，又把外套变成与权贵冲突的象征，从而赋予这个故事以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人性内涵。《外套》由此成为传世经典。所以，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把别人的生活经验，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然后，“从血管里流出的就都是血”。

在这里，果戈里基本上是主动向外寻找素材。但我们经常会被要求、被鼓励去表现别人的生活。被动地去进行创作，写好的难度更大。

其实，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南唐画家顾闳中就受后主李煜委托，潜入韩熙载府中，记录下他的夜宴场景。这就是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

南唐重臣韩熙载的政治立场，让后主李煜很是狐疑。听说他常在家中举办奢靡夜宴，便派遣宫廷画家顾闳中与周文矩潜入韩府，躲在屏风后面窥视。作为李煜派遣的“特工”，顾闳中必须如实地记下夜宴的场景。于是他通过目识心记的默画方式，将夜宴全过程分为五个场景（琵琶独奏、六幺观舞、宴间休憩、管乐合奏和宾客散归）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其精确程度，从韩熙载击鼓时因用力而张开脚趾的描绘中可见一斑。

尽管我们现在无从了解顾闳中对韩熙载的态度，但通过顾闳中的描绘，可以看出他对韩熙载抱有‌隐晦的同情。在顾闳中笔下，韩熙载被置于宴乐核心，但其眉间始终带着愁绪。尤其在“宴间休憩”场景中垂目沉思的姿态，与周围的欢愉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就很有意思了！韩熙载到底有什么心思，李煜等显然放心不下。顾闳中虽然是忠实记录，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体谅这位重臣的。于是他用自己的描绘，暗示其是借纵情声色来掩饰内心的苦闷。李煜本欲通过这次探底，来确认韩熙载是否有谋逆倾向，但此画让他一块石头落了地。

约五百年后的1495年，在米兰，达·芬奇也受托绘制另一场“晚宴”，这就是《最后的晚餐》。

此前已有多位著名画家画过这一场景。达·芬奇如何超越他们呢？为此他在米兰大街小巷中不断观察，甚至深入到监狱里去观察罪犯，最后才将耶稣与十二门徒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幅作品因此也将之前的那些作品远远地甩出了好几条街。

‌在刻画叛徒犹大的形象时，达·芬奇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也是之前的画家失败的原因。恰好在创作后期，圣玛利亚修道院院长因工期延误，向米兰大公控告达·芬奇游手好闲、玩忽职守。正苦思冥想的达·芬奇深感屈辱，与之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好，那个内心龌龊的犹大有了一个现成的原型——修道院院长！

并不是达·芬奇因愤怒而歪曲了他的形象，那厮贪婪又吝啬，居然连修道士的伙食费用都要克扣，引起修道院上上下下都深为不满。达·芬奇把自己的不满、愤慨也汇入其中。画中犹大紧攥钱袋的细节，众人看后，不正是守财奴院长的再现吗？当然，达·芬奇还以之为原型，做了许多巧妙的艺术处理。之前的画家常将犹大孤立于餐桌对面，通过取消圣光或附加负面符号（如头顶魔鬼）直接标识其叛徒身份。达·芬奇则打破这种简单化处理，把犹大与其他门徒同坐一排。他虽与彼得共处一组，却呈现出矛盾姿态。相比其他门徒惊诧的肢体表达，犹大刻意压抑的神情更具戏剧张力：他右手紧握钱袋（象征30银币的出卖报酬），左手碰倒盐罐（西方文化中预示厄运）。紧蹙的眉头与下垂的眼睑显示出内心挣扎，嘴角轻微抽搐泄露了恐惧与愧疚——这些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全拜修大道院长“所赐”，达·芬奇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由这两幅名画的成功经验看，即使是受委派进行创作，如果能将被表现的对象与自己的观察、体悟、心态等深入结合起来，也可以获得与表现自我一样的真实真切的艺术效果。

“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类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深入”的是“人民的生活”，而且最好是当代人民的生活。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完全是从搜集创作素材着眼的，而是从作家的立场态度转变考虑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是到了当代社会不需要了呢？还是需要。躲在“亭子间”里，或者混迹“灯红酒绿”间，是不可能与人民群众的心灵相通的。

自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人民的生活”也并不都是“火热的”、积极向上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里，“小农意识”弥漫，落后、愚昧现象并未根除；城市高楼与巷陌中，“市侩主义”依旧盛行，虚伪、算计还翻出了新花样。因此，作为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作家艺术家，对此依然要进行批评，要加以引导。而要做好这一启蒙角色，也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你在他们外面，如何能有效引导和帮助呢？

真正走进人民的生活，不仅是“身入”，而且要“心入”。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获得丰富鲜活的素材，并将它们转化为能够引发共鸣的艺术形象。

因此作家艺术家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不要局限于书斋或工作室，而是主动融入各种场景，比如农村、工厂、社区、学校等，去接触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徐则臣不深入“外卖员”的生活，是断不可能在《北上》中把华子的喜怒哀乐写得如此酣畅淋漓、感人至深的。

也要留意日常生活。胡风曾提出“到处有生活”。在《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中胡风指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强调人在当下的存在感和参与感，鼓励作家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创造价值。在这一点上胡风是十分正确的，当然不能走极端，走极端就会出现偏向。于胡风而言，他应该认识到，生活其实并不是同质的，更非等价的。但生活的各个部分确实是有机联系着的，不能机械切割。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亮点，需要作家艺术家保持好奇心与敏感度。许多看似平凡的小事，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创作潜力。因此要对周围的世界始终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善于发现别人忽略的细节。一个眼神、一句乡音、一片落叶、一抹晚霞，都有可能成为灵感的火花。

将别人的生活自我化，也可能堕入泥淖。对此也要有清醒认识。

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冲破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崔莺莺，就让元稹给庸俗化了，与王实甫在《西厢记》的艺术处理一比，就高下立判。我们不一定都有“小人之心”，但在许多先贤先哲面前，我们不免会自惭形秽。所以这里我想引入另一个重要问题：作家“自己的生活”不宜太舒适安逸。

想到这个问题，是重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后的感悟。司马迁刻骨铭心地体悟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些“精神偶像”，都是历尽苦难而终成大器的。缩在“象牙塔”或沉溺于“温柔之乡”中，是不可能有出息的。

难道说，为了创作，就得让作家去“自讨苦吃”么，作家就不能享受安乐幸福的生活吗？也不能这么偏激，不能这么看问题。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作家当然也应享有。但是，作家毕竟不是普通人，至少要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吧？所以，基于这一考量，作家也要走出去，走向广阔而变化的天地。

从自己的生活中走出来，就可以从更高的境界去打量生活。除了提高思想意识水平等之外，拿“别人的生活”做参照和借鉴也是十分必要的。

往深里说，儒家提出成圣、道家修炼成仙、释家追求成佛，都是想把自己改造成高于自己的“别人”，自然也就要体验、经历这些“别人的生活”。所以，在“自我”与“别人”的互动互促中，我们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对于创作有益，对于我们的人生也大有裨益。

作家档案

朱辉军，1961年7月生，湖南籍。共和国第一代文学硕士，资深编审，著名文艺评论家。

2000年2月至2014年2月，先后任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历任公社经营管理干事，县委党校办公室负责人，《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文联研究室期刊处、宣传处处长。曾兼任《中国文艺家》杂志社社长、总编等。

著有《艺术创造主体论》（1988）等10余部；发表各类文章逾千篇。获得各种奖项百余次。其中《沿着马列的足迹——文艺的科学阐释与中国贡献》（2018、2019）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先后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主讲“马列文论”；担任“鲁迅文学奖”、“金鹰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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